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顾城和谢烨

　　顾彬/文  张呼果/译

　　“我把刀给你们。”

　　——顾城：《水银》，页35

　　“我们可以一起死，但你得先杀死我。我不想自杀。”

　　——谢烨：《袖珍汉学》(1993年1月)，页23

　　“我愿意死

　　去那生活的边缘

　　去看看大海

　　那儿玫瑰花叶和风帆掠过。”

　　——谢烨：Die horen 156，页23

　　“我来了，没带渔网

　　只带来我的心

　　在辽阔的大海里，我想

　　只要有句爱的话语

　　鱼儿就会跟我上岸。

　　——顾城：《英儿》，《九十年代》(1993年9月)，页95

　　许多电话太遥远，显得不真切。第一次是在10年前的柏林：某某自杀了，请于某月某日来某某墓地参加葬礼。这回是从特里尔打到波恩来的；听说了吗？还没呢。我天真地盼着是好消息。然而，先前在艾弗尔所显露的预兆已是太不祥了，在波恩、柏林、洛杉矶和奥克兰之间还是未能消解掉。后来跟在悉尼的杨炼通话，才知道消息更糟：不是双双殉情，不是冲动的情杀，而初步猜测是蓄意谋杀。于是我在周六晚上(10月9日)揣测似的给朋友们写了个通告：

　　亲爱的朋友们：

　　顾城和谢烨去世了。这不幸地应验了《袖珍汉学》1993年第一期春季号所载高力克和张穗子与他的访谈中所显露的兆头。

　　顾城和谢烨先是应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DAAD)艺术家项目之邀，1992年3月至1993年4月住在柏林。他写了组诗《城》，她在写她的回忆录。这一年对两人都像是好事。

　　然后从8月中起，他们搬进我柏林的住宅，想过渡一段时间，等位于艾弗尔的海因里希·伯尔基金会一份为期3个月的资助金。顾城埋头写他的《忏悔录》，后香港《九十年代》杂志选发了一些(“我有两个妻子”——指谢烨和英儿)。据《法兰克福汇报》所载，这份完成的手稿在深圳书市拍卖得了好价钱。

　　在艾弗尔就出现了危机。顾城打了谢烨，谢烨决定分手。幸亏伯尔基金会处理周到，双方和解，提前离开。就在他们8月27日回去前我们还在波恩见了面。双方看来都有信心，想再试试。

　　经美国回新西兰后，可能谢烨最后决定分手，双方开始独立生活。两周后的10月27日下午，顾城用斧头砍杀了谢烨，然后上吊自尽。留下一个快六岁的儿子。

　　很少有人知道的是：若没有谢烨，顾城便失去了生活能力，作为诗人也是不可思议的。她誊写和审编了所有那些让他出了名的稿子。他只能通过她说话，失去她，也就等于失去他的语言和他自身。他知道这点，而她也肯定知道。

　　此事的发生，似乎并不因为精神错乱，更多是他们历来关系的逻辑后果。这一点高力克和张穗子写了很多。

　　在柏林时，谢烨生气勃勃，有许多的计划，不过她也知道他的危险。当时顾城总是将自身的危险归结于“文革”。

　　顾彬，1993年10月10日

　　对一个自以为认识的人，我们到底了解多少？顾城和谢烨看上去不是理想的一对吗？总是无忧无虑、轻轻松松的？在柏林时从未听到说起另一个女人，顾城的“我想死”无非是夸大其词，周围的人轻快地回答说：“那请便吧。”只有张穗子1992年显灵节时在伦敦看出了事情的另一面——“我们常常面对了死，”谢烨对她说，“我的路是死路一条。”

　　这些年来，死的观念对我来说是不陌生的，我是孩子的时候就多次来访维也纳这死亡的京都，前前后后又在亲属中体验到对死的仪式般的渴望。他们大都长寿，没谁是自杀的。“我要是能死该多好”，像是个社会游戏。为何顾城竟与众不同呢？他身边不是有个为他牺牲了一切，并准备一丝不苟按他设定的形象来生活的妻子吗？她正忙着笔录下他的一生。也是她，在他与我和他人谈话时，忙着录音、记录、整理和交付出版。

