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疫大战

　　梅斯尼之死，震惊了哈尔滨。俄国人封闭了他住过的大饭店，将他的衣服、用品付之一炬。而对伍连德来说，梅斯尼之死使他的地位也发生了一个微妙的变化。周围的人不再对他的“肺鼠疫”理论

　　不屑一顾，而之前被很多人认为反应过度的“伍氏口罩”，从此都被牢牢地戴上了。

　　特殊时期的伍连德，正如他后来所形容那样，“扮演了一个庞大组织总司令的角色”，“给医生、警察、军队，甚至地方官吏下命令”。

　　1911年的1月，是疫情最危急的时候，却也是医生增援最多的时候。有了同行们的帮助，伍连德的工作进展顺利了许多。他们几次开会商定了一系列周密的防疫方案，一场与死神的较量开始慢慢展开。

　　在伍连德的指挥下，傅家甸被分为4个区。每区由一名医药大员主持，配有两名助理、4个医学生和为数众多的卫生夫役与警察。救急队内分诊断、消毒、抬埋、站岗等诸多岗位。每天，各区派出40多支

　　搜查队，挨家挨户检查疫情。一旦发现有人感染鼠疫，立即送到防疫医院，他们的房子用生硫磺和石炭酸消毒。

　　为了成功地执行分区防疫计划，从长春专门调来了由1160名士兵组成的步兵团。他们被安置在城外俄国一家空旷的面粉厂里，任务是对疫区内进行交通管制。政府规定，傅家甸内居民出行必须在左臂

　　佩戴证章，根据各区不同证章分为白、红、黄、蓝4种。每个区的居民在左臂上佩戴不同的证章，可以在本区内活动，但要去别的区域，必须申请特别准许证。就连区内的军人们也必须严格遵循这一规章

　　，不许随便走动。严格的警力，使得“任何人偷越封锁线几乎都是不可能的”。

　　正在城市外围担任封锁任务的600名警察被撤换，在接受防疫培训后，被分配到防疫局医生直接控制的4个分区和防疫站。伍连德后来评价说，这支队伍后来被证明“有巨大的价值”。

　　按照收治病人的病情，诊病院分为疫症院、轻病院、疑似病院和防疫施医处几种。各病院中均设有医官、庶务、司药生、看护、巡长等职务。既为不同病情的病人提供了治疗，又避免他们之间交叉感

　　染。“‘疑似病房’的提法是伍连德首创的，直到现在我们还在使用。” 中科院微生物研究所程光胜研究员说。这也足以证明伍连德的能力和远见。

　　傅家甸的防疫措施为整个东北做了一个表率。随后，哈尔滨俄人居住区、奉天、长春、黑龙江全省纷纷仿照傅家甸的模式建立起防疫体系。

　　在后来的奉天国际鼠疫大会上，有人总结：“在新的防疫机制建立之前那个月，死亡人口总数为3413人，在新的防疫机制建立的时候，几乎每天死亡200人，但在30天后，死亡记录为零。”

　　伍连德向中东铁路公司借了一些火车车厢暂作临时隔离营。新年后，粮台一带(今道外八区体育场)铁路线上停靠了60节“瓦罐车”，用做临时隔离营，收容鼠疫患者家属和接触者，以及出现咳嗽

　　等症状的疑似者。医生每日诊察，如果连续7天体温正常，即解除隔离。有些贫民在此一日三餐，还有火炉取暖，温饱无忧，竟然乐不思归。当年的报纸曾以《贫民之爱坐火车》为题报道：“傅家甸

　　防疫局前由铁路公司借去火车数十辆，专为调验与瘟疫可疑之人，每日饭食自然由防疫局供给……”

　　伍连德最终借了120节火车车厢，用做隔离营。在后来的国际鼠疫大会上，他还将此作为最重要的经验：“这是一种最有效的隔离方式，在铁路附近的任何地方，都能很快建立起来。”

　　“在抗生素发明之前，对待鼠疫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隔离，切断人与人之间传染的链条，鼠疫蔓延的速度和规模自然就会被控制住。”马学博研究员介绍。从17世纪开始，人们就开始采取隔离措施。10

