史铁生 最后的聚会

　　“如果你心有不甘，愤怒，贪婪，害怕迷茫……那就去读一下史铁生吧”(一位读者)

　　本刊记者  刘珏欣   发自北京

　　“米黄色的裤子，咖啡色的条绒夹克，戴着手套的双手就像插在口袋了。戴着棒球帽，脚下是永远不沾地的皮鞋。”这是史铁生延续多年的招牌打扮。在老朋友老邻居王耀平眼里，这代表“铁哥”的文学青年范儿。

　　这一次，史铁生仍穿着这些，平躺在朝阳医院的临时手推板床上，呼吸渐渐微弱。下午，史铁生做完例行透析，回家后突发脑溢血。

　　晚上九点多，老朋友、宣武医院神经外科及介入放射诊断治疗中心主任凌锋赶来，轻轻翻开史铁生的眼皮，发现瞳孔已经渐渐放大。凌锋感叹：“他的角膜真亮啊！”

　　这片不大的急诊区里，挤挤挨挨排了几十张病床，躺满了人，打针送药，进进出出，闹哄哄的。凌锋联系把史铁生转到宣武医院的重症监护室单间，一个安静些的环境。作了十几年朋友，史铁生让医生凌锋明白，病人需要的，不仅有生，还有有尊严的死。对史铁生来说，有尊严的死意味着，不要“浑身插满各种管子”，靠它们维持生命是比死更可怕的侮辱和刑罚。

　　史夫人陈希米签了停止治疗的同意书，还要签一叠器官捐献同意书。病了几十年的史铁生，想死后切开腰椎，看看那里到底出过什么事。

　　陈希米问凌锋，他这脊髓和脑有研究价值吗？凌锋说：太有了。还有那亮亮的角膜，凌锋问能捐吗？陈希米忙点头：“可以，可以，完全可以。”史铁生讲过，把能用的器官都捐了。

　　天津红十字会的人赶来，他们协调整个华北地区的人体器官捐献。凌锋说，2010年，这么大的华北地区，只有5个人捐过，史铁生是第5个。

　　史铁生昏迷着，身子因脑溢血微微颤动。陈希米扶着他的头，像平常在家里一样，淡淡地说：“没事了”，“你别动。”旁边懂医的人劝她：别弄了，他没有意识了。陈希米没听到一样，继续扶着说。

　　过一会儿，她起身去旁边病房办捐献器官手续。刚一走，史铁生全身挣扎，心电图立刻乱了。朋友何东赶紧去找陈希米，她回来一弄，好了。再去，史铁生又闹。最后只好把手续拿到病床旁边办，史铁生安安静静了。

　　“这事情，你医学能解释吗？他俩之间，肯定有一个灵魂交流的世界。”何东说。

　　2010年12月31日3时46分，史铁生在武警总医院停止了心跳呼吸，表情轻柔而安祥，“像睡着了一样”。还有4天，他就60岁了。

　　所有医护人员走向他，三鞠躬。

　　开始肝脏移植手术，飞驰运往天津。

　　“好像把史铁生的生命传递给了另外一个人。”凌峰说。

　　9个小时后，史铁生的肝脏在另一人的身体里苏醒。

　　没有太阳的角落

　　我生于1951年1月4日。这是一个传说，不过是一个传说。是我从奶奶那儿，从母亲和父亲那儿，听来的一个传说。

　　奶奶说：生你的那天下着大雪，那雪下得叫大，没见过那么大的雪。

　　母亲说：你生下来可真瘦，护士抱给我看，哪儿来的这么个小东西一层黑皮包着骨头？你是从哪儿来的？生你的时候天快亮了，窗户发白了。

　　父亲便翻开日历，教给我：这是年。这是月。这是日。这一天，对啦，这一天就是你的生日。

　　不过，1951年1月4日对我来说是一片空白，是零，是完全的虚无，是我从虚无中醒来听到的一个传说，对于我甚至就像一个谣言。‘在还没有你的时候这个世界已经存在了很久’——这不过是在有了我的时候我所听到的一个传说。‘在没有了你的时候这个世界还要存在很久’——这不过是在还有我的时候我被要求接受的一种猜想。

