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三平，把中国电影带向何方

　　张宏宇

　　韩三平是谁？这个问题在不同人那里，会得到截然相反的答案。有人说他是让中国电影进入大片时代的推手；有人则骂他是典型的垄断得利者；有人说他是冒险派；有人说他是开拓者……种种形容归结到韩三平自己这里，只剩下4个字——“搞电影的”。

　　1999年，中国电影集团公司成立，韩三平出任副董事长兼副总经理，2007年又升任为董事长。新官上任的他，被问起未来目标时，毫不犹豫地给出了一个令人咋舌的数字——到2011年，总票房超过百亿。如今2010年刚结束，100亿元已被影院中摩肩接踵的观众变成了现实。

　　1953年，韩三平出生在四川， 24岁时进入峨眉电影制片厂工作。从踏入厂门的那天起，韩三平就意识到了自己今生将要选择电影这条路。

　　他做过照明、场工，直至导演。他与人合拍过《避难》等今天看也不显逊色的电影。1992年独立执导的《毛泽东的故事》大获好评。此时，韩三平却戛然而止，挑起了副厂长的担子。同事们不能理解他为何放弃第一线的风光，他直白地说：“因为舞台更大，管的人更多。”

　　事实证明韩三平没选错。他从峨眉电影制片厂到北京电影制片厂，又一路走到中影集团。韩三平本人，从当年那个要为职工的医疗、保险、福利忙得焦头烂额的国有电影厂厂长，变成了中国时下最风光行业之一的掌门人。而中国电影在他的手里，也有了飞跃发展。

　　多年打拼，韩三平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有3件事，堪称他为中国电影砍出的“三板斧”：

　　一是在他和他的团队努力操持下，中国电影进入了快速发展的商业片时代，涌现出诸如《无极》、《投名状》、《赤壁》等斥巨资拍摄，以高投入换取高产出的大片，将观众重新拉回到影院。而这些片子的制片人，都是韩三平。

　　二是发掘出一批被市场认可的新导演，为华语商业片带来一股蓬勃的新生力量。韩三平早就认识到：“我们大部分观众在30岁以下，他们的需求是我们获得票房的主要来源，所以青年导演的挖掘可能使我们更加事半功倍。”年轻导演陆川还在北京电影学院上学时，才气就为韩三平所赏识。除了投资赞助其拍片外，韩三平唯一出演的一部电影就是陆川的处女作《寻枪》(2001年)。另外一位年轻导演宁浩也如璞玉般被韩三平发现。2009年1月，宁浩的《疯狂的赛车》以1000万元的投资，票房突破了亿元大关；4月，陆川的《南京！南京！》票房达1.7亿。两人顺利晋身导演亿元俱乐部。

　　但这么多年，最令韩三平自豪的，还是第三件事——一部叫做《建国大业》的电影的诞生。在这部汇聚了众多明星、投资预算仅3000万元的影片中，商业价值与主旋律被紧密熔于一炉，观众仿佛置身于历史课本中，但从书页里走出的却分明是一张张熟悉无比的面孔……《建国大业》的5亿元票房再次证明，韩三平又走出了一条虽有难度，但依旧可行的路。

　　韩三平的下一个目标，则是有朝一日，中国电影的总票房可以达到400亿元人民币——这个数字，足以睥睨世界上除美国之外的任何一个电影强国，成为真正的世界第二大电影市场。“我不把这个数字当成梦想，因为它是完全可以实现的现实。”韩三平如是说。

　　相信在很长时间里，韩三平这个名字都将和整个华语影坛的前途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他将把中国电影带向何方？且让我们拭目以待。

　　兼顾艺术与商业，融通东西方文化

　　李安，讲述人类共同的故事

　　《环球人物》杂志特约撰稿  曹锎

　　2001年3月26日，李安的《卧虎藏龙 》拿下了包括最佳外语片在内的4项奥斯卡大奖，为华语片开启了新世纪10年的辉煌。2006年，李安凭借《断背山》再获奥斯卡，这部《断背山》和备受争议的《色·戒》，还让他在威尼斯两夺金狮奖。李安不断创造着华人导演的奇迹。

　　然而对于他本人而言，这些荣誉更像上个世纪的余音。当年，《推手》、《喜宴》、《饮食男女》这“父亲三部曲”已经成为经典，他也迅速跃升为好莱坞一线华人导演。进入21世纪的这10年中，李安的身份定位，已经从为中国人表情达意的海外赤子，陡然变成了票房灵药般的魔术大师。在好莱坞，他拥有令人艳羡的权势和影响力；在中国，他被演绎成各种版本的神话——他的电影没有瑕疵，他前所未有地贯通中西，他的学识和素养也被无限度地提到了一个他自己都始料未及的程度……