　　我开始在记忆和旧日笔记中追根究底。

　　我跟顾城的第一次见面该是在1984年的11月。一天傍晚，北岛来到天安门广场的国旗下接我。天黑得早，骑车一会儿就到了他的住所：几个人在准备饺子，北岛当时的妻子、书法家邵飞，我记得颇清楚，还有顾城，但另一个是谁，就不大真切，或许是谢烨？北岛去帮忙，顾城和我坐到一张沙发上，于是开始了我们的第一次谈话。因“文革”的缘故，他只有上3年学的机会，他的语文和知识，归功于中文版的《格林童话》和《辞海》。他觉得在一个互为陌路人的社会里，人变成了昆虫，他自己呢，像只蚂蚁。只有灵魂才能使人超越东西和动物。后来他一直称冉·亨·法布尔(1823-1915)的《昆虫记》是他爱读的书，多年后还让人将那本童年读过的中文版寄到柏林来。

　　后来3次在北京的晤面，记忆都模糊了：1985年3月初在文化宫青年作家与德国作家的聚会上见到他(可能还有谢烨)；一年后(1986年4月18日下午)在动物园附近的西苑饭店；再一次是1986年12月30日在名人住宅区百万庄。有两点我还记得：一是谈老子，再是讲他与谢烨颇具命运色彩的相逢。他在北京车站的人堆中一眼就看见了她(我记得是这样的。有文章说顾城与谢烨是［1979年？］在京沪列车上认识的)，他便认出她了：就是她，她就是我心中的偶像。这样便开始了他们连体双胞的生活。

　　我小小的中国当代文学档案库很快就被顾城和谢烨用其生活和创作的材料添加了许多，里面一直保存着他们1987年1月30日应邀来明斯特参加诗歌节的机票。临到他们抵达前还不清楚，是否他们真能来。我每天第一件事就是给北京挂长途。那个周六的上午也如此，当时他们该朗诵了。他们来是来了，带着官方的忠告：下次不许再来。但来得太晚，已经错过了朗诵会。张穗子在法兰克福机场没接到他们，所以我们直到午后才在大教堂和邮局之间碰上。我第一次看见他戴那顶帽子。我在宾馆认真劝他在正式场合脱掉那玩意儿，终归无效。顾城在那晚的招待会即席写的那首诗，充当了安排在市政厅的朗诵会和明斯特诗歌节的结束语，它表达了一个古老的思想：世界只是在我的感知中存在，我死了它也完蛋。

　　后来在明斯特他们住在木屋里，吃的是腻人的威斯特法伦地区的食品，日子过得沉闷(5月31日-6月2日)。在维也纳也阴郁，顾城和谢烨是在奥斯纳布鲁克和海德堡朗诵后7月5日赶到那儿的。他们随身带了大量肥皂，因为他母亲担心在西方找不到盥洗的东西。这一小袋肥皂就留在了维也纳，那么多块，你每天用都用不完，像是对朋友的记忆不愿在时间中消逝一样。

　　生活显得很充实：在老史密德文化宫朗诵，去山顶的庆典台观光，到必去的中心墓园和圣马克斯墓地看看，寂静的时辰与上海作家戴厚英在奴斯多夫(普罗布斯巷6号)的大树下聚会，那儿贝多芬曾生活过。小别(6月13曰)：我们在阔气的维也纳人宽敞的厨房里安逸地包饺子，惬意的阳光照着露台，使人慵倦。6月底在波恩心情开始沉郁，东方语言系办的朗诵会不多不少来了一些人，顾城的开场白总是这样：我听见一个声音，一只鸟的声音，这声音对我讲话……

　　谢烨需要衣服，顾城又一步都离不开他妻子，只好陪她去了市区的一家时装店，他一声不吭地坐在地上，对他来说没有什么比生活的具体化更可恨的了。穿衣和吃饭，他后来总是说，在他看来毫无实质。多年来我所认识的他确是一个比我还穿得糟糕的人。不过我后来在柏林总是听到并记下了这样一句话及其各种可能的变体：“我想吃点东西。”领着谢烨一道，在我们的储备角里到处翻找，令人吃惊地抖落出一些早忘了的甜点的，不正是他本人吗？

