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奥八晤：中美新十年

　　本报记者 张子宇

　　贸易、汇率、安全、地缘政治……中美两个大国之间充满着事关切身利益的火爆议题。

　　1月18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抵达华盛顿，正式开始了对美国的国事访问，鉴于去年阴霾多于晴朗的中美关系以及国际大环境，这次访问被赋予和可解读的含义多重多样。

　　“这次的重要背景是(美国总统)奥巴马上台之后，中美关系一个高开低走的态势，现在处于一个恢复阶段。2010年的各种矛盾，如黄海南海局势、经贸冲突甚至谷歌事件都导致中美关系出现波动。中美两国已经意识到：如果任由形势发展，必然不利于中美两国关系，胡锦涛主席访美就是减少波动，以求稳定。”暨南大学美国研究室主任、博士生导师陈亦平教授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

　　中美交好40年来尽管风雨不断，但联想到这两年里两国元首的八次会晤，让人对下一个十年的中美关系有了更多的期待。

　　“好事多磨”

　　纵观2010年的中国外交，中美的各种“交锋”无处不在，几乎涉及了两国之间的所有领域。

　　“胡主席访美绝非临时起意，过程相当复杂，所谓‘好事多磨’。”社科院张华研究员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2009年11月，奥巴马总统访华期间邀请胡主席在2010年访问美国，中方接受了邀请。但由于种种原因，胡锦涛只参加了核安全峰会，会见了奥巴马，但是并没有“正式访问美国”。

　　2010年6月下旬多伦多峰会上，奥巴马再次正式邀请胡锦涛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后因为朝鲜半岛局势紧张和南海问题上的交锋，访美议题再次延搁。

　　2010年12月，在中国外交斡旋下，东北亚紧张局势逐步稳定，中美领导人才有了高规格公开对话的机会。

　　本次访美，不但是胡锦涛2006年后再次踏上美国国土，也是他和奥巴马总统的第八次会晤。和过去略显不同的是，美国方面显示出了高度的热情和主动。

　　“此次访美，美国定调为国事访问。”张华进一步解释：“国事访问是一国元首应另一国元首邀请，对接待国进行的正式外交访问，是两国间最高规格的外交活动。这是美国首次将胡主席的访问定调为国事访问。即使在中美关系发展良好的布什第二任期，美国都没有将胡主席2006年的访美定格为国事访问，可见美国对此次访问的重视程度。”

　　中方亦显示出极大的热情—时报广场的宣传片，68小时20场活动的紧凑安排和胡锦涛接受美国媒体的书面访问无不显现了改善双边关系的强烈意愿。

　　“不折腾”诉求

　　在高调接触的背后，中美双方对此次访美有着怎样的诉求？

　　从媒体的报道来看，双方准备签订的各种经贸协定即“订单”占据了头版位置，显示了这次访问在公开层面上“经济优先”的特色，但学者则更看重国家安全和地缘政治。

　　“去年双边关系太坏了，面临一个双边战略力量的转移，但是双方都是大国，不可能任由局势如此恶化下去，特别是在朝鲜半岛的问题上。当危机的最高点过后，双方都会思量下一步怎么走，所以对半岛局势讨论会变得头等重要。”人民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时殷弘教授对时代周报记者强调。

　　美国战略界的一些人士对中国的外交战略存在误解或误判。因此，张华表示，“有必要与美国政府进行沟通，消除战略误会”。此外，“美国在诸多国际和地区性问题上需要中国的帮助，它也亟须了解中国的发展战略。”

　　陈亦平进行了细化分析，美国所求不外乎四个方面：一是经贸，美国仍没有走出经济困难，奥巴马提出一个“就业倍增计划”，这离不开中国。美国希望通过这次访问，加快人民币升值，改变中国的经济结构；二是安全问题，即国际与地区安全，比如朝核危机和伊朗危机；三是能源环保方面。四是人权，这是美国民主党比较看重的。