　　0年前西班牙曾经用过铁路车厢做临时病房，但是“用120节车厢这么大规模，防疫历史上从没有过”。

　　伍连德后来回忆说：“整整花了一个月，组织逐渐步入正轨。官员们接受了我的观点。”

　　断绝交通

　　当时的哈尔滨，是世界上最大的大豆集散地和交易市场。这里聚集了大批从山东和直隶两省进入东北的劳工。除了普通劳动力外，数以千计的小商贩也随季节变化，向北移动。虽然对这部分流动人

　　口并没有一个精确的统计数据，但10万人并不是一个被高估的数字。当时正值年关，按照中国人传统观念，他们必须要千方百计回乡过年，这些庞大的人群中，必然包含为数不少的鼠疫感染者。一

　　旦大规模的春节返乡潮开始，瘟疫势必会传播到关内。

　　鼠疫爆发之初，人口流动没有受到任何限制。当时每天约有1000多名劳工乘火车从北部疫区而来，再转乘中国人管理的铁路继续南下，所以奉天一度成了鼠疫重灾区。当时也有人强烈要求关闭长春

　　到奉天的铁路交通，但未被采纳。

　　1月11日，也就是梅尼斯死去当天，东三省总督锡良给北京军机处发了一份急电。他以“万万火急”的字眼，吁请朝廷禁绝满洲交通：“此次疫症，因东清、南满火车往来蔓延甚速……(应)于火车

　　经过大站添设病院、检疫所，凡乘火车由哈赴长、由长赴奉之商民，节节截留，一体送所检验，过七日后方准放行。”

　　经过交涉，日本控制的南满铁路于1911年1月14日停驶，俄国控制的东清铁路，其二、三等车于1月19日停票，头等车采取检疫办法。东北境内的交通基本停顿下来。山海关是从东北进入关内的必经

　　之路，1月13日清政府还在山海关设立检验所，凡是经此南下的旅客都要在此停留5天予以观察。这些措施是如此严厉、如此彻底，以至于太子太傅、钦差大臣郑孝胥从东北返回时，也毫无例外地在

　　山海关停留5日后才得以返京。

　　也许是出于对疫情蔓延的恐惧，清政府对交通的控制也不断升级。1月15日，陆军部更派军队驻扎山海关，阻止入关客货；1月21日，又下命令“将京津火车一律停止，免致蔓延”。至此，关内外的

　　铁路交通完全断绝。“当时天津卫生局专门制定了查验火车的章程，甚至要求连进贡的贡品也必须检查，这说明清政府及有关部门的防疫措施是极其严格的。”辽宁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焦润明这样说。

　　可是对当时的管理者来说，对现代医学缺乏常识的普通民众也是防疫的阻力之一。当时的奉天，还发生过这样一个事件：1月14日，最后一列载着苦力的列车离开奉天前往山海关。可是，就在向南奔

　　驰的列车上，却发现两个死于鼠疫的感染者。第二天，载着478名劳工的火车沿着原路回到奉天，被安置在铁路车站附近的客栈里。周围设置警戒以防止他们逃跑。1月23日，100多名劳工举行暴

　　动，从客栈中逃了出去，没有人知道他们跑到了哪里，而一周后奉天的死亡人数突然暴增……据《盛京报》报道，当时奉天隔离所有规定“若有敢图潜脱者当即击毙以杜后患”，大概与此事有关。

　　焚尸

　　一切都布置妥当，但凶险的鼠疫似乎不甘心就此落败，还在显示它最后的余威。最多的一天竟然传来183人的死亡报道。

　　作为与鼠疫作战的总指挥，伍连德知道“对手”的凶险，他必须全力以赴，不能有丝毫掉以轻心之处。很快，他又发现了一个巨大的隐患。

　　1911年1月的一天，伍连德来到北部的一个坟场。眼前的一幕，又让他惊呆。时值隆冬，地上的积雪有五六寸厚，雪地上一排排棺木和尸体露天停放着，如长蛇阵一般绵延一里有余。

　　鼠疫发生之初，政府为死者提供棺材安葬他们；在街上发现的尸体也由政府出面收集，放在棺木运到坟场。到了后期，当死亡人数越来越多时，尸体也便被直接放在坟场。随着天气渐冷