　　尽管已经在聚光灯下历练多年，当我们把今天的李安和10年前的他进行对比，会发现，他的表情仍旧温和、谦逊甚至略带羞涩。

　　融通两个世界的魔力

　　尽管很多电影人表示“没有必要那么在乎奥斯卡”，但是不可否认，经过好莱坞大片洗礼的中国人，对“小金人”多少是有情结的。拿了两次奥斯卡的李安，也成了中国人唯一的安慰。如果说《卧虎藏龙》还是打着功夫片的幌子“忽悠”西方人，那么，《断背山》讲述的则是西部牛仔的同性恋故事，完全的美国本土化，这也充分印证了那个神乎其神的说法——李安有一种融通两个世界的魔力。

　　的确，作为一个经历丰富的人，李安的身上杂糅着太多不单纯的因素： 1948年，李安的父亲从大陆去了台湾，以军官身份改任中学校长，治家甚有古风，很长一段时间逢年过节在家里还要行跪拜礼。1954年，李安出生。他更像传统文化的逆子，大学联考两次落榜，出国念书成了家庭为他选择的“迂回战术”。

　　在纽约大学开始学习拍电影时，李安才真正享受到自由表达的快意，并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先天的性格与后天的际遇都决定了李安具有圆融变通的能力和多元的文化视野，让他可以暂时抛却从父辈那里继承来的知识分子的沉重历史负担，一次次尝试那些连西方人自己都不敢触碰的题材。

　　另一方面，李安又是中国化的。这10年里，他只拍了一部华语片《色·戒》，但中国观众却依然可以在《绿巨人》、《断背山》、《制造伍德斯托克》这些英语片中读懂他那些以伦理、道德为圆心的故事。

　　艺术片还是商业片

　　虽然李安的电影从《推手》开始，就被冠以了艺术片的“美称”，每一部电影每一个细节都被影评人阐释出无穷无尽的东方精神，但在艺术的糖纸之下，其实裹着一个商业化的、大众电影的糖心。

　　李安毫不避讳地说过：“拍西方片就像当总统，总统是取悦每一个人的。”他拍电影也是想努力取悦每一个人。他37岁才得以拍摄第一部电影，这样的年龄不再容许失败，而要让台湾的投资方和美国的制片方都满意，就要取悦所有的观众。

　　《推手》中的中国老人刚到美国，因环境陌生，整日憋在家练气调神，韬光养晦，他练的太极拳可以打倒三四个彪型大汉——这无疑是利用了西方对于神秘东方的好奇。

　　李安还很擅长把“性压抑”的巧妙释放作为最吸引人的要素。在台湾艺专读书的时候，有个老师讲过：“和尚和尼姑的戏没有什么好看的，但是花和尚遇上浪尼姑，就好看了。”这个道理，在他拍片时，被真正诠释出来了。

　　家是永远的主题

　　李安的新作《少年Pi的奇幻漂流》将于2011年初开机，讲述一个印度男孩遭遇海难，与一只孟加拉虎、一只鬣(音同“列”)狗、一个大猩猩及一匹斑马共乘一只破船，大海求生的故事。人与动物的魔幻主义旅行，这似乎又是李安对新题材的挑战。然而从中仍可以看到李安电影中那个永远的主题——家。

　　对家庭的依恋来自于李安敏感的内心，他6岁时看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就会呜咽痛哭，甚至现在，在离家很远的地方拍戏，他还会感到惶恐和焦虑。面对媒体，李安把一切成功荣耀都归功给老婆和孩子，他说：“这不是我办到了，是他们办到了，我离家拍片这么长的时间，老婆没有离开我，小孩子也没有打架、吸毒，变成不良少年，我真的很开心！” 

　　李安的性格决定了他的电影格外注重细节表现，有着超乎他人的安静基调，很多人把这份安静理解成中国人特有的含蓄和隐忍，而事实上，他作品中的情感在平静之下大多是奔放、外露甚至极端的。

　　李安是复杂矛盾的，或者可说是自成一家。

　　他的电影，就像一双眼睛，中国人用来看世界，世界也用来看中国；他的电影，也如同这个时代，每个人都感受到共同的欢喜和忧虑，每个人又都读到不同的东西。

　　坚信文化比钱更重要

　　马未都，总比别人先走一步

　　《环球人物》杂志记者  王晶晶

　　在收藏界，马未都是个“奇人”。十几年前，他已经以自己的藏品营建了中国第一所私立博物馆——观复博物馆；2008年，他走上《百家讲坛》，连续开了50多讲，以一个小学没毕业的草根之身博得了中国观众心目中鉴定专家的地位，甚至带动起了一波声势浩大的“收藏热”。

　　2010年12月26日23点，马未都刚从内蒙古讲完课回到北京家中，便接受了环球人物杂志记者的采访，“明天一早还要去广西”。这些年来，马未都一直忙得焦头烂额。这种忙，说小了，是为了观复博物馆；说大了，也是为了文物，为了传统文化的保存和流传。