　　“中国方面，优先考虑应该是安全问题。我国刚刚开始“十二五”规划，处于转型期，要利用这个战略机遇，保证中国的和平安全环境。现在周边环境不太好，美国是最大的原因。胡主席访美也提到美元和世界金融秩序问题。”陈亦平谈到，“还有就是一些和这些相关的科技问题，外交部崔天凯副部长提出要解决贸易逆差问题，希望美国要解除一些对中国的高科技出口禁令。”

　　中美差距现实

　　尽管中美两国互有诉求，但是从这次访美的气氛来看，似乎中国有更加充足的底气和自信。2009年，美国《华尔街日报》和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的联合调查显示，美国人更倾向于认为中国是未来20年里世界的领导者，而不是美国。而皮尤中心刚刚发布的民意调查也验证了目前的这种态势，有47%的美国人相信中国是全球第一大经济体，认为是美国只有31%。虽然很明显这和实际情况有较为明显的差距，但足以看出目前美国民间的对华态度。

　　在这种状况下，一些声音认为，“这次访美将标志美国对中国实力的一种战略确认”。

　　时殷弘对此有不同的看法：“中国的经济实力得到美国的确认，这点是明确的。但是从去年下半年表明，美国并没有把中国当作一个大国对待。美国重返东亚及一系列相关的部署和行动就是很好的例子。”

　　“什么叫做战略实力的确认？比如说从1972年开始美苏通过战略谈判达成一系列战略条约，对双方的势力范围、军事力量进行了限制。”时殷弘向记者解释。

　　事实上，在皮尤的民调中，有67%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是世界首屈一指的军事强权，选择中国的只有16%。

　　“中国与美国是互有需要，中国需要与美国保持良好的沟通，防止战略误判。如果美国选择了‘冷战式’对抗战略，将不利于中国发展。”张华也认为，“我们对自身的实力不应有太高估计，虽然中国经济发展迅速，经济总量已经超过日本位居世界第二，但也仅是美国的三分之一，在科技军事实力和全球影响力等方面与美国的差距更大。”

　　时殷弘建议，就亚洲来说，中国应该赋予日本、韩国相应的影响力和注意力，这是我们在将来打开局面的一个途径。

　　未来“斗而不破”

　　即使我们不多谈尼克松“改变世界的一周”、周恩来和基辛格的友谊等较为久远的历史记忆。但从1999年南联盟使馆事件到北京奥运会，从“银河”号事件到9·11袭击，从克林顿到布什到奥巴马，两国风云变幻的双边关系也给冷战后的世界留下了深深烙印。

　　“中美自关系正常以来40年，确实是经历了起起伏伏，有很多波折。但是总体上我还是感觉逐渐走向稳定和正常。即互有所求，亦长存分歧。用学界的说法是‘斗而不破’。”陈亦平总结道。

　　“尽管互相影响越来越深，但是结构上，中美两国将会进入一种微妙的状态，所谓‘structural rivalry’。”时殷宏向记者解释了一个新概念，“这个说法可能会给人以误解。往往会翻译成‘结构性敌对或者对立’。但是实际上在英语中的‘rivalry’有多种意思，既有对立，也有竞争甚至微妙共存的意味。”

　　结构性的问题也得到陈亦平的赞同，“为什么总是反反复复？因为美国是超级大国，中国是一个新兴大国。美国为了维护他的地位，不可避免地会限制崛起的大国，而中国则要争取自身合法、合理的利益。”他认为，高层互访可以探听对方的底线，未来中美关系仍然会维持一个合作和斗争的态势。

　　“中美关系正处于重大变动的关键期。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对华定位已经经历了发展中国家和崛起中大国两个阶段，当前中美关系正处于‘战略再保证’阶段，如果两国不能增进战略互信，增进共同利益，很难说中美关系还会在“亦敌亦友，非敌非友”的状态下继续发展。”张华亦认为。

　　民间记忆：中美不再是盲人摸象

　　本报记者 张子宇

　　他们没有轰轰烈烈的经历；没有亲历国政大事的制定、决策；没有目睹过历史伟人的风采。他们只是生活在太平洋两岸的普通人。

　　但是中美两个大国多年来的风风雨雨，却为他们的人生留下了各式各样的烙印，影响着和他们一样千千万万普通人的生活。

　　他们的观点、经历各有不同，唯一相同的是，他们都希望中美这两个大国能够友好相处、增进了解、共同繁荣。

　　服装厂老板：

　　大家繁荣，大家有饭吃

　　年过5旬的老郑，经营着一家不大不小的服装加工厂。从1992年开始，他的工厂通过香港的中间商得到美国服装品牌的代工订单。他总是和工人一起日夜赶工，以求在春节工人回家之前完成订单，并通过外商的质量认证。如此年复一年。

