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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承鹏谈《李可乐抗拆记》:由拆迁自焚引发念头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1月12日13:43  新民周刊

  李大眼与“抗拆迁百科全书”

  只要你做有心人,你就一定能了解到真相;只要你敢写真相,你一定能写出非常好的文学作品。

  记者/王 倩

  泼辣、诙谐、犀利、幽默,最重要的是它离现实的距离趋于无穷小。

  当China可以被解读为“拆那”时,李承鹏最新出版的小说《李可乐抗拆记》,被冠之为一部描述“暴力拆迁”与“抗拆迁”的百科全书。这个曾经的体育记者、专栏作家,完全有理由为自己的这部现实主义文学作品而自豪。

  再也不会有比这部小说更靠近现实的写作了,以至于人们开始好奇,这本书究竟能卖多久呢?但愿如李承鹏所愿,让它多飞一会吧。他的期望是卖上50万本,“这没问题。不敢说100万,怕有压力”。

  《李可乐抗拆记》讲述了一个因为无力购房而与女友濒临分手的普通男人李可乐,无意中听说了丁香街即将拆迁的消息,本打算坐享渔翁之利,却在亲历了强拆、冲突、断臂、自焚及被强制送往精神病院等惨烈事件后,和居民们一起走上了钉子户的抗争之路。

  关注时事的人很容易从现实里找到李承鹏写作时的参考事例:促发李承鹏写作念头的正是2009年11月发生在四川成都的唐福珍自焚事件,事发地距李承鹏老家仅十来分钟的车程。《李可乐抗拆记》就像是李承鹏写给这个社会的“情书”,残酷,但真实。

  恰恰,又是恰恰。李承鹏有时真的好像拥有某种特殊能力,《李可乐抗拆记》写的完全就是我们当下经历的;而他和别人合著的前一部作品《中国足球内幕》也生逢其时,出版前“打假扫黑”的公安部专案组成立了,出版后一个半月中国足协领导南勇和杨一民被警方带走;再往前说,他6年前写的第一部小说《你是我的敌人》里,提到了北京海淀区国土局把工业用地改成了商业用地,小说出版后一个月,北京某区国土局被抓走了好几个人。

  “其实事实就这么回事,不是我多神秘,大家都知道的。”畅销作家李承鹏的魅力可能就在此,他试图恢复小说的现实主义力量,而不单沉溺于风花雪月帝王将相。

  现在的李承鹏,已经抹去了五六年之前当现场记者时的生活状态,也放下了过去几年喜欢的泡吧和骑马的生活,每年准备写一本书,每天在网上“孵”上四五个小时,每天清晨四五点才入睡,每天睡上三四个小时,其余时间均匀分配给了看电影、踢球和带孩子,或者被电视台请去做节目。

  他一天中思维最活跃的时候往往是凌晨,《李可乐抗拆记》里的精彩段落大多产自这个时段,博客上的好文章也多出现在这个时候——这里是他和大众最活跃的对话舞台,人们期盼着重大事件发生时他的声音。

  这一年来,关注他的人越来越多。“当你经常对公众事件发表态度后,大家都会对你有一种阅读依赖和信任感。以前可能就球迷认识我,最近半年一些文学读者都来了,我是很愿意为他们服务的。”李承鹏说,能让别人需要是一种幸福。他付出了,也得到了回报。

  意见领袖和话语权

  新民周刊:是什么让你要写这部小说呢?

  李承鹏:唐福珍自焚发生在成都,就在我家附近,开车过去十来分钟。我听说这事后,先在博客上写了篇杂文,然后赶去了现场,当时她已经被抬走了,家属也被扣了,现场也停止了拆迁。我回去后发现那文章不见了,就又贴了一遍,然后赶去医院,结果有关方面不让我看,就没看到人。回家后发现那篇文章又不见了,非常气,那时就动了写小说的念头。

  新民周刊:当时你最想写进小说里的是你在现场看到的内容吗?

