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0名微博网友认为，既然地方政府不给“外来人口”与“市民”同等的纳税人权利，也就不能要求“外来人口”与“市民”尽同等的纳税义务，这是最起码的权利义务对等原则。

　　同税同权缺失

　　网友建言全国人大：

　　给外地人退个税

　　□《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 刘 炜

　　顶着总裁光环的杨学涛，近日做了一件“轰动”事。

　　杨学涛系盛大汽车传媒总裁，云南人，但一直在上海工作、居住，没有上海户口。他发现，自己常年与“上海人”缴纳同样的个人所得税，但在买房、买车、就医、子女教育等权利方面，却与“上海人”有着明显的“区别对待”。

　　今年1月11日，杨学涛联合近700名微博网友，给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寄去一份修改个人所得税法的建言信。

　　建言信呼吁，立法者应审视个人所得税法第五条，建议在这一条的基础上，增加退税条款：因户籍原因，在纳税地纳税，却得不到与户籍地纳税人同等权利的。

　　截至记者发稿前，杨学涛尚未收到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的任何答复。不过，因为“在京外地人购车摇号须纳税满5年”、“广州集体户口不能结婚”等新闻频繁出现，杨学涛不乏支持者。

　　而他发在微博上的呼吁声，也开始逐渐发酵：因“微博转发即是签名”，一场呼吁同税同权的“转发”活动，愈演愈烈。

　　操作难度大

　　退税是否具有法律依据？在建言信里，杨学涛指出，其依据是国家税务总局2009年11月6日公布的《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人权利与义务的公告》。该公告第七条指出，纳税人拥有“申请退还多缴税款权”。

　　而具体减征条款，则规定于个人所得税法第五条：残疾、孤老人员和烈属的所得、因严重自然灾害造成重大损失的，以及兜底条款：其他经国务院财政部门批准减税的。

　　“显然，增加同税非同权的减征条款，在法律层面也是说得通的。”北京一位律师向《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表示。

　　清华大学经济研究所博士后郭宇宽对国外退税制度有过长期观察。他指出，为什么我们在国外买了东西，可以要求退税？因为你不是那儿的公民，只是短期停留，医疗、教育等最主要的福利，都没有享受到，所以，也就没有理由尽纳税人的义务。

　　“以此而言，中国确实很多城市的福利都是不对外界开放的，有些城市，几乎成为特权共同体。比如北京最典型，因为是首都，集中了中国最好的医院、最好的学校，但这些资源并不是对外地人开放的，尤其不对被当做‘农民工’的外地人开放。”郭宇宽称。

　　也有来自操作层面的质疑声。同样是外地户口的北京律师罗骥向本报记者表示，非京籍的外来人员，应缴的个税，如果不在北京缴，如何发回到原籍？或者说，原籍怎么对在京务工人员征收？难道最后变为这部分干脆不缴了吗？

　　罗骥认为，这样的呼声更多反映的是在京、沪人员中的中高层，因为他们在买车、买房、子女上学上遇到了阻碍。“而对于农民工群体，似乎没有过多这方面的诉求。”罗骥说。

　　对于不方便操作的质疑，杨学涛提出，可以以因户籍原因增加的支出或减少的收入为标准。“比如，外地户籍纳税人，在购买某个商品(如房产)时，比本地户籍纳税人多交10万元，可据此要求退税10万元；地方政府在发放礼品时(如世博大礼包、亚运大礼包)，只给了本地户籍人口，未给外地户籍纳税人，外地户籍纳税人可据此申请退税。”

　　“只能起煽动情绪作用”？

　　在地产界有“大炮”之称的任志强，也是“同税同权”的支持者之一。

　　记者了解到，在1月14日下午3点开幕的政协北京市第十一届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任志强“第一炮”即开向北京市刚刚推行的“限制购车治堵政策”。

　　“这确实可以提高拥堵区的消费成本，但应首先保障公民消费的权利。”任志强说。对此，北京市人大代表潘石屹也连发微博表示“我赞成”。

　　“邻居买一个节能灯，只需1块钱，而我就得掏一二十。”来自安徽的网友“微笑的鱼在北京”称，她已在北京工作多年，但一直没有北京户口。为此，在看到转发签名活动后，她毫不犹豫地加入了诉求队伍。

　　“我是外地人，我错了吗？”一位在京打工的网友在新闻跟帖里提到，“我也是外地人，现在在北京工作，交的税跟本地人一样，但公司说，只能给我交三险，五险是给北京本地人设计的。就因为我是外地人，我得工作满五年才有资格摇号买车；工作满一年且有完税证明才能买房；将来小孩上学还得交借读费，高考还得打回原籍……”

　　不过，也有部分北京、上海等城市户籍人士认为，建言信非常不靠谱，只能起到煽动情绪的作用。

　　一位上海户籍人士指出：“要谈公平，外地人跑来我们上海，占用上海的资源就是公平？你们是来赚钱的，根本不是为了来建设我们上海，就算你们在上海的工作丢了，你们老家还有田有屋，我们上海人有什么？”

　　另一位网友则提议，争议各方应当换位思考：要是所有“北上广”的居民，都跑去你家乡，占用原属你们的工作机会，弄高你们那里的水价、电价、房价、粮价，享受你们的低公交票价福利，你们能接受吗？

　　“根源还在户籍制度放开”

　　记者了解到，同税不同权的背后，实际上是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资源开始极度匮乏，无法同等地对待市民以及外来人员。

　　据报道，2003年，国务院批复《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其中明确提出，北京2020年人口控制在1800万。然而，这一人口数量提前10年被打破。

　　北京市人大常委会人口专题调研组公布的数据显示，2009年底，北京市实际常住人口已达1972万人，其中户籍人口为1246万人，居住半年以上的流动人口达726万人。而更令人咋舌的是，坊间流传另一项号称来自人口普查方面的数据称，北京市常住人口实际已超过2800万。

　　同样，早在2004年，根据新华社的报道，上海市的人口规模，在世界特大城市中已经位居第6位，在全国位居第一，也是全国人口密度最大的城市。

　　也是因此，户籍放开的改革，尽管每年都被提出，但几乎改不动。有福州网友认为，改革已经陷入僵局，因制度造成的不公越来越多，而且看不到解决路径，有些甚至还被逐渐强化。

　　“现阶段我国不可能取消户籍制度，‘外来人口’的帽子又摘不掉，那就得找其他途径。”杨学涛认为，既然地方政府不给“外来人口”与“市民”同等的纳税人权利，也就不能要求“外来人口”与“市民”尽同等的纳税义务，这是最起码的权利义务对等原则。

　　对于建言信发出以后的民间反映形式，杨学涛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非常欣喜，因为尽管更多人面临着比他更为繁重的“不公”，但他极少看到有人骂娘。

　　经济学家马光远不赞同这种“曲线救国”的做法。他认为，不能创造一个不公平，解决现有的不公平，“根本办法还是要加快户籍制度改革”。

　　为了实现公民与政府之间的平衡、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平衡，应该赋予公民说“不”的权利。

　　如果公民无此权利，政府施政反而会更加无所顾忌，从而埋下更大的隐患，导致更大程度的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