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永元、李承鹏谈抗拆:“我们真的希望这个社会稳定”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陈一鸣
北京一家书店,窗外北风正紧。崔永元举着李承鹏的新书《李可乐抗拆记》说:“我希望每一个面临强拆的房子里都堆着一堆这样的书。”
《李可乐抗拆记》是李承鹏的第9本作品,前一本《中国足球内幕》披露了大量中国足球事实,“为打假扫黑抓赌风暴指明了方向”。这也是李承鹏的第3本 小说,“李可乐”第二次出现,上一本小说《李可乐寻人记》写一个混混为了泡妞跟人打赌修了一座希望小学,汶川地震时,只有这座小学没有倒。他忘了自己是个坏人,四处接受采访时被抓了。还好最后有个光明的结尾。
“我就希望大家自私,我们以往的教育把这个词抹黑了。”崔永元对南方周末记者强调“自私”的重要性,“以前我们把‘自私’曲解成损害他人利益、只顾 自己利益;实际上‘自私’的概念是不损害他人利益的前提下只顾自己利益。大部分公民意识不到‘自私’是一种美德,所以我们一定要花大力气让大家明白这两个 字的字里行间是什么意思。”
维护私权是两人对谈的重点。《李可乐抗拆记》显然就是可以成为大谈私权的由头,这本书讲的就是这么个事儿:李可乐混世界,诸事不成。碰巧得知丁香街 将要拆迁,趁当地住户尚不知情抢先买下一套房子,打算大赚一笔。哪知他越陷越深,钱没赚到,女朋友还“劈腿”了,新街坊唐巧珍自焚了,自己也被“保送”精 神病院了……李可乐铁了心,和“90后”非主流女孩儿菜刀妹等群众一起,机关算尽保护家园,当然,结局是光明的——郑书记是好人,付市长略有缺点但也未必 不是好人。
现场对谈结束后,南方周末记者对二人进行了专访,本文由现场对谈内容和专访两部分组合而成。
“小说太有用了,这是毛泽东说的”
南方周末:为什么选择了拆迁的主题来写小说?
李承鹏:我小时候家里特别穷,所以从小对房子就特别敏感。记得在一个大雨之夜,我和我妈一起走了很远的路,花15块钱在一户农民家里 租了一个月房子。后来长大后,我始终想弄明白一个问题,房子为什么那么贵。我爸爸家族有个很大的院子,1983年中国第一次城市化进程启动,院子卖了三千 多块钱,我们住进了楼房,挺高兴。再后来发现,我家老宅每亩地的价格是6000万,涨了上万倍。我就琢磨,为什么我的地变成你的地,我再买你建的房要多花 一万多倍的价钱?
由此出发,自然就关注了拆迁。拆迁导致了很多悲剧,这种事情就不应该发生。你不能让人睡醒之后突然闻到青草的味道——你家房子被拆了,你被抬出来扔 在草地上。
崔永元:现在我们上网总能看到某个地方强拆,某个人被碾死了,渐渐地大家都有点麻木了,好像三天看不到强拆新闻都有点想了似的。其实 这是天大的事,不能任由自己视而不见。我们做新闻的首先关心事件真伪,其次关心前因后果。像把人拆死了的事情,我的反应肯定是愤怒,这种事情没有任何理由 可以搪塞。
南方周末:书中有个人物叫唐巧珍,抗拆中自焚,这本书是唐福珍事件引发的吗?
李承鹏:唐福珍事件发生之前我就开始写提纲了,那个惨剧坚定了我的写作信心。事发时我刚好在成都,写了一篇文章发在网上,结果被反复删除。我是穷汉子出身,你欺负我这个事就没完了,所以我一定要把这本书写出来,还要写好。最早的大纲写了8.6万多字,不断推翻重写。这本小说语言貌似狂欢,但写作时真的很压抑。
南方周末:为什么用小说的形式写拆迁?杂文对现实的影响是不是更有力量?