  李承鹏:有关部门里有我过去的同事,给我打过电话,他到最后就说了点大家都明白的道理,原话应该是“发展中国就是要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我忍不住破口大骂。那你要牺牲的是哪部分人的利益呢,是官僚呢还是老百姓?是多数人呢还是少数人?一百人是公众,一个人就不是公众?后来我把这段吵架写进了书里(见书中第39页),当时我和他说,你们很阴险,同样的事情连做九十九次,所有人都没有利益了。他哑口无言。

  新民周刊:这个题材能顺利出版吗?

  李承鹏:第一感觉根本没想过出版与否,当时就是非常想写,不写自己会很郁闷。一个作者的权利,平时也做不了什么,最重要的也就是帮别人说说话。电视上听不到他们的声音,他们是绵羊,是聋子,是哑巴,而我愿意帮他们说说话吧。当时想的是一定要写真实的,还真觉得出不了。

  新民周刊:那现在出版了,还是你最初的本意吗?你都收到过怎样的审查意见呢?

  李承鹏:密密麻麻,满目疮痍,生不如死。当时争执了很长时间,我还说过,那就不出了吧。其实相持了很长时间,我们也详细解释,再请人看一遍,松了点;再看一遍,又松了点。有时审查的人不一定看过这本书,等真看了后他会觉得其实说的都是正常的人话,并没有反动的意思。大家相互妥协,最终的出版也没有改变原来的意思,我个人比较坚持的段落也还在,当然也牺牲了一部分。

  新民周刊:哪些段落是你坚持留下来的呢?

  李承鹏:像刚才说的那一百人的公众利益那段话;还有唐巧珍家的网吧因涉嫌传播淫秽制品被拆(见书中第47页),上面也说不能要,我说必须要,这是我了解到的,很多拆迁一开始并不是以拆迁名义进行,而是以检查食品卫生安全或者是否涉嫌传播污秽黄色内容进行的。我还以慕容雪村举例,他的《原谅我红尘颠倒》才叫真猛,结果人家告诉我,慕容雪村和你不一样。

  李可乐和张麻子

  新民周刊:可能是你爱看电影的关系,小说的开头很容易让人想起马丁·斯科塞斯最新的电影《禁闭岛》,同样是在描写精神病院,结尾则像是《肖申克的救赎》。

  李承鹏:对,我很喜欢这两部电影。但我这个小说里,不是肖申克的救赎,而是下水道的侮辱,我们每个人都是一座化粪池。其实《肖申克的救赎》里发生的也是美国当时的现实问题,我想和有关部门说,不要那么紧张,我们现在碰到的问题,人家也碰到过。《肖申克的救赎》是这样,《愤怒的葡萄》也是这样,你没有精神问题也被关进大牢,我要西部开发就把你家拆了,都是这样过来的。我们要正视这段历史,但我们都相信我们的国家会进步。

  新民周刊:从头到尾你的笔调都是略带幽默的暗色调,但结局忽然转弯,有点理想主义的圆满。

  李承鹏:这个小说写到这个份上,已经是“在危崖上舞蹈”,而且我希望结尾是光明的。文学不可能改变社会,但文学可以改变心情。我不至于傻冒到想让这本小说来改变社会,但我也不会傻逼到不想改变大家的心情,所以我用了个“光明的尾巴”,我希望老百姓都能过上好日子,我让每个人都拿到了拆迁款,可以有钱再造一条“丁香街”。但我不会渲染到太违背现实,比如像春晚常唱的那种“咱们老百姓,今儿个真高兴”那样的,这是谄媚的尾巴,我不能麻痹大家。当然我更不可能把李可乐真写成陈胜吴广吧。

  新民周刊:你能让结局变得圆满的原因是你在小说里为受拆迁之苦的人出了一招,就是让身份证和房产证等合法的证件“消失”。这是你从现实里学来的吗?真管用吗?

