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史铁生。

史铁生作品《我与地坛》

史铁生作品《病隙碎笔》

　　2010年12月31日凌晨3点46分，史铁生突发脑溢血逝世了。再过5天便是他的60岁生日，他没能走完一个甲子。某种意义上，这似乎是可以理解的—甲子意味着完满，而史铁生一生与完满无缘。残疾是命运赐予他的一份不能推辞的礼物，他的思考、他的写作，以及他通过近四十年的沉思建筑而成的整个精神世界，都是从残缺和死亡出发。

　　南都周刊记者_洪鹄

　　史铁生

　　1951年生于北京，1967年清华附中毕业，1969年去延安插队。因双腿瘫痪于1972年回到北京。后来又患肾病并发展到尿毒症。自称是“职业是生病，业余在写作”。 2010年12月31日去世。

　　死亡并不陌生

　　死亡对于史铁生来说并不陌生。没有人知道，他到底花过多少时间考虑过死。他也用文字谈论死，但那必然只是他无限的思考中极其有限的一小部分。“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这是史铁生关于死的论述中被引述最多的一句，出自他1991年成稿的《我与地坛》，其时他四十岁。

　　又过了十多年，史铁生在散文《记忆与印象》的开头写道：“现在我常有这样的感觉，死神就坐在门外的过道里，坐在幽暗处，凡人看不到的地方，一夜一夜耐心地等我。不知什么时候它就会站起来，对我说，嘿，走吧。那必是不由分说的。”

　　文章中，53岁的史铁生设想，不管那个时刻到底将在何时到来，自己大概仍会觉得有些仓促，“但不会犹豫，不会拖延。”他希望用徐志摩的一句诗作为墓志铭：轻轻地我走了，正如我轻轻地来。这句诗原本不牵涉生死，在史铁生看来，却是对生死最恰当的态度。

　　对死亡的刻骨铭心，源自于21岁那年的那场突然袭来的暴雨，他被击倒在地，“一个满心准备迎接爱情的人，好没影儿却迎来了残疾。”那是1971年，史铁生高中毕业后下放陕北第二年。那天他如常给生产队放牛，走到山里，突然天昏地暗，风沙四起，暴雨夹杂着冰雹劈头盖脸砸了下来。回村之后史铁生就病倒了，数日不退的高烧伴随着腰腿的剧烈疼痛。当地医院治不好，送回北京友谊医院，治了一年多，还是控制不住病情。结果，史铁生从开始时还能自己一步一步走进医院，直到父亲用轮椅把他推回了家。

　　他后来接受采访时回忆，“那时候，我整天盯着天花板，用目光写两个字。”一个字是瘤，医生说，如果是癌症都还比较好办，可以开刀，但如果不是癌，就只有终身瘫痪一个可能了。另一个字是死。他祈祷把这两个字写到千遍万遍就能成真，不管是肿瘤或是死，都好。到后来，现实是越来越不像肿瘤了，史铁生便只有一个死字可写。每天醒来，都沮丧，心说怎么还没死，又活过来了。

　　“能活下来，并非由于生的诱惑，只是由于死的耽搁，死的延缓。”(《病隙碎笔》)因为没事干，他读书，写东西，自学英语。到了1974年，还在北新桥街道工厂找了份临时工，一个月15元，在家具上画山水画仕女，有时还画彩蛋。

　　继双腿瘫痪后，败血症、尿毒症、肾功能障碍相继缠上了他。1981年，他因病辞职，摇着轮椅在街道办、民政局跑了几个月，领到了伤残知青每个月60元的补助。而写作，就在奔波于病床、手术台、工厂、街道办的罅隙里发生。

　　谈及写作对于他的意义，很多年后史铁生总结道：那是苍茫左右时，唯一可以走的路。路无法再用腿去趟，只能用笔去找。而这样的找，也让一颗世间最为躁动的心走向宁静。史铁生曾说他其实未必适合当作家，是命运把他弄到这条路上来了。这条路他走得不明不白，所以不得不唠叨；走得孤单寂寞；不由得四下里张望；走得触目惊心，不由得向着远方祈祷。(《病隙碎笔》)

　　职业是生病，业余才是写作

　　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史铁生以小说《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命若琴弦》引起广泛反响。1991年长篇散文《我与地坛》的发表，被韩少功称为“即使没有其他作品，这一年也因之而成为文坛的丰年”。1996年，脱稿40万字长篇小说《务虚笔记》的创作完成。1998年起史铁生因肾病加重开始做透析，其间陆续完成了《病隙碎笔》、《我的丁一之旅》两部长篇。