　　——《务虚笔记》

　　史家这一辈的男性名字中都有一个“铁”字。因为史铁生的第一位堂兄出生时，有位粗通阴阳的亲戚算得这一年五行缺铁。

　　堂兄弟们都健康平安，只有史铁生终究还是缺铁，“每日口服针注”。他有点庆幸父母在“铁”后选择了“生”字，也许不经意，却“像是我屡病不死的保佑”。

　　18岁时，史铁生从清华附中毕业，去陕北插队。这个家庭出身不红不黑的少年，看着大家都去，有些兴奋地以为这是一次壮大的旅游或探险。若干年后他说：“那是对个人选择的强制，……是一次信仰的灾难。”

　　干3个月农活后，他因腰腿疼痛回北京治疗。两个月没诊断出大毛病，也不疼了，于是又去陕北。队里照顾他，安排给他喂牛的活儿。

　　放牛不算重活，但因耗时而辛苦。有时候，史铁生帮村民漆画箱子，换人家去帮他放牛，还能换一顿杂面吃。渐渐有人拿他画的箱子去集市上出售，队干部认为这助长资本主义倾向，不让史铁生再画了。

　　1971年夏末，一次放牛遇到暴雨冰雹，史铁生再次病倒，高烧，腰腿一天比一天疼。同去插队的校友老李记得，此时的史铁生脾气火爆，远不像后来那样淡然，他跟医生大吼：你不治好我，我拿菜刀劈了你。三十多年后，老李再回插队的地方，那医生已经不记得史铁生的长相，却还记得这句狠话。

　　史铁生又一次回到北京，自己一步一步走进友谊医院。一年多后，离开医院时，下肢彻底瘫痪，只能由爸爸用轮椅推着回家。此时，他21岁。

　　他整天用目光在病房的天花板上写两个字：一个是“瘤”，大夫说是肿瘤就比较好办；一个是“死”，他想不是肿瘤就死了吧，也比坐轮椅好。有人劝他：要乐观些，你看生活多么美好。他心里说：玩儿去吧，病又没得在你身上，你有什么不乐观的？

　　史铁生的脾气变得暴怒无常，会突然砸碎面前的玻璃，或猛地把手边的东西摔向墙壁。他在地坛的老墙下，双手合十，祈求神明。古园寂静，神明不为所动。

　　老李记得，从发病到截瘫，史铁生自杀过3次，因电灯短路而活了下来。

　　1974年，史铁生拿出当年画箱子的本事，在街道工厂找到一份临时工作——在木箱或鸭蛋上画仕女，有时候是山水，卖给外国人。没有公费医疗和劳保，他只是摇着轮椅拐进少为人知的小巷，和大爷大妈们一起挣些糊口钱，每月15元，一干就是7年。

　　纸笔碰撞开一条路

　　发烧了，才知道不发烧的日子多么清爽。咳嗽了，才体会不咳嗽的嗓子多么安详。刚坐上轮椅时，我老想，不能直立行走岂非把人的特点搞丢了？便觉天昏地暗。等到又生出褥疮，一连数日只能歪七扭八地躺着，才看见端坐的日子其实多么晴朗。后来又患“尿毒症”，经常昏昏然不能思想，就更加怀恋起往日时光。终于醒悟：其实每时每刻我们都是幸运的，因为任何灾难的前面都可能再加一个“更”字。

　　——《病隙碎笔》 

　　2011年1月2日，熙攘的雍和宫大街上，一个小小的院门淹在一排香火店中。紧挨院门的小店“福缘”门口，有人喊着：“姑娘，来算一卦，你一辈子都忘不了。”“小伙子，你别不信。”突然，他脱下生意人的面孔，凑过来，成了街坊的样子：“你是来找史铁生的吧。看，他原来就住这间房。”

　　这间临街的青砖小平房，以前屋门向院里，现在改成向外，租出去成了香火店，这天没有开门。

　　很多年前，轮椅上的史铁生就从这里摇出家门，摇过只容一人的大杂院窄道，摇去不远处的地坛。那时的地坛荒芜冷落，如同一片野地。史铁生说：“在人口密聚的城市里，有这样一个宁静的去处，像是上帝的苦心安排。”