　　再次去维也纳前(7月12日)，我还清楚记得和顾城在城南栗树下漫步在古堡街头，听见他再三讲一句话，“我很想回去看看。”他后来不记得这句话了，却暗地里付诸实行(据1993年10月23日《北京青年报》的消息，顾城和谢烨曾在1993年3月回了北京一周，住在父亲顾工家里，他们在柏林从未提及此事)。这些年我不仅成了他的档案库，还成了他的记忆，原因很简单：我们的中文名字都姓“顾”，我们的儿子，奥惹儿(顾小彬)和塞穆儿(顾木耳)是同时在维也纳怀上的。不过他们在维也纳时倒不是生孩子高手，而是睡懒觉能者。散步时他们大都像尖兵般走在前面，树下找到长椅就补睡。但我总是把他们轰起来，带他们去观看维也纳众多的死神和美酒的场所。

　　一直有这样的传闻：他不爱这孩子；一直有这样的传闻：她要管俩儿子，一大一小。他们拿DAAD的基金于1992年3月16日到了柏林，没带孩子。他们住在哈伦湖，夹在高速路和公路的中间。我每次去他们那儿总走丢。3月21日一个星期六的下午，踢完足球后我和奥惹儿下了飞机就直接去他们家。正好有客人。荷兰诗歌节的马丁·莫耶伊在那儿。谢烨很高兴，因为她又可以烧菜了，不是来了客人嘛。在新西兰顾城不准做饭，规定全家人吃植物、野菜。我们浏览塞穆儿和他们在奥克兰附近威赫克岛上的农场的照片。塞穆儿寄养在一户毛利人家，当亲儿子一样。他早就被送去了，顾城讨厌这孩子，因他不是女孩，因他夺走了妻子的母爱。给谢烨的惩罚是不许见孩子，更甚者，是威胁说要伤害他。谢烨临死前的几天总是问她在新西兰的朋友，是自己还是孩子死了的好。她总是想方设法与孩子在一起。顾城离开北京到明斯特前爱上一个叫李英的女孩，他在新西兰开始缠她。谢烨给她出了机票，一个冬天都把丈夫让给她，自己好跟孩子在一起。

　　顾城在柏林时忽而又开始想他“一去不返的爱情”、“灵肉的真正结合”的英儿了。谢烨得去找她，就像那次在奥克兰一样。但她找不着英儿，因为英儿早就跟一位上了年纪的先生，据说是一位开按摩厅的老色鬼，远走高飞了。后来还是找到了，顾城在柏林也激烈地以自杀来威胁，然而据说那女孩在电话里说，他顾城要死要活她管不了。

　　当时并没人知道这些事，我们所见的只是这幸福的一对，有才华的诗人和温暖贤惠的妻子。

　　初到柏林的那段时间里他俩大多出门在外，因而起初几个月我们是靠电话和通信保持联系的。8月中才再见面，一起在柏林散步。他们总是满怀眷恋地谈起新西兰的大自然，我便想指给他们看，森林和流水其实离得很近。根据我的笔记，顾城第一次在柏林谈到他想死，谈到这种渴望是一般中国人所不具备的。我对他说话的学院似的把握使我没能完全理解他下一层命题。他神秘兮兮地说，中国人的自由是栏杆前的自由，只要我不承认界线，我就可以为所欲为。此话可怕的真相直到后来我才领悟。走了4小时无处停歇，我们在倾盆大雨中告别。我们还穿着夏装，冷得发抖。地上一片泥浆，头顶的天空一副我在柏林从未见过的模样。

　　我们在星期四下午(8月20日)约好去动物园散步，却没有碰上头。我们等在动物园门口，他们等在火车站正面。打了电话，几小时后才碰上。奥惹儿正好利用这段时间，他不肯从围栏前脱身。他使我也对野兽着了迷，今后他还会引我去那儿。我后来对顾城说，我了解了你的生活，你就像柏林动物园的那些没有亮光、住在深底的动物。他同意我的说法，答应一起去看看。

　　后来在他的屋里我第一次注意到“文革”时代的毛语录，旁边是柏林跳蚤市场买来的便宜的菩萨和圣乔治的肖像。毛泽东马上变成了晚上的话题。顾城认为，《水浒》里的李逵是百分之八十中国人的样板：能杀的就杀，要负责，来找我。

　　顾城有中国情结，他因远离故土所以只能谈过去。他常自言自语，谈这谈那，从毛泽东到父母到婚姻，毫无选择。每次总是谈某种缺陷：从没人说爱他，最多说“多吃点”、“穿暖点”。谢烨也从不说爱他。她在灶台旁，给我们做饺子。她什么也不说，说什么呢。她的一生不正是奉献，不正是无言的爱吗？他是通过她才学会讲话的，他的言说，还有他的书写都归功于她：她帮他校正初稿，抄录，将作品变成了那种以他的名字发表的形式。每部作品都有她的劳动。

