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认识梁庄，就不认识中国乡村

　　梁庄，不过是中国无数个相似的村庄之一，并无特殊之处。但梁庄的过去与现在、它所经历的欢乐与痛苦、生活在其间的人们的种种悲思欢想，都深深印刻着这个时代的痕迹。从梁庄出发，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的形象

　　文｜《小康》记者 罗屿

　　这，是一段没有温度的文字，是一个少年杀人犯的供词：今年春上的一天晚上，我在学校上罢晚自习回家睡觉……不知道睡到啥时间，我起来跑到刘老婆儿睡那个屋里，从东边把门摘开进到屋里，摸到一把锄头，听到老婆儿的呼吸声，我就用锄头砸了好几下，怕老婆不死，就跑到外边鸡笼边拿一块石头进屋照老婆儿头那个位置砸有四、五下……我把裤子脱到腿窝处，爬到老婆儿身上……

　　文字中的“我”，生活在河南穰县一个名叫梁庄的小村庄。在杀害强奸82岁老太“刘老婆儿”之前，“我”是很少被村里人想起的那个寡言的王家少年。四五岁的时候，“我”父母到新疆打工赚钱，“我”和哥哥跟着奶奶生活。1995年，奶奶去世，“我”被托付到婶婶家。哥哥初中辍学后一直在外面，据说加入了黑社会，中间几次回村都是因为逃避抓捕。

　　“我”不喜欢和同村的那些同龄孩子一起逃学、上网、打游戏，读高三的“我”，是学校重点培养的尖子生。但就在“我”挥动锄头的瞬间，“我”的大学梦也被砍碎。2009年4月，“我”因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判决结果出来，“我”的村民们以他们原始古朴的道德感一致觉得，坏成这样的人，就是要枪毙的。但有一个“外来”的人，却觉得“我”很可惜。

　　这个人名叫梁鸿，对梁庄而言，她并不是绝对的“外来者”，梁庄是她的故乡，她在那里度过了童年和少女时代。21岁时梁鸿离开梁庄求学，多年后，获得文学博士学位的她在北京高校担任大学教师。虽然摆脱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命运，但在很长一段时间，梁鸿都对自己知识分子的生活产生怀疑，每天教书，高谈阔论，她觉得她和最广阔的现实、和大地没有任何关系。

　　于是，2008年和2009年，梁鸿利用寒、暑假回到故乡梁庄住了将近五个月。她想写故乡，写故乡的亲人。她也想搞清，像梁庄这样的中国千千万万的农村为何会成了底层、边缘、病症的代名词？成了改革、发展与现代化追求的负担？回家的那些日子，梁鸿每天都和村里的老人、中年人、少年一起吃饭说话聊天，以亲人的情感走进他们、倾听他们。

　　如今，最终成稿的调查实录《中国在梁庄》，从乡村每个小人物的生命本体入手，讲述他们的悲思欢想。而由“个人史”连缀出的梁庄的过去与现在、它所经历的欢乐与痛苦又都深深印刻着这个时代的痕迹。从书中的梁庄出发，可以清晰地看到今日乡土中国的残酷与温暖。

　　留守的孩子与老人

　　那个强奸82岁老太的王家少年的故事，正是梁鸿在家乡做调查时听来的。或许，是对王家少年怀有某种同情，梁鸿通过关系在狱中见到了他，她本想问，“你为什么做这样的事情？”但当铁栅门打开，一个单薄瘦弱的少年带着手铐走出时，她失语了。他看她一眼，很快低下头去。那是怎样的眼神，害羞？寂寞？绝望？梁鸿说不清。她只觉得她准备的问题不问也已知道答案。或许，正是父母离家、爱的缺失，让王家少年这样的留守孩子在一个个寂寞的夜晚心里郁结下了难以排解的阴暗。

