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罗瑞卿只要坐车经过天安门广场，总要司机减慢车速，艰难地从座位上起身，朝城楼上的毛泽东画像恭恭敬敬地行个军礼。这不是演戏，是他发自内心的敬意。

　　罗瑞卿在“文革”前后

　　□口述/罗箭 整理/周海滨

　　采访罗瑞卿的长子、解放军总装备部后勤部原副政委罗箭将军，是在北京安慧北里一个僻静的军队家属院。年逾古稀的罗箭看上去儒雅温和，一件运动外套上面套了个马甲，朴素的装束让人看不出是开国元勋之后。

　　罗箭1938年在延安出生，取名罗小卿。他从小被送到老乡家寄养，3岁的时候母亲才把他接了回来。

　　罗箭讲述之时，眼光会时时落在客厅里悬挂的父亲的戎装照上。照片上的罗瑞卿大将，温和地微笑着。

　　“不能像苏联那样，

　　列宁都被刺伤”

　　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岁月里，罗瑞卿始终是毛泽东的忠实追随者和忠诚卫士。

　　罗瑞卿是1929年认识毛泽东的。当时，他所领导的闽西游击队与朱德、毛泽东率领的红四方面军会合，在一次干部会上，毛泽东注意到身材和自己不相上下的罗瑞卿，问道：“你是北方人吧？”罗瑞卿回答说：“我是四川南充人。”毛泽东说：“川湘子弟身材大都不高，可你我都是长子(高个子)。”于是，罗瑞卿便得了“罗长子”的雅号。

　　小时候，罗箭看过一部反映苏联保卫部门最高领导人捷尔任斯基的电影《仇恨的旋风》。看完跟父亲讲起，父亲说：“毛主席曾对我说，高级领导的保卫工作一定要做好。不能像苏联那样，列宁都被刺伤。”

　　然而，新中国成立初期还是发生了两件事，让共和国首任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受到了毛泽东的严厉批评。一件是陈毅市长在礼堂做报告时，国民党派来的杀手跑到后台准备下手；另外一件是广州市长叶剑英在广州两次遇险。

　　这两件事让罗瑞卿压力很大。但他最担心的还是毛泽东的安全。

　　有一次，苏联著名芭蕾舞演员乌兰诺娃来北京演出。“那时没有国家大剧院，最好的剧院是天桥剧院。主席要去看，我父亲事先去考察，主席坐哪个位置他都事先要坐一坐，把周围的环境都了解清楚了，警卫工作都布置好了，才能让主席去，并且是陪着主席去，然后坐在主席旁边。主席看到他来了，会意地笑一笑，表示知道是他来了。”

　　罗瑞卿的儿子“失踪”了

　　1961年，罗瑞卿兼任了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受中央直接领导，协助聂荣臻和贺龙，抓“两弹一星”的研制工作。

　　在罗箭进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前，罗瑞卿给三个儿子改了名字。他说：“你们要上军校了，我给你们兄弟三人起了名字，叫‘箭’‘宇’‘原’，就是火箭、宇宙飞船、原子弹。”

　　“我父亲和我说得比较多的是，他们那一代打了很多仗，我们这一代主要是好好学习，建设祖国。我们的名字寄托着爸爸和他那一辈人富国强兵的期望。不但我们兄弟三人走进了部队，我的两个妹妹，一个在中科大上了高分子化学系，一个考入了哈军工核物理系，全部都被父母送上了国防科技战线。”

　　罗箭1958年中学毕业的时候，中苏关系恶化了，没能到苏联去留学。为了能学习核技术，他去拜见了哈军工的院长陈赓。“他告诉我，哈军工没有原子专业，建议我报考中国科技大学。我后来考上了中科大，物理考了满分，读的是原子能系。”

　　中央决定在1964年10月，即建国15周年时，进行第一次核试验。当时需要大量的专业技术人员，要从大学一年级开始培养来不及了，哈军工就从清华、北大、复旦、中科大这些高校中调集学完基础课程的大三学生，以此来压缩培养时间。罗箭就这样转到了哈军工学核物理系。“我们这一期毕业生，哈军工核物理系第一期学生，就提前在1963年8月毕业。”