　　参观凯绥·珂勒惠支文物馆后我们坐到法萨嫩街(Fasanenstraße)文学屋的阳台上。秋气清凉。这是一个星期一的下午(9月14 日)。谈话很快触及刚刚看的，他认为珂勒惠支的作品太现实了。谈话的焦点又是中国。这次他批评文人。1949年后他们就只知道谋私利，不像西方和中国1911年前的文人。头号例子是郭沬若，他到处投机取巧，丑态百出。他对诗人李白与杜甫的研究完全是投“文革”意识形态之所好，是丧尽天良地以精神自残作知识的献媚。很难找到例外，或许沈从文是，他被亲人出卖，想寻死，后来干脆不搞文学。

　　在告发和自我批评的气氛中，作家协会比公安局还厉害。临出国前他顾城还得在会上任人家骂他写诗是为了“搞破鞋”。

　　送别的路上还有片刻可用以跳回柏林的现实：我们回到王侯坝角，回到当年罗伯特·穆齐尔写《没有个性的人》的地方，回到从前的中国大使馆，它的国民党旗一直挂到了1970年代，最后在记忆中回到那幅题为《怀疑者》的画，那是我们两周前(8月28 日)参观那里的墓园后在布莱希特屋看到的。

　　最后回到世俗的事，它既是每次聚会的结尾又是它的起始：首先是在电话里问那个习惯了的问题：我要不要应邀到他们家去吃煎饺子；再就是谢烨针对她丈夫说的那句一贯评语：这家伙讨厌死了(或烦死人了)。

　　整整过了4周(10月25日)我们又在斯图克文科(Storkwinkel)见面，又吃饺子。顾城马上又谈他的两个话题：中国和谢烨。中国的每种语言都是撒谎的语言。这点我们没谈多久，他又引入了第二个话题：谢烨呀，只会通过包饺子来表达感情，或者他只有在她的作品中才知道她的思想，她总是不说话。结婚前她有两年没跟他讲过一句话，要讲也是用命令的口吻：我告诉你……她从没对他说过爱他。“不爱说话”的谢烨在为柏林的女读者准备3次朗诵会。她想选读在新西兰写的笔记《岛上一千日》和《赛咪》，对儿子的回忆。她也想拿出点她早期的诗，都是我从波恩找来的，以后再也没还我。她后来眼泪汪汪地谈起了这些朗诵会，说她的心是那么沉重。

　　顾城12月15日18点在波恩大学礼堂又是用那些不久前在柏林DAAD画廊讲过的话开始他的朗诵会的：每次在北京坐公车我都害怕，售票员喊，下一站是“故宫”，听上去就像下站是“顾工”，我的父亲。或者：《城》是一组写我的诗，因为它跟我的名字相同。

　　与柏林不同的是朗诵后可提问。为什么戴那顶诗人帽？回答总一样：因为它给我安全感。晚上也不脱，这安全感一直进入睡眠。他坦率地谈到了他的危机：1985年前他想做一个人。他还不了解世界，他希望像个孩子，相信灵魂和希望，并抱有回归的愿望。但世界变成了幻想，所以他认清了自己，以一种超然物外的态度结束了“思考”，告别了社会。如果做人太难，太无聊，他也不愿作为物，今后只想走鬼或幽灵的道路，作为影子自乐于缥缈中。他的表达没谁能懂，后来我才明白，为何那组诗并不是关于政治的，而是讲一个女孩之死，这恐怕与英儿有关。

　　后来我试着提示他从前想回中国看一看的愿望，不过他无数次重复他在柏林说过的话：太可怕了，受不了。

　　这种恐怖症与他从农村回到北京有关。1974年他认识到，现在再听不到自然之声了，只有实用的交通的喧闹。16岁时他父亲就总是规劝他，叫他学他大写“文革”赞歌。为了回避与父亲的冲突，这位潜在的自杀者，为了缓解专门去当了5年的木匠。这冲突的效力到后来才展示出来，也使顾城在新婚之夜对谢烨说：我们一起去死吧；也使他1987年到新西兰，为了缓解和扼杀思考，整整4年都在敲击石头。