　　民间博物馆第一人的苦与乐

　　“要说现在的我和10年前有什么不同，那就是办好(观复)博物馆成了我更明确的事业。”一开口，马未都就直入主题。

　　实际上，办这个博物馆，在马未都脑中酝酿了很长一段时间。今年55岁的马未都生在北京，长在北京，自小对文字、文化很感兴趣。他插过队，当过编辑。1981年，《中国青年报》用一个整版发表了他的小说《今夜月儿圆》。工作中，他认识了作家王朔、刘震云等人，几个人一起创作过《编辑部的故事》等剧本，名利双收。当时，马未都在这几位作家中号称“首富”。也就在这一时期，他迷上了收藏，第一件藏品是1982年花1600元买来的四扇钧瓷挂屏。

　　上世纪90年代时，他的藏品已具规模，陶瓷、玉器、家具等有上千件。马未都用自己的藏品办过几次展览，反响很好，他便有了把展览固定下来的念头，并最终决心要办个属于自己的博物馆。

　　1992年，马未都向有关部门递交了建博物馆的申请书，被驳回。不甘心的他驳一次，递一次，来来回回跑了无数趟，才终于在1996年拿到了准许建立的批复。1997年，这个梦想已久的博物馆开张了，马未都给它起名叫“观复”，语出老子《道德经》，意为仔细观察，认清事物的本质。

　　中国之前从来没有任何人开办过私立的博物馆，观复博物馆一路风雨。先后搬过三次家，几次撑不下去，最难的时候博物馆雇来的一个副总竟然裹着钱跑了。其间到底经历过多少苦痛，也只有摸着石头过河的马未都自己知道。

　　不愿谈钱、不曾学过管理的马未都走出了一条新路。他将博物馆改成理事会制，除了常规的门票收入，还做出了独特的服务项目和品牌输出。于是也就有了从300平方米到800平方米、再到5000平方米的现在的“观复”。马未都对记者说，自己想让博物馆“完整、有效”，就是离开了自己，博物馆也不会拆分，也能正常运转。“将来某一天，我不再是馆长了，能不与任何人打招呼，花钱买一张票进来，就是我最大的快乐。”

　　有市场，才有“收藏热”

　　马未都很自信，说到《百家讲坛》的系列讲座，以及他有关文物的系列书籍，他说：“能把文物讲得如此通俗易懂、让大众接受的，几十年来也就我一个。”但马未都也绝不托大，他很肯定地告诉记者，之所以现在国内会出现“收藏热”，绝非个别人的作用，“那是因为中国文化消费的时代已经到来”。

　　马未都说，在他开始收藏的时候，“文物都不值钱，地摊上买的人和卖的人都不怎么懂，一个碗3块钱。”这么多年来，他经历了从早市地摊上淘宝贝，再到合法的古玩市场买，最后进拍卖场竞拍这样3个阶段，“文物市场形成了，公众的需求是其中的关键”。

　　成名了，他的真性情反而更加显露。“文化比钱更重要。”这是马未都不断重申的信条。

　　易中天，把学术带到大街上

　　他成功地找出了一条联系高深学问与普通民众之间的通道

　　《环球人物》杂志记者  李妤航  刘心印

　　2006年是《百家讲坛》影响力达到巅峰的一年，也是易中天“如日中天”的一年。成名、走红、致富，这一年发生的一切对易中天来说是如此突然。从1983年登上大学讲台，他在“象牙塔”里教了20年多书，即将退休时，却因在《百家讲坛》讲《易中天品三国》而红过了“超女”，被民众戏称为“学术超男”。他签名售书时，需要动用几十个警察维持现场秩序；他在某大学的礼堂作演讲，场内全满，场外还围了几百人。

　　大众和媒体为他欢呼鼓掌，因为他的出现，打破了学术界的沉寂，他成功地找出了一条联系高深学问与普通民众之间的通道。易中天说自己一心想做平民学者，却不小心成了“大众情人”。

　　活跃在市场边缘的学者

　　易中天是湖南长沙人，1947年出生，18岁高中毕业后，就到新疆当了一名军垦战士。戈壁、荒漠、胡杨、红柳，在这个被诗意描述的地方，易中天明白了生活并不是诗。

　　1978年恢复研究生考试后，易中天考上了武汉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专业的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1991年，他从武汉大学到了厦门大学，继续教授文学。厚实的生活阅历，使得易中天做学问有别于他人。早在上世纪末，他就已经是活跃在市场边缘的学者了，出版了《闲话中国人》、《品人录》、《中国的男人和女人》等“随笔体学术著作”。