　　，土地被冻得坚硬，不要说深挖洞，就是想挖一个浅坑，都非常困难。所以这些尸体也都被随意弃之于坟场地面上，已经至少6周有余。伍连德注意到，这些尸体各种姿势都有，有的甚至还

　　保持着坐姿，这大概是因为在垂死之即就被家人扔出来，而他们在极度寒冷的天气里做了最后取暖的努力。

　　当时的伍连德忧心这个坟场会变成一个巨大的鼠疫杆菌的大冰柜。如果有老鼠或其他动物接触到这些尸体，再由动物传染给城里的人，那么一切防疫措施都将化为乌有。

　　“伍连德凭借直觉，感觉鼠病菌在地面下也是可以存活的，但是他当时并没有时间去做实验证明这一点。后来俄罗斯专家果然证明了这一点——在哈尔滨严冬的极低的温度下，肺鼠疫的病

　　菌至少能存活3个月。”马学博说。

　　当务之急是必须尽快处理掉这些尸体，唯一的办法是集中火葬。

　　可是伍连德也知道，这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将是一个多么巨大的挑战。

　　即便是生长在海外的伍连德，也不敢贸然挑战中国人的伦理观念。他思来想去，最好的办法，唯有上书朝廷，请皇帝下一道圣旨才能平复民间的反对。不过，伍连德也知道，他首先要赢得当地

　　官员和乡绅的支持。这一点也进展得异常顺利——他让那些人跟着他一道坐车去坟场看那可怖的场景，他们便一致同意。于是，当伍连德给清廷上书，请求颁布准许火葬的同时，哈尔滨的官商

　　绅士们也联名向吉林总督(当时哈尔滨属吉林境内)陈情，希望批准火葬。

　　1月30日，他们终于收到外务部发来的电报批准。第二天一大早，伍连德立即行动起来——伍连德后来在万国鼠疫大会上详细介绍了当时的处理方法：他雇用了200名工人，把棺木和尸体以100为

　　单位，分成22堆。先是用炸药爆破，挖了一个20英尺见方、10英尺深、每次能够装500具尸体的大坑。然后，按照每百个尸体10加仑的标准，用消防车在尸体上面浇上煤油。火点起来，尸体迅速

　　猛烈地燃烧起来，2200多具尸体就这样灰飞烟灭了。伍连德后来写道，目睹亲人遗体化为灰烬，两万名傅家甸市民面无表情，“呆呆出神”。对于伍连德如何以专业精神以及敬业之心，指挥这场

　　鼠疫，《远东报》的一则评论也许能最充分地体现：“哈尔滨防疫局总医官伍连德自到哈以来，办理防疫事宜，不辞劳苦，闻日前，在东四家焚烧疫尸，防疫局委员等皆不欲往前监视，伍医官自

　　赴该处点查尸数，亲视焚烧，俟焚化净始行回局。”

　　当时，俄国防疫部门的相关人士也在旁观看了具有历史性的焚尸过程。后来他们也效仿中方的做法，把辖区内染疫尸体，无论是新近死去的还是已经腐烂的，全部火葬。2月间，俄方共焚化了14

　　16具尸体，其中1002具尸体是从坟墓中掘出来的。

　　1月31日这一天，为当时的哈尔滨市民留下了一个最特别的记忆——这一天，是中国传统的大年初一，他们却目睹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的火葬。此时，傅家甸已经有1/4的人染鼠疫死亡。

　　适逢春节，防疫部下发传单，号召大家燃放爆竹，冲冲晦气。伍连德也深知，从科学的角度，爆竹里的硫磺同样有消毒的功效，所以他也期望新年爆竹能把笼罩在傅家甸上空的死亡之神驱赶走。

　　说来多少有些神奇，大年初一这一天起，人类与瘟疫角力的天平终于发生了倾斜，这一天，傅家甸的死亡人数从183名下降为165名，“此后日渐消减”，而且再也没有回升过。

　　1911年3月1日午夜，当鼠疫死亡人数为零的报告传来时，坐落在哈尔滨傅家甸的防疫总部内一片沸腾。几日后，鉴于鼠疫死亡连续多日为零，防疫委员会宣布解除对傅家甸的隔离。