　　史铁生的车轮压过地坛的每一米草地。他带着书，读一段，摇一段，有想法了马上停下，摇着走时可能又有更好的想法。他渐渐带上了本子和笔，到园子的角落偷偷地写文章。有人走过来，就把本子合上，笔叼嘴里，怕写不成反落尴尬。

　　1979年，在西北大学中文系办的刊物《希望》上，史铁生第一次发表小说《爱情的命运》，开始用纸笔在报刊上碰撞开一条路。此时，他也终于落实了病残知青的优待政策，有了公费医疗和民政部门给的每月60块生活费。

　　生活刚刚展露一点欢颜，要命的尿毒症又来了。体力不支让史铁生辞去街道工厂的临时工作，呆在家中写作。

　　“起落架(两条腿)和发动机(两个肾)一起失灵。”史铁生这样说。

　　朋友徐晓记得，史铁生刚得病时被人嘲笑，恨得想抱着炸药包冲过去，和他们同归于尽；几年后，再有人嘲笑，他有的不再是恨，而是怜悯。“提起他的境遇，人们往往会想到一个夹着纸烟，闷闷不乐、敏感而又古怪的形象。但是，这种形象不属于他。只要见过他笑的人，就绝不会认为我的话有丝毫的夸张——他笑起来小眼睛眯成一条缝，有时还透着几分孩子般的狡猾，像是对某个恶作剧彼此心照不宣似的——你绝不可能在他那个年龄的其他作家的脸上看到那么单纯而又灿烂的笑。 ”

　　1983年，史铁生的小说《我的遥远的清平湾》获得该年度“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全国十几家媒体拥到他家，他愁得不知如何躲。最后在门上贴字条：“史铁生一听有人管他叫老师就睡觉；史铁生目前健康状况极糟，谈话时间一长就气短，一气短就发烧、失眠，一发烧、失眠就离死不远；史铁生还想多活几年，看看共产主义的好日子。”但人真的上门来，他又常常不好意思说“不”字了。

　　残疾有可能是这个世界的本质

　　我一连几小时专心致志地想关于死的事，也以同样的耐心和方式想过我为什么要出生。这样想了好几年，最后事情终于弄明白了：一个人，出生了，这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而只是上帝交给他的一个事实；上帝在交给我们这件事实的时候，已经顺便保证了它的结果，所以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

　　——《我与地坛》

　　在王府井书店的角落，何东看见史铁生一本装帧简陋的白皮小书《我21岁那年》。21岁，史铁生开始腿瘫，他写自己是怎么面对的。以硬朗著称的主持人何东在书店里一边看，一边哭。

　　何东一直觉得这世界没什么事情应付不了，最多一死。但当父亲得了癌症，医生宣布一点办法没有，他崩溃了。那些以前看的书，教人刚强的、有意志力的，这会儿全没用了。“我一个念书的人，六神无主，就去医院旁边的书店翻，看有什么书，能解决我这个问题，每天去，每天去，非常失望。很少有书教人救自己，让人内心能面对自己，没有。”直到碰见那本史铁生的小书。

　　何东又找史铁生的名篇《我与地坛》来看：“它告诉我，除了一个现实的世界，还有一个灵魂的世界。”

　　父亲1995年过世后，何东第一次去史铁生家找他，碰到一个香港记者在采访。记者问：“您的专业就是在家写作吧？”史铁生说：“不是，我的专业是在家生病，我业余写作。”

　　生病越来越成专业了，透析开始，占走一星期3天和越来越多的力气。剩下的4天，每天也就能写两三个小时。即使这样，史铁生在4年里写出了十几万字的《病隙碎笔》。

　　每天早上9点多，史铁生摇着轮椅到院子的西面，对着一棵玉兰树静静看书。如果是冬天，就摇到院外墙根，只有那里有太阳。如果是夏天，常有幼儿园的孩子来院子里绕一圈。不时有邻居过来打个招呼，或聊两句。对史铁生来说，这是和透析一样重要的透气时间。