  李承鹏:七年前我写房地产专栏时,知道了这个故事,在一个我很熟悉的城市里,有一小群人用类似这样的办法,成功地击败了开发商,让他欲哭无泪。当时他们的这个办法还有很多漏洞,这些年来我一直想完善它,写到这本小说时终于想出来了,应该是非常具有可操作性的。

  新民周刊:你多次说过自己是一个低俗的人,而小说主人公李可乐好像也正是这样的一个人,据说原型就是你和身边的一群坏哥们。你怎么看待《让子弹飞》里写到的老百姓群体呢?

  李承鹏:姜文是个理想主义者,我不是,我是个低俗主义者,理想是改变不了社会的。张麻子是一个农民起义军的形象,而我反对暴力革命,我主张用智慧,不然我无法指导我身边的年轻人如何迅速地买到房,无法教会他们生活的机智,这也是需要大无畏的精神的,就好像李可乐怎样逃出精神病院,怎样让丁香街的人拥有自己的房。李可乐比张麻子更大无畏,他手上没有枪,而张麻子是在一个谁都可以轻易拥有枪的时代,你说谁的反抗更艰难呢?

  恶毒的实验和对传统的拆迁

  新民周刊:你的书在出版时往往会有相应的社会大事件发生,一次又一次,这还是巧合吗?

  李承鹏:这本书进印刷厂那天发生了钱云会事件,还有去年的《中国足球内幕》和我六年前第一本小说《你是我的敌人》都说中了一些事。我显然不是公安部的卧底,他们也不会提前告诉我,我更不会未卜先知。当一个作者都忍受不住社会现象,当一个作者都能够通过第一手采访轻易得到真相,其实社会上很多人都已经知道了,这也代表着强权已经肆无忌惮太嚣张,这也代表着它要出事了,就是这么回事情。

  新民周刊:洪晃夸你的小说是文学版的《让子弹飞》,把当代中国非常准确地用各种故事,以让人既感叹又想笑的形式给写出来;麦家也夸你是对传统文学的拆迁。

  李承鹏:现在很多导演在研究,到底该站着挣钱,还是坐着挣钱,或者躺着挣钱。不管是导演还是作家,只要是搞创作的,应该跪着挣钱。你确实要跪在这片土地上,看老百姓到底是怎么生活的。我们的作家天天坐在书房里,能写出什么好东西来。我特别讨厌坐在家里的“作家”,“作”在北京话里还可以读成第一声,折腾的意思,我愿意当这么个“作家”。在了解当下方面,不是我怎样,而是只要你做有心人,你就一定能了解到真相;只要你敢写真相,你一定能写出非常好的文学作品。

  新民周刊:但我们确实看不到太多写当下的现实主义作品。

  李承鹏:很多作家是被包养和赞助的,如果某人平时多发出点犀利的声音和尖锐的调查,那可能就拿不到赞助了。最好的办法就是写写历史小说,坐在屋子里瞎编乱造,说说古人和秦始皇是怎么回事。我们现在的读者在文学上是可怜的,他们需要人帮着去呐喊,但他们没办法得到自己想要的读本。

  新民周刊:对你来说,可供写进小说里的社会现实够吗?你没有压力吗?

  李承鹏:这次我就做了一个“恶毒的实验”,我想证明给他们看,只要作家愿意接触生活,一定会有无数的好题材;只要你敢描写当下,你就会得到拥戴。他们老是谴责读者没品位,我觉得是他们自己没品位。有些人是被包养的,有些小说是被赞助出来,而不是写出来的,他们永远没有压力。我们是在压力之下写作,写得好才能卖得好;为老百姓说话,老百姓才会给你埋单。

  新民周刊:前几天你拒绝在电视上按人家要求的那样说一句“超过80%的人感到幸福”,像你这样的公共人士怎样保证在电视上也一直说真话呢?

  李承鹏:昨天我和崔永元对话,不约而同地说到“家教”,说真话是一种家教,不是说我胆子有多大,我妈对我的教育就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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