　　史铁生曾自嘲他的职业是生病，业余才是写作。他是笑谈，在旁人看来却是异常辛酸。好友李锐、蒋韵夫妇与史铁生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便认识，李锐每每从山西来京，必去拜访史铁生，近几年却越来越不敢去了。“铁生的透析，从开始的一周一次，到一周两次，后来每隔一天一次，他身体里的血得从动脉血管引出来，在透析机里过滤掉毒素，再从静脉流回体内。”整个过程长达4个半小时，全身的血要被过滤十几遍，每次透析人要脱去三公斤的水。做完透析人都相当疲乏，饥饿难耐，只能昏昏睡去。“铁生就利用每两次透析中间那个上午写作两三个小时，时间再长他血压又要上去了。”透析之后史铁生写得非常慢，非常艰难，《病隙碎笔》的十几万字，他花了四年写出来，每两天写一点片段，真正是碎笔。老朋友们都达成默契，要多给他工作和休息的时间，尽量不去打扰。李锐还记得史铁生手腕上如蚯蚓状的隆起—那是13年里透析扎下的1000多道针刺造成的。

　　“在世的作家里，没有人有铁生这样对病和死这么深刻的体验。”李锐对南都周刊记者说。史铁生的写作也由此而走向内心，抵达了常人难以企及的遥远深度。学者许纪霖曾这样评价他的写作：“生理的残缺使得生命的意义发生了问题，是生，还是死？只有当人被逼到考虑生死问题的时刻，才有可能在精神上获得新生。在深刻的绝望之后，史铁生发现了生命的偶然和苦难的无常。他是在理想的废墟上重建了理想，在虚无的命运中超越宿命。他成了反抗虚无的英雄。”

　　史铁生本人或许未必赞同这样的言说。按他自己的划分，他的写作以1985年为界，前期主要是写残疾人，之后他开始探索“人的残疾”，即人的缺陷，类似于一种原罪。人的缺陷、不完美，与残疾没有本质区别，这一发现令他豁然开朗。他并不是主动的英雄。年轻时他无数次问，为什么瘫痪的是他？到了后来，身体一步一步地坏下去，他发现困难是没有尽头的，他的生存是被迫的抵抗。

　　有记者曾经问他，怎么看待自己的病？他想了很久说：是敬重。他的病是他强大的对手，是命运对他的锤炼。“就像是个九段高手点名要你跟他下盘棋，你无可奈何，但不能气急败坏，说我不下了。你只能接纳他，然后试试跟他周旋，说不定还能获得智慧。这样即使输了，也是赢。”

　　史铁生曾把自己的身体比作一架飞机，发动机(两个肾)和起落架(两条腿)一起失灵。他长年躺在透析室的病床上，听血在透析器里汩汩地走，“好像听见飞机在天上挣扎的声音”。

　　朋友史铁生

　　史铁生有很多朋友。李锐回忆，上世纪90年代初他经常去史铁生位于国子监附近的家坐坐，却很少有机会和史铁生单独呆着，门铃总是一次次被按响，来看望、拜访史铁生的同行和读者几乎一样多。相比一些专业作家对技艺的雕琢，史铁生直面内心的上下求索更能够在情感上打动读者。而史铁生几乎是个不会拒绝人的人，总是笑着，虽然坐在轮椅上，看起来还是很高大。宽厚、温暖，有求必应。

　　何东就是从史铁生的读者发展为好友的，他们的友谊从1994年开始，一直紧密地延续到了史铁生生命的最后。1994年之前，何东是无所畏惧的，觉得天下所有的事情都能应付得来，而这一年父亲的去世将他击垮，“价值观都被颠覆了”。何东原本不爱读“文学”，觉得隔，理解不了。父亲去世后，他陆续读到了史铁生的文字，“看他谈生死，好像看得很透的样子”。他就找到史铁生家门上去了。

　　史铁生是怎样一个朋友？何东沉默良久，答曰：“他启示了我。”启示何东的并非仅仅是史铁生笔下对生死大事的追问和洞察，更深刻的是来自史铁生本身品性的赤诚。

　　作家余华回忆了一件小事，1996年史铁生和他们一群朋友在瑞典，有老朋友带来了一碗红烧肉给史铁生，“他舍不得吃，非要等大家都到齐了，每人分一小块，当时大家西餐都吃腻了。这就是铁生，得到一点点就会感恩，拥有一点点就要和朋友分享。”

　　在陈村的记忆里，史铁生很少抱怨。“他知道感恩，知道在生的命题下的诸多奥义。别人用腿走路，丈量大地，他是从腿开始，体察心灵。他常常纠缠在那些排遣不开的命题上，时间长了，倒成为了习惯和乐趣。”每次从上海去北京，陈村都要到史铁生家和他聊聊天，“除了同情他不能抽烟，我们的谈话和常人无异，谈得很快乐。倒是听他说话的人，因为自己好腿好肾的，常常哼哼哈哈，懒得跟上他的思维。”

　　陈村还记得史铁生50大寿，那天他们一起去一家叫孔乙己的餐馆。史铁生那天抽了烟，还喝了一点点酒，说自己一上午没敢动弹，把精力都攒下来了。“他说座山雕也是50岁，还说，要健康不要长寿了吧。”

　　陈村说史铁生是“艰难地从生存的窄缝里走出来的人”，带着豁然开朗的喜悦—经过那道窄缝之后，快乐肯定不再张扬，而应该称之为喜悦了。“他是用喜悦平衡困苦的人，不容易破灭。许多游戏和他无缘，他不再迷失，可以观赏自己，观赏上帝的手艺。”