　　难道他什么也不爱吗？当然，他爱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美国化来临之前的北京。他没有高兴的事吗？有，他说只要北岛得诺贝尔文学奖。他读王蒙吗？不，王朔。

　　剩下的时光如何度过？顾城在厨房存好了食品，这样我们可以一起为他的诗歌爱好者做一些鱼。然后又是煎饺子，并谈了谈唐代诗人李贺。

　　我们想利用寒假最后在柏林聚聚。DAAD一年的资助快用完了，谢烨想孩子，顾城想他的农场。我们躲开了波恩的狂欢节，于星期六和星期天(1993年2月20-21日)聚在一起。张穗子和顾城忙着看《袖珍汉学》春季号他的访谈录的校样。这克罗茨伯格之夜过得飞快，像是要来象征这一年的飞逝。谢烨催着去电影节。夜半后有一部香港的功夫片。顾城呢，就会在她身边扮演一个瞌睡者的角色。

　　第二天晚上用来回顾哈伦湖的时光。我问他中国到底有什么那么可怕。他指着自己说，在新西兰老子最可怕。他苍白却显得邋遢，站在墙边的纸堆间，都是些书法，他以200马克在柏林卖出。他根据庄子鱼之乐的寓言写了一张，送给我作留念。

　　柏林的收获是组诗《城》，其诞生他完全归功于这冬天和鬼魂。北京以前是个“城”，现在却是个“市”，失落在买卖中。它的毁灭跟罗马和其它城市不一样，完全是自己造成的。

　　顾城改变了主意，不想错过伯尔基金会3个月的资助，但到正式开始还有4个月的时间。他们1993年4月中搬进了我在柏林克洛茨伯格的住房。

　　他们搞得神秘兮兮的，闭门写作。每次我想进去打电话或看体育新闻时，他们就把笔记本合上或遮住，飞快地换个房间。最终我才知道原来在写《忏悔录》。顾城在读《圣经》，开始谈自己如何坏，如何恨自己。谢烨帮着写下和修订他读在听录器中或写在纸片上有关他在新西兰的生活。这时她已知道，他在写遗嘱了，或许是这点使她越来越不安，使她伏案记录而不是在意那些顾城讲的与英儿具体又色情的冒险故事。他们狂热地工作，只有吃饭和散步时才停下。她去厨房时，他就躺在符腾堡街7号后院梨树下的长椅上，让邻居们颇感惊慌。他说他实际上在工作，在追思他生活中最重要的事物，在怀想一个宁静的地方。好几次我得去叫他吃饭。他们散步是出去玩玩，到邻近克罗茨伯格的虹恩街的儿童游戏场打打乒乓，或去梅林坝的旧墓园看看。谈话的时间很少，但打打几分钟的乒乓球倒是其乐无穷的。

　　5月中的一个周末(5月14-15日)，正逢柏林最美的时光。法布尔那本书的中文版寄来了。这书简直是他的《圣经》，他赞叹其语言美。他也谈到另一本《圣经》的文笔，他只能用中文读，他说没译好，中文读起来一点都不美。除了法布尔的书外，他说《奥赛罗》也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读物。但他指的恐怕是《哈姆雷特》吧？还有两本书也使他想做个“好人”，一是哈代一本不太有名的书，再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

　　我问组诗《城》里的人物“她”是怎么回事。“她是顾城离开中国前在北京认识的一个小女孩。”谢烨神色愉快地说，她也喜欢这女孩。我不太明白。顾城谈到他的矛盾：被母亲惯坏了(“孩子，多吃点。”)，他贪爱却不愿给予。他有贾宝玉情结，像是《红楼梦》的主角那样，对他来说少女的世界是纯洁的，他想活在其中却做不到，因为他是男的。女人只有无所事事才显得美，因而他要求谢烨什么都不干，呆在家里，也不去看电影。

　　我们在厨房里准备晚饭。做酸辣汤要用肉泥，我需要一把快刀或菜刀。他给我磨了一把中国菜刀，特快，亏得他叫我小心。谢烨骄傲地说，他磨刀真内行。

　　吃饭的时候，顾城给呛了，他吃不来辣的东西。我们在谈人的幸福。他从前的幸福是在山东农村度过的时光(他送了些当时的照片给我的档案库)。眼下呢，没有什么比谢烨杀掉他更幸福。

