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杜平 凤凰卫视评论员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作为电视新闻评论员，一年到头，我评论过很多话题，但是印象最深刻的反而是那些不愿意谈论的话题。比如煤矿事故很多，天灾人祸很多。事件是新闻，有时候需要观点和评论，但重复评论相同的话题，内心总是“纠结”。因为内心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却还一再发生。

　　身处香港，2010年香港最受外界关注的新闻事件之一就是菲律宾人质事件。当天，我一直坐在直播室里，随着时间的推进好像自己就在现场一般，全身心地关注着人质的命运。

　　这两年，我从新加坡到香港，从《联合早报》到凤凰卫视。环境变了，更有一种参与的感觉。在整个中国变化的过程中，不管是好的变化还是坏的变化，我亲自见证。作为媒体人，我和中国的新闻更是近距离贴近。喜怒哀乐，很容易感受到。这和过去，在外国媒体，身居国外的超脱感和独立感是完全不一样的。从没有情感色彩的超脱到分享中国进步或者灾难时的情溢言表，这或许就是我2010年最大的感受和收获。

　　我对自己的2011年没有大的规划，只是希望仍能够较好地自我约束。对评论工作而言，无论在报纸还是电视，个人的发声很多时候就是自我约束的过程。我必须非常慎重地对待自己说的话、写的文章，其中的标准就是大众的利益、社会的利益或者是国家的利益。能够做到这一点，我就可以比较满意自己的工作。这一年，我谨守这个原则。未来，还会继续监督自己。

　　但自我约束的过程并不是自我束缚。评论员不是要改变什么政策，只是给大家提供新的思考空间。刚刚过去的一年，我以纠结和复杂的心情对中国出现的不好的现象、事件进行批评，其实都是无奈和心痛。没有一个新闻工作者，会愿意或者故意挑战这种心理。也没有一个新闻工作者，会愿意与任何一个统治阶层、利益团体故意冲撞。但是有时候，对很多事情，如贪污腐败、天灾人祸，很难抑制内心的难过和正义感，所以发出呼唤，有时声音会让一些人感到刺耳。

　　我觉得，社会应该有很多共识，包括媒体和执政者、社会管理者之间，应当有基本的谅解，也就是说，在各自行使自己职责时，应该多考虑对方的难处。如果执政者或者社会管理层，对媒体比较宽容，或者从善意的角度理解媒体的批评和建议的话，会使得媒体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更加顺畅一些、平和一点。

　　2011年，我希望，中国的灾难、涉及人的生命安全的不公正现象，会越来越少。希望在评论中一而再、再而三的讨论会越来越少。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经济高速增长，给国家创造了很多财富。但是高速发展中，还有没来得急照顾到很多被社会高速发展抛弃的人或者没有追上高速列车上的人。这批人应该更多地被照顾，这涉及社会的公平问题。只是靠市场来决定社会发展的方向，是远远不够的。作为中国政府来讲，有能力也有力量对市场进行调节，对不同人群利益的相对平衡进行调节。

　　我个人觉得，高速发展已经证明了中国管理自己经济的能力，有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能力已经完全体现了。但是，现在最大的挑战，就是在财富不断积累的情况下，能不能使这个社会更加公平、更加和谐。如果今年比去年好，今年比去年出现不好的东西减少一点，这就是进步。对此，我满心期待。(采访：本报记者 邓亚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