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已经走出大山

　　郭卡卡(广州)

　　我已经忘记1993年入学时的确切场景了。

　　大约是这样，遥远闭塞的小山村里，我和其他小孩一起，奔跑在通往山顶的羊肠小道上，路两旁炊烟袅袅。爬上小山顶，我的小学，湖南省郴州市桂东县普乐乡上进村上进小学，就在那里。

　　学校很破旧。四合院中间是花坛，种了竹子；四边是教室，操场在后山的山顶。教室不够，干脆把大门堵了，厅堂也变成课堂。一到下雨天，学生的课桌被淋得透湿。

　　现在想来，学校破旧得无法想象，但当时大家并无怨言。先后数十年里，那里承载着几百个学生的欢乐和启蒙，甚至承载了一个村庄的希望。

　　我也忘记第一次见到班主任的情形了。班主任叫郭一凡，人如其名的平凡，中等身材、平头、戴眼镜。在乡村老师多用方言教学的当时，他一直说普通话。我很感激他这点，虽然我的普通话现在依然很差，但是打拼音输入法至少没有问题。

　　和其他乡村学校一样，早读的时候，我们背诵《小学生守则》、《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和《生字表》，他则端坐在讲台前看着我们。那个时候，我在寒假可以把课本一字不差地背诵出来，《生字表》更是倒背如流。

　　我从一年级开始当班长，有些骄躁，会对不喜欢的女同学大打出手，遭人告状之后被他叫去办公室(其实是他的起居室，没有多余的房子)一顿批评；我也曾指使其他男同学抓了毛毛虫，放到女孩子的文具盒里。他告诉我，违法犯罪，幕后主使判刑更重。

　　三年级时，我上体育课右手摔伤脱臼，他一路小跑送我回家。我趴在他背上，他一直说：男孩子，别怕疼。

　　他上课丝毫不马虎，写在黑板上的粉笔字一笔一画，改的作业也清清楚楚。据邻居说，某天深夜，他去学校小卖部买东西，看到郭老师依然在伏案备课。在好学生和差学生用成绩来分辨的年代，他对学生比较公平；每周一堂的班会课，多数时候我们不用正襟危坐，而且可以发表意见、进行讨论，这在当时已非常难得。

　　由于缺乏师资，1993年到1999年，一年级到六年级，他一直是我的班主任，教语文、数学、思想政治、劳动、音乐、美术等一切课程。

　　他闲时的爱好有两个，打乒乓球和拉二胡。在我二年级的时候，学校有了一个水泥乒乓球台，中间放块横木，成为所有男生的最爱。他始终是整个学校打乒乓球最厉害的，还培养出了他儿子。

　　中午休息的时候，他偶尔会搬个凳子，拿着二胡，坐到教室后面自顾自地拉起来，吸引很多同学围观。我伯伯痴迷音乐，所以有一次我听出他拉的是《二泉映月》，他欣喜万分。

　　现在，很多人想起他来，都会想到他那把二胡，和他沉浸在音乐中，摇头晃脑的神态。

　　他没有太多出色的地方，教学和为人都很平凡，但凭借自己的勤勉，在学生心里有了崇高的形象，得到了家长的认可。

　　教室后面的地上有两个深坑，周末他自己挑了泥土和了水泥补上去；教室外的花廊，寒暑假他都自己修理；在别的班级男女生互相不说话的年代，他鼓励我们班的男女生玩到一起；他去每一个学生的家里家访；六年级时，某位女同学偷了男同学一只钢笔，他叫我去做工作，并叮嘱我保密以维护这个女同学的尊严；我们毕业的时候，他依依不舍。

　　毕业前，按照当时乡村小学的旧俗，我们每人凑了5块钱，到街上买了些生活用具、相册笔记本之类的东西。我拿着这些东西，放了鞭炮，和所有同学一起去了他家。

　　我至今依然记得他感动得热泪盈眶的样子。

　　1999年，26个同学终于全部小学毕业，成绩为全乡第一，他的教学从那时起得到认可。我读初中时，听说他已经荣任校长了。

　　大概在2002年，小学搬迁，山顶上的老校舍被夷为平地。

　　小学毕业后，我时常想，有时间了得去看看他，最好是联络到全班人一起去，但始终没能如愿，后又听说他调任别的学校了。

　　总之，1999年那个下午离别之后，我再没有见过他。我总是在想，有机会的。这成为最大的遗憾。

　　年三十的晚上，我和父亲谈起他。父亲告诉我，我的老师，已经去世了。积劳成疾，因病不治。母亲说，领导和家长去看他的时候，他说自己最大的遗憾是没为学校食堂请到优秀的厨师，放心不下。

　　郭老师，此刻，您已长眠地下，再也无法回到您至爱的讲台。我们幼时，您对我们寄予的希望是“走出这座大山”，我们都走出来了，但这不过是身体的跋涉而已，我们仍不足以告慰您的灵魂。

　　我们曾想送您的二胡，您再也收不到了，而我们能做的，只有珍惜现在，和贫困又充满爱的时候一样，团结，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