李承鹏:拆迁这件事写成小说的原因,第一是容量大,第二更鲜活。在一篇杂文里你无法探讨中国现有土地政策的症结所在,在小说里就可以通过一个个鲜活的人、一个个生动的情节来说明问题。
比如说,这本书里写了很多抗拆的点子,李可乐的最后一招就是藏匿身份证、房产证。他是怎么想到这一招的呢?他关进精神病院之后,和他合伙买房的哥们 都想把房子卖掉,跪下跟他要身份证。李可乐这才想到,没有我的身份证还办不了这个事,如果整条街的人把身份证和房产证集中藏起来,开发商就无法个个击破, 那么,他开发的房子就不合法,也就卖不出去。李可乐就想,你不把我关进精神病院,我还想不到这么好的办法呢!这种隐喻和戏剧强度,小说之外的文体是无法实 现的。
南方周末:小说或者文学对现实的影响还有力量吗?
崔永元:小说太有用了,这是毛泽东说的。小说的观点和想法都隐藏在字里行间,不一定直指要害,但它的作用是潜移默化的。杂文和博客像可乐一样,是快速消费品,而小说是可以留下来的。
我现在特别理解中国早期知识分子的心情,他们当时比我们还要愤怒,他们看到的事更多,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所以他们当时走的是启蒙。我非常看中这条 路,我觉得中国现在最需要做的工作就是思想和文化的启蒙,让所有人都明白事理,这个事情特别关键。无论是老百姓、网民,还是执政者,领导人,我觉得都要纳 入到这个社会里才行,明白常识,明白法律,知道春夏秋冬,知道自然规律,这样做事情才能上正道。
南方周末:这本书有没有想写但没写的内容?
李承鹏:有,比如有一段是技术原因被删掉了,特别可惜。那段写的是,你是个钉子户,你要告拆迁队,结果你发现开发商抢先把拆迁队告 了。这个时候你再想告拆迁队,就要去更高一级的法院告。开发商和拆迁队的官司打到最后,开发商肯定不会赢,因为他们本来就是一家的。
修改阶段,我和责任编辑用投影仪把电子版打到墙上一句一句地看。李可乐说了句,“我要活得有尊严”,前面不能提谁说的这句话,我就很愤怒,就天天 吵。
南方周末:小说是一个光明的结尾,这是“被”的结果吗?
李承鹏:我是发自肺腑地讲了一个光明的结局,生活中很郁闷,看你的小说还郁闷,这就不对了。而且从小说技术上来讲,悲剧写成喜剧更有力量,苦中作乐是一种高级的东西。
崔永元:光明的尾巴没错,好莱坞的电影都是光明的尾巴,它能让观众笑着离开剧场,下次他才乐意重返。其实也没那么悲观,我们有一段时 间哀叹野生动物就快死光了,结果一抓环境保护,狼灾和野猪灾全都出来了,自然界的自我修复能力特别强,社会的自我修复能力也一样。最关键的是人心,如果人 人都觉得某些东西应该修复,这个社会一定会朝着好的方向走。
南方周末:你相信文学能改变现实吗?
崔永元:我认为文学真的可以塑造人格。我1987年刚工作时,做一档节目叫“午间半小时”,当时我刚好看了史铁生揭露社会不公现象的小说《午餐半小时》,看完之后脑子就像被砸了一砖,小说就有这么大的力量。那些名著就更不用说了,像《约翰·克里斯朵夫》、《悲惨世界》,都能让人看得浑身颤抖,浑身出汗。
南方周末:有没有遇到过有恻隐之心的拆迁队或不可理喻的钉子户?
李承鹏:善良的拆迁队一个都没有,凶狠的占60%,愿意给人一点小恩小惠的占30%,被击退的不到10%。我经常遇到的情况是,拆迁 办、拆迁队、开发商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大家都披着马甲。
不可理喻的钉子户肯定也有,有人出的价格高得离谱,也有人就像藏獒守土,你给我多少钱都不卖。对于这点我想引用村上春树的观点,当鸡蛋和高墙对立, 作家一定要站在鸡蛋一边。当然也有少量卧底,他会为了个人利益出卖大家,不过80%的群众都是随大流。
南方周末:你们觉得中国为什么屡屡发生强拆事件?