　　王家少年那份冰冷的供词至今仍保存在梁鸿的电脑里。每次读时，梁鸿都觉得，挥动锄头杀人这样一个残忍的动作，和那个内向寂寞的孩子，是一种巨大的反差，而这反差背后隐藏了什么？——父母的缺失？爱的缺失？被压抑的性冲动？……一个极端的案例，最大程度呈现了北方乡村留守少年的寂寞。梁鸿有时甚至设想，倘若王家少年没有在冲动之下犯罪，他之后的人生是否就一片光明？在一种矛盾、撕裂、没有“爱”的环境中成长，“他”以及千千万万像“他”一样的农村留守孩子，是否仍旧会“爱”？谁能保证他们心灵的健康？

　　在家乡走访时，让梁鸿觉得伤感的是：夫妻分离，父母与孩子分离，是一个家庭在乡村最正常的生存状态。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梁庄人大规模背井离乡，绝大多数青壮年都涌去城里打工，挣到钱再回来村里盖上新房。在农村，盖房子是显示自身财富、确定自我价值的象征。于是村庄里的新房越来越多，但门前一把把锁无一例外地都生着锈。

　　家长出门打工本是为让孩子有更好的条件读书，但却不可避免地造成“留守儿童”。这是一个严重的矛盾状态。如今，“留守儿童”这个词在梁庄已非常流行，以至于一个普通老人都会在言谈话语间频繁使用。这也意味着，在乡村人们心中已对“留守”这种状态有了某种默认。

　　梁鸿和自己的堂婶芝婶一次闲谈时，老人说起自己“留守”在家的5岁小孙子有天说要“跳坑”。坑是北方村庄常见的水塘。“孩子想他的父母，但他不想奶奶再为‘要不要把他送到父母身边’而犯愁，所以他说，‘奶你再说这事，我就跳坑’。之后，孩子再也不提父母，爸爸来电话，喊死，都不到跟前来。”梁鸿对《小康》记者说，当她听到一个五岁的孩子，竟以自杀的方式来拒绝心灵的疤痕被揭开时，内心的震撼之大。“这里面蕴藏着多少痛苦？但孩子在承受。这种承受对一个5岁的孩子而言，是多么残忍，它是不该由一个儿童来承担的，但我们的社会，让他承担了。更为残忍的是，一个老人也不得不接受这种状态。”梁鸿说。

　　芝婶和梁鸿聊天时，总是重复一句话，“那有啥门儿，大家都是这样子。”“她们绝不是对生活麻木。”梁鸿说，当她看到芝婶注视孙子时那种疼惜、怜爱的眼神时，她知道，芝婶不是没有意识，她只是把疼痛、伤害感深深埋藏起来。这很像作家余华在《活着》中描述的中国农民，在生活中“苦熬”，但却有坚韧的情感——始终如一、生命的坚韧。

　　在梁庄有太多像芝婶一样强撑着为子女服务的“留守老人”，撑到哪一天是哪一天。是儿女不孝，让父母无法颐养天年？“在乡村是没有哪一个老人会优哉地喝着小酒，打着太极拳，眼看着在外打工的儿女有难处不去管的。在这里，探讨作为个人的生活、个人的自由，是可笑而不切实际的。”梁鸿说。

　　乡村老人视付出为平常，他们没有所谓的“悲剧感”。悲剧，更多是居高临下的“访问者”强加于他们的感受。当然，他们有悲伤，只是这悲伤掩藏在平常生活表面之下，与他们的快乐、幸福交织在一起，交织成乡村生命内在的坚韧和温暖。

　　同样将目光聚焦于乡村的作者蔚然，在写作考察日记《粮民》时也接触了许许多多的留守老人。让他印象极深的，是过年时在陕北窑洞遇到的一个老妈妈。老人对蔚然说，自己“缺钱的娃娃都给困在外面回不来了，这个大年间，有个你来，我好欢喜，你就算是我的娃娃回来看我！” 晚上睡觉时，老人时不时帮蔚然盖好被子。第二天他走时，老人倚在门框，不停向他挥手，她没有流泪，只是说：“娃娃路上慢走，天气不好。你有空再来，我还给你做好吃的……”说这话时，老人看着蔚然，或许也是在看着自己那些漂泊在外的孩子。

