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的社会学家、法学家、教育家，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民主促进会主要创始人之一雷洁琼先生，因病于2011年1月9日在北京逝世，享年106岁。在雷洁琼波澜壮阔的一生中，唯有她在北京政法学院从教的20年经历鲜有人提及。她与这所学校到底有着怎样的渊源？这20年间，她又有着怎样的经历？

　　1953~1973：

　　雷洁琼执教北京政法学院

　　□《民主与法制时报》实习记者 朱 茜 赵曦荣

　　冬日的暖阳斜斜地照在老人笑容可掬的脸上。她端坐在一把黄木椅中，目光慈祥而坚定，注视着往来的学子。

　　这是中国政法大学昌平校区主干道旁一面照壁上的照片。在照片两边还有“桃李天下法治国家”八个镏金的大字。

　　而在学校“格物”教学楼一层大厅里，同样是在最显要的位置，摆放着老人的大幅绣像，同样的和蔼可亲，同样的从容坚定。

　　老人的名字叫雷洁琼。

　　她是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法学家、教育家，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也是中国民主促进会主要创始人之一。

　　她曾为求知而留洋海外，曾为民主而游行抗争，曾为教书而百年树人，曾为法治而投身政界。

　　回顾她波澜壮阔的一生，唯有她在北京政法学院——即现在的中国政法大学——那20年是少人提及的。1953年到1973年这20年间，社会在变化，生活其中的人也随波起伏。时任北京政法学院副教务长的雷洁琼，同样不能幸免。

　　“蓟门烟树”里育人

　　“当时学校周围还有一些稀疏可见的村落。每当清晨黄昏，我们步行到北面的黄亭子(地名)一带的土城上，就可以看到云霭重重，炊烟四起，朦朦胧胧，自然如画。然而这些现在都已经荡然无存了，那种自然景色也不复存在了。只有那刻着‘蓟门烟树’四个大字的碑石孤独地矗立在黄亭子一带土城的顶端。而我和部分人可能是最后见过‘蓟门烟树’景色的见证人了。”当时调任到北京政法学院的宁致远教授，在1953年新建成的校舍外看到这样的景色。

　　雷洁琼夫妇随着燕京大学的部分师生来到这新组建的北京政法学院时，全校共有师生员工863人，其中学生766人。

　　新中国刚成立几年，一切都是百废待兴的状态，立法同样如此。那是我国法律教学徘徊的年代，也是法律教学绝对服从政治的时代。

　　“当时法律特别强调政治性、阶级性，这些教授都是搞旧法的，绝大部分都没让讲课，组织一个‘研究组’，请他们到‘研究组’学习，实际上也是带有改造性质的。当时在执行政策上总的来说是比较‘左’的。当然直接让他们去讲新的法律，确实也有点困难，而且当时也没有多少法律，也就是一些政策、规定，他们也讲不了。我记得当时能讲课的，只有雷洁琼副教务长，她就讲《婚姻法》，做报告性质的；还有她爱人严景耀先生讲国家与法的理论。”宁致远这样回忆北京政法学院成立之初的情况。

　　婚姻法专家、全国政协委员巫昌桢教授，当时在北京政法学院教民法，她也对《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说：“雷大姐讲过《婚姻法》，很可惜，我是1954年到的北京政法学院，没听过她的课。雷大姐的课都是大课，一直都是在大礼堂上的。她后来还办了很多讲座和宣讲活动，每次都有很多人去听。”

　　雷洁琼的父亲雷子昌因受到维新改良主义的影响，思想颇为开明，主张妇女受教育和经济独立。雷洁琼也受此影响，对妇女权益保护、婚姻问题也非常关注。

　　1950年《婚姻法》颁布，1953年3月，是中央人民政府宣传贯彻《婚姻法》运动月。时任北京政法学院副教务长的雷洁琼于3月5日在《教工通报》上撰文，号召教育工作者积极参加贯彻《婚姻法》运动，她指出：贯彻《婚姻法》运动，是一个重大的社会改革运动，不要视为只是私人家务小事，不要以“清官难断家务事”的态度来应付它。以后，她又不断撰文或在不同场合的讲话中对真正落实《婚姻法》，真正提高妇女的地位给予指导。

　　除了做学术研究，作为北京政法学院副教务长的雷洁琼对学校的行政事务也十分尽心尽力。1956年年底，雷洁琼与钱端升、李进宝一起参加了在紫光阁召集的北京高校负责人会议，在会上共同向周总理谈到校舍紧张的问题，周总理当即答应责成有关方面抓紧解决，后来才有了坐落在西土城路25号的教学楼主楼。

