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种情境最可怕？ 资料来源：零点研究咨询集团2010年10月份完成的“2010年居民生活状况调查”。

　　民间报告评判公共服务 社保得分倒数第一

　　作者：南方周末记者 沈亮

　　疾病和贫穷最可怕，死亡反而倒数

　　在当下的中国，人们对贫穷的普遍恐惧，已经远超过对情感背叛、友谊和尊严丧失，甚至对死亡的畏惧。

　　零点研究咨询集团(以下简称“零点”)最新完成的《2010中国居民生活质量指数报告》提出了上述判断。

　　零点向受访者询问，哪种情境最可怕？结果表明，公众对失去健康与贫穷最为恐惧。就连正处于对爱情和友情有最高需求和价值认同的、16—25岁的年轻人，对贫穷的恐惧也大大高于感情背叛和丧失友谊。而恐惧的选项中，死亡倒数第四，仅仅比变老可怕一点。

　　对于贫穷，数据直白地表达了他们的无力感。在该报告中，无论是贫困者，还是“非贫者”都高比例将贫穷归因于自己不可掌控的“社会原因”。在城镇居民中，这一趋势更为明显。

　　“‘贫穷更多地是社会原因非个人原因’已经有了较高的社会共识。”该报告认为。

　　2010年，中国的GDP总量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人们感受到的生活压力却又如此沉重，这将焦点指向了政府公共服务的提供。

　　上周，零点还公布了“2010年度公共服务公众评价指数”(以下简称“公服指数”)。从2006年开始，零点以抽样调查方式测评公众对政府公共服务水平的满意度指数，此后每年一次。

　　可供对照的是，在2010年的“公服指数”中，社保和就业获得的公众评价却分别是倒数第一和倒数第二。“只有当公共服务进步的速度跟得上公众需求的增长速度时，才能在满意度数值上有所体现。”北京零点指标信息咨询公司的张慧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比如，农村地区原本有“养儿防老”的观念，但现在也逐渐认为政府也应该为养老负责。

　　认为决定“重大事项”的是政府而不是人大

　　公众对宏观与具体层面给出大差别评价，这在每年对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不同打分中，表现明显。

　　在这份最新的“公服指数”中，公众对各类中央机关的信任度普遍在八成以上。其中，党中央、中央政府和全国人大位列前三。公众对军队的信任也超八成。但是，对于地方的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司法机关，信任度却只维持在七成左右。其中地方政府的信任度最低，中央和地方政府间信任度差距也最大。“在从2003年做到2008年的公众评价政府项目中，我们曾让被调查者为四级政府满意度打分。那时的数据就已显示，政府的层级越高，公众的信任度也越高。”张慧说。

　　有意思的是，与省长和县长相比，市长更受公众关注，2002-2010年平均有将近六成公众可以说出市长的名字，而省长和县长的这一比例分别仅为两成多一点和一成半。从支持率上来看，市长的支持率也要高于省长和县长。“部分公众的知识不充分，有时候分不清对官员、政府和政治制度之间的评价有什么区别。”零点指标数据研究二部部门经理姜健健认为。

　　事实上，公众对国家机构职能的正确判断率较低。调查者们请受访者分辨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和司法机关的25项职能。结果只有大约四成的公众可以正确判断，其中党委职能被公众正确认知的比例最高，而对于人大和政协职能，只有三成公众分得清，最低者是政协。

　　其中比如“决定国家重大事项”是人大的重要职能之一，但公众将其判断为是政府职能的比例远超人大——这被零点称为“最容易混淆的职能”。而“民主监督”，仅有不到18%的人将其正确归属到政协之下，有大概25%的人将其归属到政府之下。

　　对国家机构职能的分辨上，一线城市与二线城市间没有表现出太多差别。作为政治中心的北京，也只在参与调查的15个城市中排名第六。

　　对大事儿都满意，哪怕自身受到了影响

　　在历年的调查中，姜健健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公众对宏观“大事情”的判断，和与自己相关具体的“小事情”间的评价并不相符。他觉得这是中国特色。

　　比如，2010年公共服务的总得分67.8，这比2009年有小幅上升。但公众对国家管理经济、国际和社会事务的信心却在2010年有较大幅下滑。

　　姜健健认为，2009年的金融危机影响到公众对生活的具体感受，这使得公服指数下挫。但抽象的信心，更多是受到特殊事件的影响：奥运会的后效应，以及政府在金融危机中调控的大手笔，又激发了公众对国家的整体信心。之后，当这两个促进效用消散，多年积累的社会问题又并未真正解决，于是公众信心回落到2008年左右的水平。

　　大事件正在影响着公众对官员与政府的评价。报告显示，上海世博会与广州亚运会的举办，直接带动了两市市长支持率的大幅度增加。而市长支持率唯一一次大幅下降，是在2003年，姜健健认为是因大程度受到了非典的影响。“美国人在评价政府时，都是从自身感受出发，而中国人带有一些集体主义色彩。中国人会觉得，虽然这事儿对我自身有影响，但如果整体趋善的话，也会给出满意的评价。”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