　　他已经不是那个要拿菜刀劈医生的史铁生了，在送给朋友陈村的书上，他写道：“看来，残疾有可能是这个世界的本质。”他说：“人所不能者，即是限制，即是残疾。”

　　史铁生爱看体育比赛，尤其是跑步和足球。最爱刘易斯，说愿意不惜一切代价，下辈子有个像他一样健美的躯体。直到刘易斯在奥运会上输给约翰逊，史铁生明白：“上帝在所有人的欲望前面设下永恒的距离，公平地给每一个人以局限。如果不能在超越自我局限的无尽路途上去理解幸福，那么史铁生的不能跑与刘易斯的不能跑得更快就完全等同，都是沮丧与痛苦的根源。”

　　朋友们都爱找史铁生聊天。“其实他也没说什么，好像很平常的话，很幽默。比如我去他家，他笑着说你脸上怎么轱辘轱辘的，我回去就会想，我怎么轱辘轱辘了，我天天弄这么忙，犯得上吗？去他家，好像有去教堂或者寺庙的感觉。”何东说。

　　节日已经来临

　　最后的练习是沿悬崖行走/ 梦里我听见，灵魂/像一只飞虻/在窗户那儿嗡嗡作响/在颤动的阳光里，边舞边唱/眺望即是回忆 

　　谁说我没有死过？/ 出生以前，太阳已无数次起落/悠久的时光被悠久的虚无/ 吞并，又以我生日的名义/卷土重来 

　　午后，如果阳光静寂/你是否能听出，往日/已归去哪里/在光的前端或思之极处/时间被忽略的存在中/生死同一。

　　——《最后的练习》

　　没有哀乐，没有花圈，没有挽联……60根红烛绕成一圈，外面围着红网，一支支红玫瑰别住一张张祝福的卡片，写着：“铁生，生日快乐！”“一路走好！”

　　1月4日，史铁生60岁生日。“与铁生最后的聚会”在北京798时态空间画廊举行。高大的拱顶下，几百人给史铁生过生日。

　　两天前，史铁生遗体在北京八宝山火化，同样没有哀乐和花圈，朋友们把鲜花撒在史铁生身上。

　　此时，陈希米裹着粉色大披巾，戴上红围巾。彩色的水钻花朵型发夹，把头发高高别起。她微笑着讲，最喜欢朋友聚会的史铁生，这次终于不用因身体支持不住先撤了。“他这次有的是时间和力气，和我们尽兴。”发给朋友的邀请短信上，陈希米要求大家一不带花圈、挽联，二可带漂亮鲜花，三要穿漂亮衣服。

　　张海迪穿着漂亮的玫红大衣和修身靴子来了，带着60朵红玫瑰扎成的心型花束。铁凝带着一大篮红透的樱桃，去年见面时，史铁生孩子气地举着樱桃说，这个我爱吃。还有人带来了超大的生日蛋糕，上面用奶油画着大大的“60”和“铁生走好”。

　　屏幕上放起了史铁生自己拍的视频：陈希米在院子里拄着单拐，系着彩色围巾。史铁生说“往上走，一直往上走”，“绕回来”，像导演一样。陈希米转回头，眼睛笑得弯弯的，拐杖和围巾一起跳起来，像飞一样。

　　史铁生最喜欢的外甥小水走上台，声调安稳柔和，讲他小时和舅舅的一次次谈话，讲他因舅舅的影响从数学系转到中文系。

　　“不用悲伤，他已经说过很多次，这是他的节日。”22岁的小水，平静地念起了舅舅的诗——

　　呵，节日已经来临

　　请费心把我抬稳

　　躲开哀悼

　　挽联、黑纱和花蓝

　　最后的路程

　　要随心所愿

　　呵，节日已经来临

　　请费心把这囚笼烧净

　　让我从火中飞入

　　烟缕、尘埃和无形

　　最后的归宿

　　是无果之行

　　呵，节日已经来临

　　听远处那热烈的寂静

　　我已跳出喧嚣

　　谣言、谜语和幻影

　　最后的祈祷

　　是爱的重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