　　理想是这世上最坏的东西

　　在家乡调查，梁鸿不仅听到乡亲们的故事，也让她对自己的亲人有了更多了解。她发现，平时习焉不察的父母兄弟，其内心隐藏着太多“陌生故事”。

　　梁鸿的哥哥毅志如今在家乡镇上开诊所。当年，这个浪漫的文学青年，也曾和他的无数乡亲一样，到北京打工寻梦。他包过沙发做过椅子，也贩过票。被便衣逮到后，毅志被送到收容站，收容站告诉他，有钱可以赎人，没钱就到砖瓦厂干活。在某个深夜逃出砖瓦厂的毅志，多年后第一次向妹妹袒露过往，“我们其实是被收容站卖到砖厂的，一人一百块。后来那个砖瓦厂出事了，把人打死在里面。想想真是后怕，倘若那个夜晚被抓回去……”哥哥说得波澜不惊，身旁梁鸿的大姐却泣不成声：“我从不知道我的兄弟还有这样的过去。”

　　哥哥现在会笑着感慨，再也不会回北京过那种蚂蚁般的生活。像毅志这样，所谓的第一代打工者已逐渐明白一个事实：城市，不过是自己讨生活的地方。他们逐渐认同了自己的命运，不再抱怨。并且，他们也竭力抑制他们的下一代——第二代打工者，不要对城市做过多非分之想，因为他们有过痛苦的经验。但第二代打工者，他们的命运与处境其实更为尴尬。和父辈相比，这些新生代乡村青年在家乡呆的时间很短，对乡村的感情非常淡薄。他们对城市充满渴望，但城市却无法真正接纳他们。他们无处扎根。

　　现在，梁鸿每次想到哥哥逃亡的那个深夜，同样也会“怕”，“若是被抓，可能就是一个失踪人口。农村有很多失踪人口，出门打工再没回来。他们是活着，还是早已葬身于城市的哪一个角落，无人知。”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导演李军虎拍摄的纪录片《父亲》中的一幕：外出打工供儿子读书的父亲，在他随身带着的密密麻麻写满十元、二十元借款记录、以及对儿子殷切期望的本子上，还写着自己的名字、家庭住址。父亲对着镜头说：“万一我发生不幸，这个城市谁知道我是谁？”

　　听说梁鸿回家乡做调查，在襄樊生活的好朋友菊秀也赶了回来。菊秀是个骨子里特别浪漫的人，从小喜欢文学，一心想考学，考了三年却一直没考上。但她不想和父母兄弟一样摆摊做生意，于是她学裁缝，想着将来做设计师，在她看，那是高雅的职业。  

　　菊秀开裁缝店那几年，梁鸿去找过她。她给梁鸿做了一条白裙子，收腰摆裙。她让梁鸿穿着它在街上走，她说：“多漂亮！来，转一圈！”两人开心得不得了。当年菊秀还认识了一个和她同样怀有梦想的乡村女孩，女孩独住江边，在大坝上盖了一个小房子。她卖鱼、晒鱼干，看似繁琐，但女孩却为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而高兴。那时，菊秀和女孩每天早上都要到坝上高歌一曲——歌唱她们的理想。

　　“或许世上最坏的东西就是理想吧。”多年后菊秀对梁鸿说。当年菊秀的裁缝店做得并不好，干了两年就关门了。坝上的女孩也因为经常被流氓骚扰，落寞离开。菊秀之后卖过橘子。2000年时，她和哥哥一块到河北做砖厂，帮着找工人。被公安局抓过，和其他中介争客源打得头破血流过。还有一次，菊秀看报道，说民工在砖厂干活不给钱，还有被逼死的，她忽然觉得，那些人都是被自己送去的，是她把他们送到了火坑。从此后，她走路连头都不敢抬。