　　病源

　　当伍连德与助手林家瑞在到达哈尔滨的第二天，当地最高行政长官于驷兴向他介绍情况时便提及，这场瘟疫的最初感染者，均是在满洲里一带草原猎捕旱獭的关内移民，这是伍连德在疫区第一次获得有关旱獭的信息。离开关道衙门乘上马车，他注意到一身俄罗斯人装束的山东马车夫，头上戴的正是一顶旱獭毛皮帽子。

　　20世纪初，在北满和西伯利亚一代活跃着捕捉旱獭的猎人，他们发明了一种工艺，只要对旱獭的皮毛进行适当加工，其成色堪比貂皮。一时间，旱獭皮冒充的假貂皮成为国际市场的新宠，价格连年看涨。1910年，每张旱獭皮的售价比1907年猛涨了6倍多。在巨额利润的吸引下，很多中俄商人纷纷招募华工捕杀旱獭。1910年，仅从满洲里一地出口的旱獭皮就由1907年的70万张，增加到250万张。

　　国际市场的需求，刺激了捕猎旱獭的热潮。当时，正逢山东、直隶两省连年遭灾，大批流民北上闯关东。满洲里草原上捕猎者曾达到1万多人，许多毫无捕猎经验的关内劳工也加入了猎獭队伍。《盛京时报》在追述疫情源头时曾这样描述：“山东直隶两省无业游民相率猎满洲里山中，而山谷流血，原野厌肉，其狼藉实不堪形状。”

　　旱獭，英文名字叫土拨鼠(Marmot)。它其实是一种非常聪明的动物，对人类和其他动物的袭击保持着高度警惕。自然界动物具有自然形成的防卫本能，旱獭一旦染上鼠疫就会失明、失声、行动迟缓，并被健康的同类逐出巢穴。有经验的猎人都能分辨出染病的旱獭，绝不会轻易将这样的猎物捕获带回。但是在高额利润的刺激下，一些流浪的山东苦力，不加选择地捕猎；在东北冰天雪地的原始森林中，捕猎者渴了喝雪水，饿了把旱獭的肉烧煮吃掉。

　　集得20多张獭皮后，猎人们便在简陋的客栈过夜。这些客栈非常简陋，往往几十人个挤在一张大炕上。冬天为了保温，门窗紧闭，这种封闭式温暖、潮湿的环境极易造成鼠疫菌的传播。一旦有人感染，全客栈无人幸免。当他们乘火车返乡，鼠疫就开始在中东铁路沿线星火燎原般蔓延。中东铁路的枢纽哈尔滨首当其冲，东三省两次肺鼠疫大流行都未能幸免，而且沦为疫区中心。

　　“在此之前，人们一直怀疑这场瘟疫是由老鼠传播的；可是在捕获的老鼠身上又并没有发现鼠疫杆菌，也就是说老鼠之间并没有发生鼠间鼠疫，再结合之前于驷兴的情况介绍，伍连德已经开始怀疑旱獭，因为旱獭也是一种啮齿类动物，鼠族的一种。”哈尔滨医科大学医学史教研室副研究员马学博说。

　　马老师说，1905年左右，在俄罗斯境内也发生过小型鼠疫，当时去调查疫情的俄国细菌学家扎博罗特内(Zabolotny)已经注意到了旱獭与流行病的关系，只是当时没有分离出鼠疫杆菌。“这些信息伍连德肯定都会知晓。3个月的防疫实践更加确证了他的判断，只是当时忙于应对瘟疫，还没有时间进行实地考察和实验室检验。”

　　哈尔滨的鼠疫被控制以后，1911年7月，伍连德与扎博罗特内等人组成的中俄联合考察队，到满洲里与西伯利亚及蒙古交界地一带，实地考察旱獭的情况。“他们在铁路沿线某处发现了旱獭‘大本营’，周围100英里到处是旱獭，他们通过研究获得了非常宝贵的第一手资料。”马学博说，其实从1905年到此次大爆发，由旱獭引起的鼠疫每年都发生，但是因为俄属远东地区人烟稀少，居住分散，加之俄国方面控制严密，才没有酿成大型瘟疫。