　　我们站在阳台上望着约克桥前旧车站的一场大火。大战后铁道再没投入使用，荒草萋萋，爱去那儿散步的不止他俩。看见火光，谢烨想起了木耳。

　　我柏林的房子若住了人，我一般就睡到厨房里。顾城知道我起得早，而他自己又失眠，便总有违习惯地很早遛到厨房来。他总爱提些问题，而我正低头批改试卷，一时答不上。为什么人与人不同？一个星期天上午(1993年6月13日)他想从我这儿知道。那是为了让谢烨这样的人来爱你，几小时后我才对他说。他不太满意。最好既没有男人又没有女人。说这些的是一个把自己当作女性而把谢烨当作男性的人，一个只想像贾宝玉那样生活在女人中的人。奇怪的是，《红楼梦》的问题他又看得很清楚：只有对美的零落哀悼，而不是对人之死，比如说对别人的逝世，林黛玉就无动于衷。

　　死又这样潜入了我们的谈话。对一个中国人来说，其他的人只是“人口”，也就是说是动物，没有神正好，他可以任意杀人。他把死理解成“无生”，它是某种变化或梦或睡或某种“未知”的东西。

　　这个阴雨绵绵的柏林周末，我们最后一次相聚。《忏悔录》完成了，他又在写《城》，并同意想着法兰克福神学和哲学家请他去作的报告，主题是中国思想中的自然。他问我能不能帮他，我帮了他，不过是在其他领域里。我们一起用一根木棍修好了洗衣机，它被一件衣服搅住了。

　　不久，他作报告的那个前夜(至于报告，后来俩人兴高采烈地说是成功的)，好容易才阻止了他自杀的想法。

　　8月中他们从克罗茨伯格迁到艾弗尔。还没过一周，顾城就在8月23 日虐待了谢烨。她进了医院。直到8月16 日的周六，他们一直在吵，她要求把他送进精神病院。她想单独回新西兰。然而，没有找到救护车。星期五他们说和好了。他们想经波恩和柏林回家，但先得去心理医生那儿。顾城要不要送医院，就看谢烨的决定。她因他的哀求心软了，并声明说，她爱丈夫，想跟他一起回新西兰。他们在别人的陪送下于下午到了波恩。我跟我的工作人员约好，早就到了城里来送行。我看着静悄悄的顾城，他答应改进，愿意变好，关怀儿子，做个好丈夫。打谢烨的不是他，从前谢烨手上最小的一点伤疤都会让他最最心痛，因而打她的不是他而是“它”。他说，《城》这组诗他很难写完。这听上去像是某种变化的征兆。是的，他保证再也不写东西了，甚至《忏悔录》的写作他也发誓放弃。我看着谢烨，她隐蔽着伤痕，一如既往地微笑，容光焕发。但为何告别后她还在阶梯上久久回望？我们多年后或许会在新西兰的“无历史”中再见，我还以为这是说着玩儿。厅里她身后站着顾城，他的瞥视短促，却依旧那么温暖，而世界不久就会质疑这温暖。

　　第二天打电话到柏林没找着人。他们到了克罗茨伯格，并给一位熟人留了张便条。我9月10日才读到：我们开路了，再见。那么在永别前呢？他们跟柏林许多朋友都告了别。顾城跟人玩牌，显得很好处，赞叹死之美。谢烨却惊恐不安，似乎她预感到他有关身体哲学的后果：如果某一部分想死，那么整体就得跟着走。

　　他们在美国呆了几天或几周，那儿发生了什么，现在只有猜测。在柏林我就注意到他们总是像对夫妇一起出现，他不让她单独出门。她若想去看电影，他就陪她去，毫无兴趣，打着瞌睡等电影放完。我闭目可见他跟她在克罗茨伯格一起购物回来。突然间日常事务对他产生另一种含义。据说她在美国时就像他的俘虏，他对她越来越坏，像待一个奴隶似的。谢烨早在伦敦时就讲到过虐待的事。到了奥克兰，据说他不准她跟人说话和打电话，24小时地监视。从来就是他说了算，现在他也不准她跟儿子在一起。谢烨几周来原本就憔悴不堪，回去后(9月24日)更恶化，而顾城却越来越冷静。他马上就想去借枪，未果。朋女们都想来帮忙，她想带孩子逃跑，没成。有人出面干预了，劝他分居，他同意她住到他姐姐顾乡那儿。他学开车和打字，都是她教。分开前他还有个最后的心愿：再给他10天时间，他想跟她一起为儿子写本书。她同意了。白天他们在顾乡的家里一起工作，晚上便各走各的路，直到星期四晚上，他受不了了。星期五上午他在研读交通规则，给她打了个长电话，请她下午来教他开车。他在停车场手拿交通规则的书等她，她跳出车来，想逃脱，因他准备了一把斧头。他从后面击中她，头骨破裂，背上满是伤。谢烨并没死，喘息着。他到一棵树边挂好绳索然后去屋里洗手。他严词喝令他姐姐说，他杀了谢烨，现在要自杀，她不准来阻止他。他上吊了。他姐姐去找谢烨，叫了急救，把弟弟从树上解下。他还活着，沉重地呼吸着。她根据他的指示，没有帮他。谢烨两小时后因伤势过重在医院去世。