　　曾经热爱文学、满脑子浪漫的菊秀，如今在襄樊开麻将馆，天天陪客人打，一天不打就有点手痒了。她和梁鸿说，现在总梦到上学那会儿。“如果我考上学……”菊秀常念起这句，但她马上会接着说“世上最坏的东西就是理想”。生活没有给菊秀这样的人实现理想的机会，于是，她的理想，她的浪漫都变成了缺点，成了阻碍她更好生活的绊脚石。于是，她聪明了，“务实”了。但这种“务实”对她又是另一种残酷——她变成了自己瞧不上的“庸俗”的人。这，就是现实残忍的所在。

　　蓬勃的“废墟乡村”

　　在梁鸿回到家乡后，还有一件事，让她难过不已——曾经读书的梁庄小学已经荒废，几年前，它还被人作为“闲置创收地”转租给了当地养猪场，有好事者甚至将校门口的标语“梁庄小学教书育人”改成“梁庄猪场教书育人”。

　　“让一所学校消失很容易，也很正常，因为有许多实际的理由，人口减少、费用增多、家长嫌差，等等，但是，如果从一个民族的精神凝聚力和文化传承角度来看，它又不仅是一所小学去留的问题。”在梁鸿看来，随着梁庄小学的破败，一种精神与文化的涣散也慢慢弥漫在人们心中。

　　梁鸿在走访中发现，“读书无用论”在梁庄越来越被认同。虽然成年人对“知识”有种绝对的看重与渴望，但在经济观念的冲击下，在家长缺失的情况下，乡村孩子根本不愿上学，只想早早出去打工。而家长们在看到一些家庭倾全家之力供孩子读书，但孩子大学毕业后仍旧无法在城市落脚后，家长们在焦虑痛心之余，对厌学的孩子也就有了放任的态度。在梁鸿看来，这种精神文化的颓废与衰退，才让人痛感村庄的真正腐朽与行将消散。虽然表面上，这里有宽广的公路、气派的新房。

　　青年批评家李云雷在读过梁鸿的“梁庄故事”后，评价说：“它向我们呈现出农村所面临的不只是政治、经济危机，而是心灵危机、伦理危机与价值危机，相对于政治经济危机，这是影响更加深远的危机。”

　　“这种危机是一点点具体的病症累积出来的，比如对老人孩子情感的忽略，比如对生命的不尊重。” 梁鸿在家乡走访时，听大姐单位的人讲了这样一个“扒坟烧尸”故事：1994年、1995年刚刚实行火葬政策不久，扒坟烧坟的事情时有发生。有一次，一个女性尸体被扒出来，被烧上汽油，结果，油太少，人烧了一半，不着了，就又点一次。那天，那个坟园里有七八个刚埋的人，都是在那个下午烧的。狼烟四起，众人围看。

　　“我们可以宣传火葬、控制土葬，但万人围观的‘扒坟烧尸’致使我们的情感被破坏、道德感被破坏、信仰被破坏。我们民族文化和精神的病态就是这样一点一点累积出来的。身处其间的每个人都变成病人，见怪不怪。”梁鸿说。

　　在梁鸿看来，这种心灵与精神的危机，绝不仅仅是村庄才有的问题。“村庄是中国社会最基层的结构，如同母亲子宫，子宫不健康，孩子谈何健康？民族谈何健康？”梁鸿觉得，梁庄只是一个剖面，它体现出的是当代中国在现代化发展中最大的问题——对人心的忽略。经济可以计量，人心若是涣散了，却很难为人所知。只有当它累积出一个个巨大的实际问题，才会成为光鲜表面最碍眼的“污点”。就如今天，如城市赝品般的千疮百孔的乡村，已然成了众人口中的病灶，被冠以“解决”这个的统一帽子。

　　不曾认识梁庄，或许我们就不曾认识乡村；不曾认识乡村，何以认识中国？乡土中国如中国的缩影，乡土中国“病”了，城市中国的繁荣最终只能是幻影。

　　梁鸿有时甚至设想，倘若王家少年没有在冲动之下犯罪，他之后的人生是否就一片光明？在一种矛盾、撕裂、没有“爱”的环境中成长，“他”以及千千万万像“他”一样的农村留守孩子，是否仍旧会“爱”？