崔永元:拆迁当然为了社会进步和繁荣,出发点当然是好的,但是好的出发点结果未必是好的。我觉得最恐怖的是,我们当中任何一个人,当 你大权在握之时,有人会给你描绘另一幅美妙图画——这个城市一两年间翻天覆地,三年赶超发达国家。此时谁能保证自己不强拆?
但在东京、纽约这样的城市经常能看到高楼大厦前面有一个很小很小的房子,那一刻我们才发觉,这座城市的美就在这个地方。
那些小房子之所以没被拆掉,是因为法律保障它的存在。我希望什么时候我们的法律也把这一条写进去,“私有权利神圣不可侵犯”,一定要写“神圣不可侵 犯”。
李承鹏:强拆屡屡发生,是因为我们的市长、区长、镇长都想把自己的城市建成纽约。关于土地的问题,我只有一个简单的想法,人是天和地 种下的庄稼,我们是碳水化合物,离不开土地。
南方周末:你希望“私权神圣不可侵犯”,你能为此做些什么?
崔永元:当每个人都学会维护自己应有的权利,那么就没有人能随便侵犯你的权利,这个社会就会正常运转起来。
李承鹏:我小时候觉得“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是非常反动的,后来我发现人不为己真的会天诛地灭。美国大兵为什么自私的同时又那么勇敢? 因为你要欺负美国就直接欺负到他家里了,他保护国家就是保护自己的家。
崔永元:我们就用宅基地来说,你给我划多少我就用多少,我绝不侵犯你一寸;反之国家也不能侵犯我一寸。
我觉得现在的“司法解释”就是证明法律漏洞太多,所谓的司法解释就是补丁,就是一个一个在找补。我觉得要搞清楚一些事情,比如说他是用国家利益或者 公共利益,所谓的不可抗力的名义强制拆迁,那就要把这个界定清楚,什么叫公共利益,修高速公路是公共利益吗?新建一个小区,哪怕你能容纳2600万人,是 公共利益吗?我可不这么认识,我认为公共利益是不排斥个体的,也就是说我的利益就是公共利益,你不能说小崔一个人的利益就是私人利益,因为我的利益只要不 超出法律的范畴,没有超出法律范畴的要求,它就是公共利益,所谓的公共利益是由每个个体的私人利益组成的。
南方周末:如果制度或法律建设暂时跟不上,“民愤极 大,从严惩处”这种方式是否可以重新提起?我们都知道,很多出事的官员都官复原职了,撞死人也可以没有下文。
崔永元:我就非常想把干部问责制度搞清楚,犯什么样的错误永远不能出山,什么样的错误一时不能出山。我觉得这都属于政策法律法规这个 层面的问题,在这个层面上探讨才有意义。
为了顺应网络民意高速解决一些问题,我觉得有违法治精神,还是会埋下隐患。
关心现实是一种家教
南方周末:说真话的难度在哪里?
崔永元:1996年我们开始做“实话实说”,大概做了两年,“实话实说”创始者之一郑也夫说节目组左顾右盼,经常婆婆没枪毙,媳妇就把自己枪毙了。就说我自己吧,我现在发微博没有人管,但是只要跟时事有点关系的,我自己都要审查好几遍,用中心主任的眼光审查一遍,用台长的眼光审查一遍,用纪检委的眼光审查一遍,最后再用张朝阳的眼光审查一遍,然后才点击。
南方周末:你们为什么热心干预社会现实?
