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蒙古汗国及元代历史文化研究中，碑碣与出土文物的发掘整理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工作。蒙古汗国及元代文化作为草原文化与欧亚文化对接融入的重要载体，推动和创造了人类历史文化并以巨大的影响力震撼了整个世界，它遗留下来的各种珍贵石碑及种类繁多的出土文物、遗迹，现存于当今欧亚各国的广袤大地上。据不完全统计，国际国内现存的各类元代碑碣中已发掘的共40余通，其中八思巴文碑将近30通。目前，中外学者卓有成效地对元代镌刻的种种碑碣、碑铭、碑刻进行大量发掘整理工作，也有许多碑碣镌刻方面的研究成果先后发表，这对蒙古汗国及元代诸多历史事件的考证和元代各种文字应用、发展水平等方面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依据。

　　已发现的元朝碑碣按照文字大体分为苏克达蒙文碑，回鹘蒙文碑，蒙汉文合碑，汉文碑，蒙、汉、八思巴、梵、藏、西夏六文合碑，蒙、汉、八思巴文合碑，八思巴文碑等，这些碑文内容涉及当时社会历史、文化、经济、法律、宗教、地理环境、各民族分部和风俗等诸多方面，对历史学、宗教学、天文学、政治学、军事学等学科均具有珍贵的研究价值。

　　元太祖成吉思汗曾多次颁布保护、弘扬儒教、佛教、景教、道教、伊斯兰教的白话文圣旨，元世祖忽必烈及后嗣许多蒙古皇帝倍加崇拜各门宗教，曾颁布过许多圣旨，各类圣旨碑随即产生。

　　八思巴文碑碣则铭载了宫廷颁布的蒙古公牍文圣旨，是研究八思巴蒙古字碑铭及镌刻艺术非常重要的资料。现已发现八思巴文碑碣20—30通，存于国内陕西周至、韩城，甘肃泾川，山西太原，河南安阳、许昌、浚县，河北易县，山东邹县等地的寺院内。其中北京居庸关过路塔信通道东西墙壁上镌刻的八思巴文宗教功德碑和甘肃敦煌六字真言八思巴文碑最为著名。八思巴作为元代鼎盛时期萨迦派法主，是至高无上的宗教领袖，因具有统治者心目中无法替代的心灵上的凝聚力而备受元世祖忽必烈的尊崇。因此，以皇帝为首的官方最高层使用“蒙古新字”镌刻的碑碣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元统治者在将草原文明与中原文明融为一体的过程中大量吸纳了孔子思想，将孔子思想有机地融入到“蒙元大国的大札撒”中，圆了中原王朝几千年未能完成的大一统梦想。重庆白帝城汉文孔子碑等均含有探究蒙古汗国及元代时期尊崇儒学思想和伦理道德的重要史料。

　　据了解，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出土了诸多蒙古汗国及元代时期的文物，如南水北调工程河北段已出土文物6000多件，易县东市村发掘古墓出土汉白玉石碑1通；泾汕(小苏庄遗址)高速公路发掘元代瓷枕、瓷碗、陶砚、陶窖、骨篦等；焦作中站发掘出元代古墓出土文物83件，包括精美的彩色陶制车马阵及说唱俑等；甘肃渭源元代墓葬出土青瓷碗、酱铀瓷各1件；内蒙古包头燕家梁村发掘元代遗址，出土文物200余件，有瓷、铜、铁、陶、骨料器、刀、马镫、牌饰、钱币、围棋、料珠、耳环等。

　　蒙古国境内现存蒙古汗国及元代文物也非常多，部分碑碣上的回鹘蒙古文多年来没有人考察认定，研究工作几乎处于停滞状态。《蒙古地区历史文化遗址》(勒·达稀尼玛编著，2006年蒙文版)一书中记载了石器文化遗址共19处、岩画群72处、鹿岩画群47通、古墓葬56所、古城镇遗址废墟34所、镌刻各种古文碑碣和金石碑63通、古刹和古庙宇及遗址39所。这些文物、遗址文献资料浩繁，零散分布于409个处所。