　　学术上严谨，工作中负责，雷洁琼夫妇在生活上却非常简朴。夫妇二人住在当时的北京政法学院教师宿舍3号楼里。“他们生活非常俭朴，不追求物质形式，每天的晚饭都是喝粥或者是煮挂面。当然，并不是吃不起别的。当时我就住在他们楼下，觉得他们很值得尊敬。”在巫昌桢眼中，雷洁琼是一位朴实的学者，这辈子就没追求过什么物质享受，她是一位值得敬仰的长者。

　　社会动荡中辗转

　　雷洁琼的硕士毕业论文是《美国华侨的第二代》，探讨旅居美国的华人后裔受东西方文化影响后人格成长特点，获得美国南加州大学社会学硕士学位。1946年重返北平后，雷洁琼在燕京大学任社会学系教授。

　　然而调任北京政法学院后，在全国高等教育院系调整名义下，社会学和政治学、美学、伦理学等学科一起被撤销了。雷洁琼彼时只能放下社会学的研究，转而开始法律研究，尤其是对婚姻法的研究。

　　但这样的“转行”也没能持续多久。接二连三的各种运动一波又一波地冲击着包括雷洁琼在内的当时中国所有的知识分子。

　　一位北京政法学院的毕业生多年后，在博客中回忆道：“北京政法学院，一个政法专科大学学院，每次政治运动都不会走过场。”

　　1957年反“右派”斗争之后，阶级斗争开始走向扩大化。北京政法学院在法学教育阵地上，不加分析地要清除旧法影响。于是，这些从旧社会来的老教授就成为了对象，被剥夺了上课的权利，极大地浪费了人才。

　　宁致远对当时的情况也记忆犹新：“反‘右’时我们学校一共划了140来个‘右’派，学生是大多数，教师里面也有三四十个。当时有所谓‘六讲师’，他们对学校的领导工作有些意见，其中有的就被划为‘右派’了；没有划为‘右派’的，也受到了组织上的处分。其实(他们)都是青年教师中的‘精英’，被改正后，工作都十分出色。钱端升先生也被错划为‘右派’，他的主要‘罪状’之一，是他反对党对政法院校的领导。不但他，还有雷洁琼副教务长和大部分担任行政职务的老教授都大致如此。当时总的说来，执行的是较‘左’的知识分子政策。”

　　刚从“反右”运动中稍稍缓过气来，文化大革命又轰轰烈烈地开始了。

　　社会正常秩序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中几乎被破坏殆尽。北京政法学院的教学活动更是戛然而止。

　　“‘反右’是暴风骤雨式的，对每个人冲击都很大，但是总的来说还是比较文明的，没有像‘文化大革命’那样。‘文革’时甚至动武了，不少人也挨过打。不过政法学院中相对说来还比较‘文明’，没有过火的行为。”宁致远回忆道。

　　这段时间中雷洁琼总是和丈夫待在家中不出门，学习各项文件和精神，接受“改造”。因为其留过洋的背景，加上又是学校副教务长，在当时“干部就是走资派”的口号下，她总是受审查的对象。“军管会来了以后，所有的组织活动都瘫痪了，就像当时其他学校里一样，红卫兵的活动也很频繁。”巫昌桢回忆说，“不过我们都相信雷大姐会平安度过审查的。她早年做过那么多的民主活动是大家都知道的，而且新中国成立后她一直是中国共产党的支持者与拥护者。”

　　上世纪70年代初，在一片砸烂公检法的呼声中，北京政法学院师生被整体下放到安徽“五七干校”劳动。当时上级曾明确指示，学院的8位老教授可以留在北京不下放劳动，但雷洁琼、严景耀夫妇主动要求陪同干部、教师一同下去锻炼。

　　那段时间，每当她思考的时候，手里就会夹着一根点着的烟。“她抽烟抽得很厉害的，一天要抽一包半。为什么？因为要写交代、写材料啊。后来她就不抽了，但这些事情她也不讲。”曾任民进中央秘书长的陈益群说。

　　直到1972年雷洁琼被周恩来亲自点名调回了北京，她对总理说她还想回到大学去教书，当时的雷洁琼已经67岁了。但早在1970年底，中央就宣布撤销北京政法学院，雷洁琼和丈夫严景耀便调任到了北京大学，终于重新站回了讲台。

　　然而，好景不长，陪伴了雷洁琼35年的严景耀先生不幸突发脑溢血去世，他终究没能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

　　宁致远曾感慨：“我们这些人最好的时代，都在文化大革命的打打杀杀中过去了。”

　　20年在雷洁琼100多年的生涯中不过五分之一，却是我们国家各项制度从无到有，重新构建，整个社会生活剧烈变化的20年，也是雷洁琼作为学者积淀最深、思想逐渐成熟的20年。但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中，她被迫压抑了许久，终于在而后的数十年里，尽数喷涌了出来。而这，或许也是她一生执教，直至百岁之身的深层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