崔永元:这个是家教,我是吃百家饭长大的,我父亲是政委,常年在外,一直到高中我每年只有一两个月能见到他。当时没有人管我,我就在大院的叔叔阿姨家里到处吃。我跟赵本山演小品时叫“大叔大妈”,有很多网友说这两个称谓不是一家子,但在部队大院就叫叔叔、阿姨,没有第三个称呼。
我现在帮别人就是小时候训练出来的,我看到一个悲惨的事真扛不住,条件反射似的就想帮一把。前些天刚发生一件事,12名驴友雪夜被困江西宜春明月山,缆车向他们要4倍的价钱,他们下不了山就有可能要被冻死,然后紧急求救。我马上打电话给江西有关部门,第一句话就说我是中央电视台的崔永元。你说用不着这么牛吧?但我觉得人命关天,就别谦虚了,这个名字如果有用就赶紧拿来解决问题。后来这个事解决了,我才踏踏实实睡觉去了。
我总是在想,可能崔永元被困在明月山上了,打一个电话有一万个人来救,假如说崔永元不是今天的崔永元呢?他就有冻死的危险,我们不能让这种危险像空气一样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之中,否则可能我不危险,但我女儿会危险,我姐姐会危险,我二舅会危险。其实强拆且拆不到我们家,完全没有必要为这个事愤怒,但每次看到新闻的时候,真的比拆自己家还愤怒。
李承鹏:我特别同意小崔说的“家教”。我妈信佛,她给人捐钱之后抬腿就走。她跟我说,如果你等人家说谢谢,功德就还给你了,所以给了钱赶紧走。
我小时候家里非常穷,连学费都交不起,小崔还有百家饭可吃,我生在新疆,新疆地广人稀,我要吃百家饭能把自己走死。我不挑食,但我对住特别敏感。我在成都买房子时,房子均价才1000多一平方米,而我买的房子是3800多一平米。那位开发商是个球迷,他带我到他工地上跟我说,这个房子用了三倍的钢筋,这点特别打动我,房子结实我的世界就结实,这是我一辈子的事——意识到70年产权是后来的事情了。
南方周末:你们打算对现实干预到什么程度?
崔永元:我这个年龄从小受的教育导致我们关心世界像关心自己的家人一样,是一种条件反射。现在甭说强制拆迁,美国打伊拉克我也反对,美日韩海上军演我也持反对态度。
李承鹏:我不是一个喜欢政治的人,以后也不是,但我有自己的生活主张——我希望父母身体健康,同时我也希望别人父母的身体健康。我们是社会最稳定的那部分人,也真的希望这个社会稳定,如果存心捣乱就不会写小说了。我希望通过我的写作可以让很多人得到公平,文学改变不了社会,但可以改变心情。我写小说不是为了改变社会,而是为了不让社会改变我。
“小崔说话”
◎写拆迁扎不扎手?我觉得一点不扎手,拆迁都不扎手,写个小说怎么会扎手呢?而且现在都没有“拆迁”这个词了,现在都是“强制拆迁”。拆迁有得商量。强拆 没得商量。
◎拆迁当然为了社会进步和繁荣,出发点当然是好的。但是我们“擅长”的是用好的出发点干坏事。拆迁目的是什么?为了让我们的房子和城市长得一样,现在我们 国家有两百多个城市长得一模一样,这事有多恐怖?好像一个女的肚子大了,她要生孩子,传说要生多胞胎,最后生了两百多,长得都一样,再天大的喜事也不觉得 它是好事了。
◎我觉得不说话和说真话一样值得称赞,那也是非常大的美德,我也很佩服不说话的人,我最恨的是乱说话的人和故意说假话的人。我觉得说真话和沉默同样都是正 确的。
◎有时候看人的表情可以看出来,越说真话的人越不自然,越说假话的人越沉着。
◎美国的社区连铁栅栏都没有,为什么?他就是自私,他非常自私,自私到什么程度?你都不可以进入他的草坪,你进入以后他会喝令你停止,你再不停止他就开 枪,这是法律给他的权利。当每个人都自私的时候,我们换个角度看就是每个人都在维护自己应有的权利,那么就没有人能随便侵犯你的权利。
◎文学真的还是有力量的,现在我同时经历了纸阅读和网络阅读,纸阅读我在坚持,网络阅读已经开始了,完全是两回事。就像我们人讲话的时候,你能听到他的语 言,你还能看到他的形体,干这行的人叫做形体语言,我觉得纸阅读就是这件事,为什么叫掩卷长叹,不能关机长叹,其实纸阅读的美就在于这,包括你翻,包括你 再翻回来,在重要的地方做标志,感兴趣的地方写上批注,它真的都是一种享受。
(南方周末记者陈一鸣整理)"人不为己,真的会天诛地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