　　罗箭毕业后被分配到某核试验研究所，参与核试验的理论研究。这个研究所在新疆罗布泊，但因为当时新疆尚不具备开展工作的技术条件，先在北京通州办公。

　　经过几个月的紧张准备，1964年5月罗箭进了核试验场。他出发前，只跟父母说要到新疆出差。“我没说别的，他们也就没问。结果我一去去了8个月。那时候要求很严的，不准通信，我8个月没给家里写信。”

　　在这一次和其后的第二次核试验中，罗箭都获得了三等功。1966年春节后，他本该再赴罗布泊参加第三次核试验，但组织上突然通知，让他下乡搞“四清运动”。

　　当时轰轰烈烈的“四清运动”也是很重要的政治任务，所以罗箭并未意识到这个变化有什么弦外之音——父亲被打倒了。

　　大将暮年，壮心不已

　　1965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上海紧急召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上，罗瑞卿担任的解放军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等军队职务，均被撤销。

　　“林彪他们整我父亲的借口，是说我父亲想当国防部部长。那个时候，我们的价值观都是党需要我们上哪儿我们就上哪儿，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才最光荣，哪有伸手要官儿的啊？他们那个年代哪有人去争这个？”

　　次年，罗瑞卿从三楼窗户纵身跳下，摔成了脚跟粉碎性骨折。从此，他只能拄着双拐艰难地行走。

　　“父亲出事那时候我不在北京，到山东‘四清’去了。住院的时候不让我们去看，一直到1971年林彪出事后才让我们见父亲。1966年到1972年，六七年没见着父亲。”

　　1973年11月，毛泽东批示，解除对罗瑞卿的监护。12月，毛泽东在接见中央军委会议的与会者时说，他是听了林彪的一面之词，所以犯了错误，向同志们做自我批评。

　　1975年5月，刚过69岁生日的罗瑞卿在福州治腿。他和一些老革命家在一起议论“四人帮”，互相和诗以排解胸中的郁闷。

　　1975年，邓小平主持军委工作，罗瑞卿担任了中央军委的顾问。

　　1976年，毛泽东逝世。“父亲坚持不让我们搀扶，他的双腿刚刚能站立，拄着双拐挪到毛泽东的遗体旁，久久地端详着，泣不成声。后来，他只要坐车经过天安门广场，总要司机减慢车速，艰难地从座位上起身，朝城楼上的毛泽东画像恭恭敬敬地行个军礼。这不是演戏，是他发自内心的敬意。”

　　1977年，罗瑞卿当选为中央委员，被任命为中央军委秘书长和军委常委。他虽受腿伤困扰，但工作起来毅力惊人，甚至强迫自己尽量地少喝水，以免上厕所次数多耽误时间。“父亲以72岁高龄坐在轮椅上工作。他的桌上文件卷宗堆积如山，办公室里电话不断，来访的客人一批接着一批。他虽身残年迈，却壮心不已，夜以继日勤奋工作。他常说：‘我今年72岁，要当27岁过。’”

　　这个时期，全国开展了著名的真理标准讨论，罗瑞卿旗帜鲜明地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父亲指示《解放军报》，如果刊登错了被打板子，我来承担。他还对报社登的有关稿件亲自过目，反复修改。”

　　但罗瑞卿的腿疾越来越严重。“父亲一度住进301医院，小便都无法自理，我和两个弟弟轮流在医院陪守。”中央决定他去西德手术治疗。二战之后，西德有大批伤残者，治疗战伤有丰富经验。

　　1978年8月2日，罗瑞卿接受了手术。当天，罗箭等在北京的家人接到我驻德使馆发回的电报，通知他们：罗瑞卿手术成功，已苏醒。他们都非常高兴。

　　但很快，他们又都被叫回家中。这一次，他们被告知：罗瑞卿因心肌梗死不幸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