　　除上述列举之外，另有柬埔寨吴哥古迹浮雕、印度、尼泊尔、泰国及阿拉伯一些国家和地区、东欧一些国家博物馆尚存许多蒙古汗国及元代时期的文献资料和文物。

　　蒙古汗国及元代文献资料和文物的发掘整理工作是一项浩繁的系统工程，是利在当代，功在千秋的事业。必须坚持科学发展观，用草原文化建设的战略眼光来认识，周密规划、统筹实施。要充分重视文化在经济、政治和社会建设中不可替代的作用，将发掘整理与旅游文化建设有机地结合起来。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浩毕斯嘎拉图系元上都历史文化研究会成员 本报记者 刘潇潇/摄)

　　大师已然离去  研究后继有人——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八思巴文研究者胡鸿雁

　　2010年4月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著名八思巴文专家照那斯图在北京去世。本报试刊号曾就绝学问题采访照那斯图先生。在扼腕叹息大师离去的同时，记者欣慰地听闻照那斯图曾经的学生胡鸿雁正在继续着照那斯图未尽的事业，并在进行照那斯图文献的整理工作。记者就此对她进行了采访。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是怎样开始八思巴文的学习和研究的？

　　胡鸿雁：2002年到2005年，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民族学系攻读博士学位，专业方向是汉藏语言学。博士毕业后，我有幸进入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民族古文献研究室工作，从那时开始接触民族古文献文字研究。2008年，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特殊学科之一，由照那斯图研究员主持的八思巴字绝学项目获准立项，选择我担任这个项目的学术助手，从那时起我开始学习八思巴文。现在我的主要研究方向是汉藏语言学和八思巴字及其文献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与照那斯图老师有哪些共同研究的经历？

　　胡鸿雁：承担了助手工作以后，照那斯图老师主要安排我做八思巴学科的外文资料收集工作，协助他的科研工作，并在他的指导下学习八思巴字。2008年10月，照那老师为我们开设了八思巴字课程，系统教授八思巴字。在照那老师的指导下，2009年7月，我去河南省洛阳市新安县调研，收集当地新发现的三通八思巴字碑刻的材料，回来后和老师合作完成了《新发现三份八思巴文碑刻资料》，发表于《民族语文》2009年第6期。从2009年3月开始，我们就着手组织以“八思巴字及其渊源、演变和影响”为主题的八思巴字国际会议，这是2009年7月在云南昆明召开的第16届世界人类学和民族学大会的专题会议之一，我们为此付出了很多努力。会议如期召开，也比较圆满，可惜照那老师因为健康原因没有能够参加。?

　　照那老师的严谨、刻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病重期间仍然每天笔耕不辍，撰写论文，修改旧稿。

　　在和照那老师共事的一段时间中，他时常叮嘱我做事要注意轻重缓急、提高效率、明确目标；在研究中，一定要重视资料的收集，要在全面分析资料的基础上得出结论，有几分材料说几分话；文章不必写得很长，但一篇文章一定要解决一个问题；要全面了解和掌握前人的成果，并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创新。照那老师的这些教诲为我现在的工作和学习指明了方向，也成为我前进的动力。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怎样评价照那斯图老师对八思巴文研究的成就和贡献？

　　胡鸿雁：照那斯图老师是继罗常培先生和蔡美彪先生之后研究八思巴字及其文献最有成就的一位学者。他一生出版了五部和八思巴字有关的著作以及数十篇相关论文。

　　具体来讲，照那斯图老师在八思巴文研究方面的成就和贡献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八思巴字文字系统和正字法理论方面的探讨。照那老师发表了一系列相关论文，如《论八思巴字》(《民族语文》，1980.1)、《八思巴字的零字母符号》(《民族语文》，1989.2)、《蒙古文和八思巴字元音字母的字素分析》(《民族语文》，1999.3)、《八思巴字研究的近况和研究中的几个理论问题》(《面向新世纪的蒙古学：回顾与展望》，2005)。在这些文章中，以及在给我们授课的过程中，照那老师一再强调，用“’”这个符号转写的八思巴字母，并不表示任何实际语音，也不是元音[a]的专门符号，而是表示某些元音前的零声母(零辅音)符号。元音[a]在八思巴字中是以零形式表现的，这个零形式是与其他元音字母相对立而存在的。照那老师的这一思想与结构主义语言学的零形式思想不谋而合。据此，他进而提出八思巴字是典型的音节文字，而非音素文字。照那老师的这些研究成果解决了八思巴字及其正字法的相关理论问题，很有创见。