　　伍连德根据这次田野考察之后完成的《旱獭(蒙古土拨鼠)与鼠疫关系的调查》，1913发表在著名的英国医学期刊《柳叶刀》上；1923年6月2日，伍连德带着东三省防疫处专家伯力士、关任民医生，与扎博罗特内等人再次赴中俄边境考察。这一次他们幸运地捕获到了染疫的旱獭以及病疫而死的旱獭，获得珍贵的实验动物及标本。回国后，伍连德在哈尔滨滨江医院实验室进行“旱獭疫菌吸入性实验”。“这个实验结果非常有价值，它证明了旱獭之间可以不经过跳蚤这个中间媒介，而是通过空气传播鼠疫杆菌；反过来也证明，人与人之间也可以直接传播病菌。”也正是因为伍连德在这方面的贡献，1935年他被推举为诺贝尔医学奖候选人，也成为第一位获此殊荣的华人。

　　功成名就

　　哈尔滨鼠疫之后，伍连德又转战长春、沈阳等地，经过努力，到4月底，东北三省各地的鼠疫被全部消灭。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依靠科学手段，在人口密集的大城市成功控制传染病的行动。这一年，伴随着各地报馆雨后春笋般的出现，无论关外的《盛京时报》、《满洲日报》、《奉天公报》，还是关内的《北京日报》、《申报》、《大公报》，乃至众多日俄媒体……几百份报刊连篇累牍地报道着满洲鼠疫，以至于郑孝胥也感慨“竟成世界新闻”。伍连德自然一举赢得广泛的赞誉。《远东报》评价：“其能以如此有效者，皆赖伍医士连德之力。”

　　然而，当我们重新回顾这段历史时，公允地说，如果没有一个有力的社会支持系统，伍连德的“科学主义”也难以奏效。

　　第一位当然是慧眼识才的施肇基。当伍连德被紧急任命为“东三省防疫全权总医官”时，是施肇基连夜准备护照、信件、电报等必需文件。他还与伍连德约定，到现场后互发英文电报保持通讯，电报由他负责翻译后办理。这无疑给了伍连德很大支持。在收到伍连德关于焚烧鼠疫患者尸体的奏请之后，也是施肇基连夜去摄政王府，呈请准奏。伍连德后来在其回顾录中的扉页说，将此书献给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两人——一位当时在美国，另一位是他在英国的导师。而这第一位，就是施肇基。而令人感动的是，施肇基在自己的回忆录里热情赞扬伍连德，却对自己的举动只字未提。

　　另一位给予伍连德极力支持的，则是时任东三省总督锡良。在晚清风雨飘摇的残局中，锡良的种种手笔，为他赢得了晚清名臣、“一代能吏”的名声。当资历更老的梅斯尼对伍连德提出质疑时，也是锡良坚定地给予伍连德支持和信任。值得一提的是，奉天的检疫、防疫是由锡良直接负责的。他谢绝了日本多次要求任命日本医生为防疫总负责，聘请与之私交甚好的英国传教士医生司徒阁作为总顾问，全权负责整个城市的检疫、防疫事务。

　　在这场鼠疫大战中，锡良可谓恩威并用。一方面，他奏请“出力人员，照军营异常劳绩褒奖。其病故者，依阵亡例优恤”。他的请求也很快得到清廷的批准。“吉林、黑龙江两省都分别制定了有关防疫捐躯人员的抚恤金，比如医生抚恤银1万两，学生抚恤银5000两等。”焦润明说。另一方面，锡良对一些官员也毫不软弱。吉林西北路道于驷兴、吉林西南路道李澍恩都以“防疫不力”而被革职。用今天的眼光来看，锡良还十分注重信息的透明，发电中东铁路各州县，要求把每天鼠疫在各地的流行情况及时用电报进行汇报，而且“所有关于防疫电报一律免费”。

　　更不该被遗忘的，是那些寂寂无名的医务工作者。当初因为对这场鼠疫强烈的传染性认识不足，当地的医务人员也损失惨重。比如仅长春一地就有166名卫生人员染疫殉职；而在长春隔离所，19名职员全部被感染，18名不幸殉职。