　　顾城是从“文革”以来就一直想自杀而未果的人，有一天突然自杀成了，这似乎不太难理解。但他为何自杀之前要杀妻、夺走他孩子的母亲呢？对这问题的回答已经搞得神乎其神了：美国和新西兰的报纸都在说悲惨的情死，有第三者，是谢烨在柏林时认识的。这里又把受害者当做了行事者。以顾城在柏林时就采取的监视来判断，是不可能有第三者的。当他怀抱自杀计划时，谢烨可能寻找的不过是同情与交谈的温暖。顾城确实在新西兰从言论到行为都折磨过妻子和孩子。她人死了，难道还要成为这样的丈夫的牺牲品？他不是公开承认与第三者有色情关系并像他从前鄙视的郁达夫那样用青春期的笔法公诸于世吗？

　　顾城在柏林时就知道英儿离开了他，因而他便推迟回程并声称回去就等于死。他剥削谢烨直至她精疲力竭。她所剩的力量想献给孩子。他兀然孑立，西厢也空了。生活得从头学起，这他是无能为力的。 

　　如何解释那种残忍呢？顾城不是总在追求绝对的美和真吗？他不是在谢烨身上找到了吗？他不是冲动杀人，而是谋杀。但他为何眼看她独自死去而自己去洗手呢？为何一直愿意跟她一起赴死的他竟冒这个死后天各一方的险呢？顾城死后第3天，在小圈子里举行了他的火化仪式，骨灰根据中国习俗不土葬而是交好友保存。

　　谢烨的尸体警察局后来才发回。她也火化了，十来个好友参加，骨灰交给他弟弟，找到最后的安息地，宣布说一部分要运回中国。将来他们共有的只是激流岛上人们为纪念他俩种植的一棵树。

　　世界会骂顾城是一个被惯坏的、不承认原则的孩子。出门在外他显得有节制，回家却对妻子、孩子为所欲为。他的绝对意志，他的无我状态，他作为“幽灵”的存在，整个这些，加上他的霸道，使他觉得像神，执掌生杀大权。他的爱恋只是一种手段，迫使他人为他的生活而交出自己，只为他而生活。给予谢烨自由就意味着他用艺术制造的世界的完蛋，也使她能够给后世留下另一幅顾城的画像。

　　问题仍未解答：为何那些最渴望爱的人，自己却不能给予爱？为何他们，视美高于一切，却如此不美地离开人世？ 

　　最后是那些通话，那些简单的问题：“有新的消息吗？”回答者这边总是绝望：关于最终的原因，我能告诉你什么呢？

　　最后是那些图片：照片和录像带，波恩拍的，维也纳拍的，到处都有。

　　最后是去柏林(11月1l日)在纸篓里找寻踪迹，抹掉信箱上他俩名字的遗迹。俩人的骨灰天各一方，一去不返，他们留在身后的东西却四散着，以致我孩子问道：他们死了，对谁有好处呀？

　　对于人，人到底了解多少？如何回答？或许答案就像日常的事物如饺子一样简单。它跟人一样有层外皮，里边是什么，只有在太平凡的生活实践中才显露出来。

　　谢烨留下了一个沉重负担：去亲近那些人世间的弱者，既不要被表面的热情也不要被一个微笑所迷惑。

　　(本文根据顾彬1993年10月14日在波恩大学召开的顾城谢烨追悼会上的发言整理扩充而成，其摘要载1993年10月25日的《日报》15版。原文译成中文约一万四千字，本刊有删节，但未改动各节数字序号。因一时找不到两人作品原文，开头引文均从德文译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