　　2006年，陈村曾写信给中国作协书记金炳华，呼吁作协吸纳史铁生为“专业作家”。史铁生一直是北京作协的合同制作家而非专业作家，前者类似于临时雇佣关系，经济收入不稳定，且无医疗保障。而以史铁生当时的身体状况，写作已很困难，他的妻子陈希米也腿有残疾，史铁生笑称他们全家只靠一条腿过活。何东告诉记者，史铁生身前每年透析要花费25万元，这笔钱由中国作协和北京市政府拨款，但除此之外还有巨大的医药、辅助治疗等开销没有着落，只能靠史铁生纯文学创作的微薄收益来负担。莫言当时也对陈村的倡议公开表示过支持，认为中国作协即使只养着一个人，也该是史铁生。

　　史铁生不争，他的朋友们都想为他争取点什么。马来西亚每年搞一个全世界的华语小说奖，李锐是评委之一，他年年都推荐史铁生，“铁生跟我说过，他已经死了半截了，他活着的那半截和死了的那半截合起来才是完整的他。他的文字是真的参透了生死。”但史铁生一直没有被评上。蒋韵认为评论史铁生最大的困难在于，他自己讲得太清楚了，“给评论他的人制造了很大的障碍，怎么能绕过他？怎么才能寻找一个恰当的角度谈论他？他甚至没有给评论者留下余地。”

　　李锐记得史铁生调侃过自己的经济处境：“老天爷先是让我坐下，现在又让我躺下。你别瞧咱躺下了，咱现在可是高级人了，别人请一桌饭花几百块钱，我现在撒一泡尿就得花五百多块钱。”

　　李锐说，史铁生是这样子的，面对困境，他特别喜欢开玩笑。

　　因为恐惧，才向往爱

　　曾任《今天》杂志编辑的徐晓和史铁生的交往可以追述到更早。在回忆文集《半生为人》里，徐晓曾记录了上世纪70年代中期和史铁生在地坛公园相互陪伴的一段孤独岁月。彼时年轻的史铁生，还没有修炼成日后为人们传诵中的那个洞察生死、包容一切的宽厚的写作者。

　　“他刚得病那几年，有人嘲笑他的腿，他说他恨得想抱着炸药包冲过去，和那些人同归于尽。以前如果因为什么事征求他的意见，他总是竭力用自己的观点说服别人，比如他认为爱情只有一百分或者零分，对其他的恋爱观念他都不以为然。”

　　徐晓目睹着史铁生从激愤变得平和，从偏执逐渐宽容。“后来他的思想方法变了，他认为任何观念都无所谓好，也无所谓坏，重要的是符合双方的意志，强加是最错误的。他变得很现代，但他自己的行事方式又是最传统的。”

　　徐晓还记得，史铁生特别爱吃肉，尿毒症住院，大有活不下去的危险，“后来据他说，躺在床上，想的都是吃。把生平能想到的东西电影似的过了一遍，最后筛选出的最爱是猪蹄。”

　　还有史铁生的笑：“他笑起来十分热情，小眼睛眯成一条缝，有时还透着几分孩子般的狡猾，像是对某个恶作剧彼此心照不宣似的—你绝不可能在他那个年龄的其他作家的脸上看到那么单纯而又灿烂的笑。”

　　史铁生曾在《病隙碎笔》里自我解构，多数情况下，他被“史铁生”三个字减化和美化着。而真正的他，远非那个坐在轮椅上的、边缘清晰齐整的中年男子。他说分析自己，“最根本的性质我看是两条，一为自卑，二为欲念横生，即是要。”

　　他说自己从小就是个“怵窝子”，非常胆小，不敢到外面去。他从来都是恐惧的，对这个世界。因为恐惧，才会对爱、对信仰，有着极度强烈的向往。

　　史铁生曾以为自己不会获得爱情。他花大量篇幅讨论过“残疾与爱情”这个命题，结论是悲观。1989年，史铁生和的陈希米结婚，她陪他走完了之后的20余年。陈村形容陈希米有着天使一样的笑容，“灿烂又本分，有了她的笑，那个凝重的50岁的史铁生再没有扮成殉道者的理由和必要了。”

　　史铁生记录过他在这几年重病之时做过的一个梦。梦中，一群男孩和女孩齐声唱着：“生生露生雪，生生雪生水，我们友谊，幸福长存。”莫名其妙的歌词，闻所未闻的曲调，醒来竟然还会唱，到写的时候都会唱。那些孩子，有他认识的，有从未见过的，就站在他儿时的院子里，轻轻唱歌，四周虚暗。

　　“懂些医道的人都说好—生生，是说你还要活下去，生水嘛，更好，肾主水。说明你生命之水枯而未竭。”他觉得有些牵强，倒是妻子没日没夜地守护着他，任何时候睁开眼，她都在他旁边。他看她，也是那群孩子里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