　　第二，八思巴字蒙古语研究和资料汇编。以两卷本的《八思巴字和蒙古语文献·I研究文集》、《八思巴字和蒙古语文献·II文献汇集》(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刊行，1990/1991)为代表，展示了当时的最新成果及当时可以收集到的最全面的八思巴字蒙古语文献。

　　第三，八思巴字汉语研究。以《蒙古字韵校本》(与杨耐思合著，民族出版社，1987)为代表。迄今为止，这部著作仍然是八思巴字汉语研究、考释八思巴字文献文物不可或缺的工具书。

　　第四，八思巴字字体研究，特别是八思巴字篆体字研究以及八思巴字官印资料的收集和刊布。《元八思巴字篆书官印辑存》(文物出版社，1977)是照那老师研究八思巴字的处女作，提供了95方官印的资料。《元国书官印汇释》(辽宁民族出版社，即将出版)汇集了照那老师耗费了三十多年时间和精力收集的217方用八思巴字篆体镌刻的元代官印资料，将为学界提供一份最权威、最全面的研究资料。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整理照那斯图老师的文献有什么计划？目前进展如何？

　　胡鸿雁：搜集整理照那斯图老师毕生著述并结集出版，既是八思巴字绝学项目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老师的遗愿。照那老师生前已经在进行这一工作。

　　初步计划是整理出版两部著作，一部是《元国书官印汇释》，另一部是《照那斯图文集》。《元国书官印汇释》一书由照那斯图老师和南开大学的薛磊博士合著，目前已经完成校对和编辑，交由辽宁民族出版社在蒙古学文库系列丛书中出版。《照那斯图文集》汇集了照那斯图老师一生所撰写的论文及译释的资料，将为八思巴字研究者提供一份最全面的照那斯图老师的学术成果。现在已经完成了全部文稿的录入及一校，返回民族出版社修改。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本报记者 刘潇潇)

　　蒙古学要为社会服务——访内蒙古大学副校长齐木德道尔吉

　　记者即将离开呼和浩特的时候终于采访到了工作繁忙的内蒙古大学副校长齐木德道尔吉。除了八思巴文，齐木德道尔吉也站在高校管理者的高度，就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科的发展进行了回顾与展望。

　　《中国社会科学报》：八思巴文是您一开始学习的专业吗？您目前的八思巴文教学和研究工作如何？

　　齐木德道尔吉：我研究生时的研究方向是女真文字，研究古文字必须读其他语言的文献，这样我开始学习八思巴文。包祥老师当时开设了“民族史与文学”课程，研究民族史必须懂得古文字和古汉语音韵学，我曾是这门课的忠实听众。现在我仍然在为硕士生、博士生讲授这门课，其中八思巴文是必须讲的。我现在教授八思巴文与包祥老师当时的教法不尽相同，包祥老师是以古文字学的视角讲授八思巴文的，并以八思巴蒙古语为主，而我在教学中注意综合性，力求蒙汉并重。八思巴文对汉语音韵研究贡献很大，从八思巴文《百家姓》就可以看出，当时汉字的读音与现在差别很大。近代汉语是在元代形成的。这些都是我讲课的内容。

　　2007年，我到西南大学时偶然发现大学博物馆收藏了一枚铜牌符，是原西南师范学院教授邓子琴上世纪50年代“土改”时在四川阿坝藏区发现的，带回来后在《西南研究》上对其进行了考释，但博物馆如今没有人能认得牌符上面的文字。在牌符研究中，很多学者只关心正面，而忽略了背面的反刻，我发现很多牌符背面有红印泥残留，很可能这些牌符兼具印章的功能。

　　自从内蒙古大学金牌被报道之后，蒙古汗国及元代文物不断出现造假的情况，而且造假水平越来越高。内蒙古大学的民族博物馆也收到过契丹文石碑的捐赠，但最后认定为假文物。我经常收到各种八思巴文文物要求鉴定，发现仿制品非常多。

　　《中国社会科学报》：请您介绍一下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发展的历史和目前的状况。