　　2006年2月12日，《易中天品三国》在《百家讲坛》开讲。首期节目播出后，赞赏和质疑声都不绝于耳。比如“空城计”那段，有人质疑易中天用现代人的视角给司马懿出主意，有些不妥。但易中天不以为然，他说：“我用的可能不是古代人的语言，但那情形还是古代的。我说武器也没说机关枪，是箭啊。我用了侦察兵，那时候可能还没有这个词，但探子也有啊。更何况，对诸葛亮空城计的质疑，裴松之等古代学者早就有了，又怎么是现代人的视角！”

　　易中天认为，任何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都有3种面目：历史上的本来面目，称之为历史形象；小说、戏剧和文学艺术中的面目，称之为文学形象；民间信仰、民众风俗和一般人心目中的面目，称之为民间形象。“《三国演义》是三国的文学形象，而我重点要讲的是历史形象。”

　　谈笑间，易中天赢得了民众的回应。《易中天品三国》还让清贫了大半辈子的他有钱了。根据电视节目整理出来的书稿《品三国》出版后，首印量高达55万册，版税约500万。

　　成名当然会伴随争议

　　关于易中天的成名以及此后围绕他的种种质疑，易中天的学生野夫认为：“电视这种强势传媒确有其巨大的能量。而他这样身怀‘利器’的人，早晚也必将被镜头发现。一旦崭露头角，则肯定要成为公众人物，面对大刊小报的评头论足。”

　　也有资深媒体人评论说：在易中天之前，实际上“十年砍柴”(历史作家，代表作《闲看水浒——字缝里的梁山规则与江湖世界》)、梅毅(代表作《帝国的正午》、《刀锋上的文明》)等人也在做通俗历史，但他们的口才以及学术背景不行，没机会上电视。而易中天充分地利用了电视媒体，他在形式上突破了原来正襟危坐的形象，不仅语言生动，还会讲着讲着就表演起来。

　　熟悉易中天的人常能听到他的萝卜理论：“我是一个萝卜，一个学术萝卜，萝卜有3个特点，第一是草根，第二是健康，第三是怎么吃都行。你可以生吃、熟吃，可以荤吃、素吃。而我追求的正是这样一个目标，老少皆宜，雅俗共赏，有学术品位，也有大众口味。”

　　易中天做到了，但他也听到了各种迎面而来的批评。“做学术明星的滋味不好受。现在你看我，就和‘双规’的人差不多，哪有什么自由哦。说心里话，做学术明星一点儿也不好玩！”易中天说。

　　人在出名之后一般会有两种表现：一种是狂；一种是作秀，来迎合大众。易中天不可免俗地都沾染了一点。“这是人生的一个两难困境，勿庸讳言，每个囊中藏锥的人，都渴望舞台，都愿意有朝一日脱颖而出小试锋芒。但大众传媒往往也是双刃剑，能成就人也能损害人。做公众人物，没有从容面对毁誉的气度显然不行。名高则谤生，这是自古皆然的。连你的收入也成为市民话题时，你就别想有什么隐私了。”野夫说。

　　让民间刮起“历史热”的旋风

　　赞也罢，弹也罢，有个事实是谁也无法否认的，那就是易中天以及他之后出现在《百家讲坛》上的大家们，在国内刮起了一阵民间“历史热”的旋风。于丹的《〈论语〉心得》、纪连海的《正说清朝二十四臣》、钱文忠的《玄奘西游》、袁腾飞的《两宋风云》……他们把国学从象牙塔领到了大街上，让老百姓也可以接触到。

　　学者叶匡政在接受环球人物杂志记者采访时说：“对学术文化，有的人做‘宝塔尖’里的工作，有的人做大众普及工作，没有高下之分，只是个人选择不同。易中天能成功，一方面与他个人的努力与价值取向有关，另一方面网络媒体也让学术与民间接轨成为可能。”

　　趁着这个势头，历史类书籍成了各大图书榜上的热门书。很多通俗历史作家的作品也先后出版，甚至民国时期的历史学者黎东方(1907年—1998年，代表作有《细说元朝》、《细说明朝》、《细说清朝》以及《细说民国创立》等)和写过《上下五千年》的林汉达，他们沉寂多年的著述都被重新翻了出来。出版界人士介绍说：“这类图书的热销，给出版业提供了一个新方向。总体来讲，是利大于弊的。‘利’是指普及了历史知识，带动了这类图书的销售。‘弊’则是导致良莠不齐的历史书充斥图书市场，很多作者甚至是照书写书，只是把古人的文章翻译成白话文通俗地说了一遍而已。”

　　说到底，大众期待的文化传播除了回味历史之外，还需激发人们关注现实的勇气和睁眼看世界的魄力，把解决现实问题当成自己的责任和目标。这也正是易中天高于普通学者之处——从这个意义上说，易中天算是文化界的探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