　　对话梁鸿：生活在都市，我们应当有原罪感

　　都市与乡村是生活的一体两面。对都市人而言，农民，就是你自己。他们是你的背面。你越光鲜，你背面那个人就越灰暗

　　文｜《小康》记者 罗屿

　　《小康》：是否有人质疑，你所写作的梁庄，能多大程度代表中国广大农村？

　　梁鸿：在我看来，中国北方的村庄是非常典型的乡土中国的存在状态。梁庄在现代社会中的发展命运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中国当代农村的普遍命运，梁庄所经历的变化也恰恰是乡土中国与现代性冲突的缩影。

　　《小康》：很多人说，传统的伦理道德已经在乡村间消亡了。

　　梁鸿：我不大赞同这一说法。传统的伦理道德在逐渐式微，但还依然顽强地存在于乡村生命关系的最深处。只不过，在当代视野中，他们不仅不能因此而得到幸福，反而成为承受痛苦的来源。

　　我在采访时，听说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女人因为想念自己外出打工的丈夫自杀了。对于乡村人来说，不年不节，回家一趟，是不可思议的事情，那绝对是浪费钱。对于情感的交流与表达，他们已经训练出一套“压抑”自我的本领。外出的农民工通过自慰或嫖娼解决身体的需求；留在乡村的女性大多自我压抑，花痴、外遇、乱伦、同性恋等现象时有发生。但不能用道德伦理去指责这些个体，这是整个社会的病症。

　　在梁庄，还有一个叫光河的男人。他家的新房是用儿女的车祸赔偿金盖起来的。人们说他爱财，但忽略了撞人者有钱有势，气焰作为近乎凌驾于法律之上。光河在打官司时的痛苦、无奈、弱势，没有人真正看到。

　　有舆论说，农民传统道德丧失，但有谁真的体察过他们所忍受的痛苦。我们这个时代，需要一种最具体化的看待问题的方式，这样才对事物有一个真正的理解。任何一种笼统的评价，恰恰是忽略这个事物的真实状态，它很可能谬之千里。

　　《小康》：你在书里提到了北方农村农民对政治的冷漠。

　　梁鸿：我们的社会是把农民当做病症来解决的，农民在这个社会里，从来都是非主体性存在。政府推行选举、民主，但是北方农村向来波澜不惊，农民觉得选不到我头上，关心他干嘛？正是这些造成北方农村农民对政治的冷漠。

　　《小康》：你的书让我们看到了农村在城市化进程中的种种危机。但你却并未给出某种答案。

　　梁鸿：如果大家看了书后，心里对那一片广阔土地上的生命、对土地上的文化式微产生某种痛感，那么，这本书的目的就达到了。

　　《小康》：这种痛感不光是属于乡村的。

　　梁鸿：对，是整个社会面临的痛苦。我希望我呈现的东西，是经过我的思索、我的求证、我的思辨之后的一种感觉，它不是一种决绝的肯定或否定，它本身是矛盾的。我希望把这种矛盾状态让大家看到，包括决策者看到，他也来思索，思索我们的乡村、我们的民族为何如此矛盾地存在。

　　《小康》：有人会质疑，对城市人而言，研究乡土中国究竟有何种意义？

　　梁鸿：乡村是最古老的生存状态，它的健康，最大限度呈现了我们民族的样态，乡村不健康，恰恰是我们的民族不健康。都市与乡村是生活的一体两面，生活在都市，我们应当有原罪感。我们的道路越宽广，楼房越多，用水越多，对乡村的剥夺也就越多。对都市人而言，农民，就是你自己的另一面。你越光鲜，你背面那个人就越黑暗。作为一个生活在都市的人，如果我们不去关注农民，没有一点点去想到他们，那是非常残忍的，也是极其没有道德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