　　齐木德道尔吉：我校的蒙古学教学研究工作主要由蒙古学学院、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和蒙古学研究中心三个机构承担，包括历史、语言、文学和今年开始招生的民族史等专业，占据了内蒙古大学文科的半壁江山。

　　1995年，包祥老师和我一起策划建立了蒙古学学院，由五个单位和图书馆蒙古学学部组成。从1995年到2000年我担任研究院副院长，负责科研、行政和研究生工作。学院建立以来学校一直非常重视，老一辈学者为我们奠定了很好的基础。我是眼看着学院一点点发展起来的，记得1995年学院建成的时候一台电脑都没有，还是我1990年回国时带回了一台“386”，开始教工作人员用电脑。1997年内蒙古大学成为“211院校”后情况好了很多，我们一下子就拥有了几十台电脑。

　　我从德国一回来就开始策划筹建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1998年正式成立，由原来的民族学与社会学系和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部分组成。民族学与社会学系教师大多是蒙古族，汉语不好；公共管理学院教师大多是汉族，不懂蒙语。组成学院以后，蒙古族和汉族老师可以很好地取长补短。民族学与社会学系开始影响不大，现在朝气蓬勃地发展起来，包括蒙、汉、阿尔泰等民族艺术、民族法制、民族政治、民族经济等专业。民族学现有二级学科博士点“民族史”，这为我们现在申报国家一级学科博士点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000年，又成立了教育部蒙古学研究中心，是内蒙古自治区唯一一所国家级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我从2005年至今担任中心主任。中心是一个学术研究平台，下设蒙古历史文化、蒙古语言文学和蒙古社会经济三个研究室，涵盖目前蒙古学的所有领域。根据教育部安排，我们中心每年由三个研究室各承担一个重大课题，每个课题经费20万元，由团队合作完成，团队成员除学院教师外，我们也经常从外校、外地甚至国外聘请专家学者。经我的联系，中心持续与德国波恩大学互派学者进行学术交流。我本人也正在计划到日本做为期半年的学术访问。

　　《中国社会科学报》：蒙古学应是内蒙古大学最有特色的学科，您认为目前内蒙古大学的蒙古学有哪些优势，存在哪些问题，未来的发展方向是什么？

　　齐木德道尔吉：内蒙古大学的老校长乌兰夫曾经提出“办学和研究并重，地区研究和民族研究共举”的理念，根据这个理念，“十二五”规划中，我们的各个学科都制定了明确的战略目标和具体措施，希望内蒙古大学能够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为国家发展作出贡献。目前民族问题成为了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内蒙古经验对全国民族问题具有战略意义，内蒙古大学必须承担起社会责任，只有民族稳定，国家才能团结。因此，原来传统文献资料的研究已经远远不够了，现在的蒙古学要为社会服务，比如人口比以前多了很多，现在语言运用的情况怎么样？生产方式有哪些变化？生产方式的变化带来了哪些问题？哪些东西应该保护？哪些东西应该抛弃？针对这些问题都应该进行扎实的科学研究，为政府献策。

　　我们刚刚对蒙古学研究中心的发展进行了非常全面的规划。蒙古历史文化研究室经常承接大型课题，蒙古语言文学研究室历史上一直很有实力，但这几年没有注意和社会结合，又丢掉了很多传统，做文字信息研究也没有太大进展。这暴露出我们的语言研究和其他学科合作能力差的问题，另外思想还需要进一步解放。

　　内蒙古大学的蒙古学非常有前途，我们有良好的学术积淀和学风，从不写没有根据的文章。我们要求研究蒙古语必须懂得多种语言，比如研究清代蒙古史就必须学习满语，因此我们的研究生语言能力都很强。我们现在的教师队伍比较年轻，素质很高，但体制上还有改革的空间。现在我们要再争取一次大的快速发展的机会。老一代学者基础研究做得非常扎实，现在我们要在提高教学、科研水平的同时拓展研究领域，社会、文化、经济、政治、法律的研究都要开展起来。

　　近日，内蒙古大学党委正式通过成立蒙古学学部的决议，由蒙古学学院、蒙古学研究中心和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组成，以便增强影响力，更好地进行人才、资源的调控及开展学位授予工作等，学部可以直接形成学校层面的决议。另外我们刚刚申报了国家一级学科博士点，民族学胜算应该很大。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本报记者 刘潇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