　　这批献出生命的医务工作者，也有一些包括梅斯尼在内的外籍人士。其中有一位是来华不到3周、年仅26岁的苏格兰医生嘉克森。他当时的工作是在奉天到山海关的火车上检查是否有疑似感染者，却不幸自己染病。嘉克森去世后，专程赶到奉天来认领骨灰的亲属将清政府发给的1万元抚恤金全部捐献出来，捐作修建奉天医科大学之用。

　　伍连德后来在自传里也逐一提到他们的名字，对这些同行表示深深的敬意。在后来召开的万国鼠疫大会，也特地休会半天“以表达对那些在抗击鼠疫斗争中献出生命的医生们的敬意”。我们今天在怀念他们时，其实不必特地用某个国家来界定他们，因为在面对疾病时，他们所体现出来的精神力量早已超越了民族、国家的界线。值得一提的是，伍连德的长子伍长庚在美国霍普金斯大学毕业后，也到中国投入到流行病的防治中，1941年，“在一次亲临监督北平防疫活动中感染肺疫，几个月后逝世”。

　　经此一役的伍连德名声大振。1911年4月3日至28日，“万国鼠疫研究会”在奉天(沈阳)召开，来自英、美、法等11个国家的34位医学代表参加大会，这是近代在中国本土举办的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学术会议，清政府出资10万两白银。各国专家对东北抗鼠疫行动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梁启超也对伍连德称赞不已：“科学输入垂50年，国中能以学者资格与世界相见者，伍星联(伍连德字星联)博士一人而已！”

　　此后的伍连德，在中国医学的现代化进程上面，付出了诸多努力。1914年，洛克菲勒基金会派出中国医学委员会，考察中国的医学和公共卫生状况。伍连德提出的在北京建一所现代化医学院和医院的建议被采纳——这便是后来的北京协和医学院及医院。

　　1918年1月，伍连德提议建立一所大型医院的建议，被政府批准。在为该院筹款过程中，伍连德自己也捐了2500元。同时他全权负责总管筹建：每天乘车，从东堂子胡同的家经过故宫，到医院工地督工。在他主持下建成的北京中央医院成为中国人建立的第一所现代医院，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大学人民医院。1924年，受张作霖委托，伍连德在沈阳建成了东北陆军医院，这是当时中国规模最大、设备最好的医院。

　　除了建医院之外，伍连德还是中华医学会的创始人；1951年，当中华医学会总部由上海迁到北京后，伍连德把他在北京东城东堂子胡同55号的楼房捐给了学会。

　　离开哈尔滨之前，伍连德为哈尔滨留下了一份特别的财产。“自1910年哈尔滨大鼠疫之后，中国又爆发了几次鼠疫，不过在此之后大家都学会了应对，从容了很多，也没有酿成大规模瘟疫。不过伍连德觉得，光靠少数医务工作人员不行，还要培养一批医务人员。1926年，伍连德创办了哈尔滨医学专科学校，为当地培养医学人才。这个学校就是我们哈尔滨医科大学的前身。”哈医大校长、中国工程院院长杨宝峰说。伍连德的孙子告诉杨宝峰，当年办医学校时，伍连德并没有多少钱，为此，他还找朋友借钱。别人不解地问：“你的家并不在那里，为什么还要在那儿建？”伍连德很朴实地回答：“想为当地老百姓做点事情。”朋友很感动，为学校捐了钱。

　　抗战爆发后，伍连德在上海的寓所在淞沪之战中被炸毁。不久伍连德离开上海，取道香港回到马来西亚。回到家乡后，伍连德开了一个诊所，过着平静的生活。对于曾经的那些惊心动魄的故事，他只是用淡淡的一句话总结：“我最愿意做的事情，是从阎王爷那里把人救回来。”

　　1959年，伍连德在家乡槟城买下邹新庆路39号I的房子，打算回乡在这里安度晚年。搬迁时他仍亲力亲为地监督着装箱工作，确保心爱的书没有受损。迁到新居后不久，他开始觉得身体不舒服。一天早晨醒来，伍连德自觉很不舒服，便叫家人即刻送他入院，但已经来不及。1960年1月21日，伍连德带着他的故事，永远告别人间。

     新浪独家稿件声明：该作品（文字、图片、图表及音视频）特供新浪使用，未经授权，任何媒体和个人不得全部或部分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