　　理工科出身的老郑，下海前曾在部队下属研究所工作过，谈到政治最喜欢强调的就是，“我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在我看来美国人就是没安好心，耍霸权”。但是他又和中国大多数的企业家一样，崇尚美式商业帝国，崇拜美国企业领袖们。

　　中美关系，对于做对美出口生意的老郑有着不同的意义。

　　创业初期的老郑，和中国沿海制造业企业家最关心的一样东西叫做“配额”。当时中国对美国出口产品数量都有限定，一旦两国关系出现问题，美国只要对配额做出调整便可以施加压力。两国关系稍有风吹草动就会影响几百家企业的生计。

　　1998年，美国克林顿总统高调访华，第一站意味深长地选择了古都西安。西安为克林顿举办了盛大的仿古(唐)迎宾入城式，规格之高，前所未有。老郑一家在电视机前看完了整个直播仪式。

　　但一年后便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南联盟使馆事件，引发全国性的反美浪潮，老郑看着电视里激愤的大学生，心情复杂。“如果当时中美关系进入全面对立状态，我的出口生意一定会有大的影响。”他回忆说。

　　“我是一个受老式教育的人，如果中美发生冲突，我愿意牺牲自己的利益。”老郑想了想，说道。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配额制终结。尽管之后中美贸易战屡屡开打，但是渐成规模的中国出口企业，仍然迎来了事业的高峰，老郑的企业也在里面。“最好的时候，一年可以做1000万-2000万美元(营业额)。”

　　也是在2001年，老郑第一次到了美国出差。在佛罗里达州，他受到当地市长的接见。“感觉很多生活条件一般，很多房子设施陈旧，什么都要自己动手。习惯了国内优越生活的有钱人去到那边未必习惯。”他回忆说，“但是他们的资源太丰富了，当地大学里，几十个足球场，随便运动。”

　　现在，他一如既往地关注中美关系，喜欢看凤凰卫视和中央台分析时事政治的节目。但是，配额已经不再是他关注的焦点，汇率才是。

　　“以前人民币和美元1比8点几，现在1比6.5，你算算损失多少？”从2007年开始，中国沿海制造业急剧萎缩。

　　“我两年前已经把主要注意力放到其他领域了，比如地产、投资什么的。以前我崇拜杰克·韦尔奇，现在我崇拜巴菲特。不能说都是奥巴马的错，现在工人的人工太高，本来也做不下去了，人民币升值加速了这个进度。”老郑的工厂原来有4间厂房，现在只剩下最小的一间。

　　“我希望胡主席访美能带来中美关系的又一次蜜月。虽然出口生意萎缩了，但商人还是希望有好的国际国内环境。大家繁荣，大家有饭吃。”对于未来，老郑很淡然，亦很坦然。

　　留美学生：

　　从无到有，美国人的中国认知

　　1999年，北约战机轰炸中国驻南联盟使馆时，王大琪还是一个15岁的初中生。他在学校操场上听着校领导关于时局的讲话：“要跟着党中央的政策走，爱国！冷静！守法！”

　　“有些同学很激动，甚至兴奋地讨论打仗的事情。”

　　两年以后，他赴美留学。“美国教育激发了我，改变了我。”现在已经是《南方人物周刊》记者的他回忆说，“但是我也发现，当时很多美国人根本不关心中国。南斯拉夫炸馆、南海撞机、对台军售，几乎没有人知道这些事情。甚至有很多小朋友问我中国有太阳吗？有月亮吗？”

　　2001年的9·11事件后，一切都发生了改变。这次被认为对中美关系具有转折性意义的事件，也改变了王大琪的命运。

　　“当时我在美国密歇根州的一所中学里，突然把大家集合起来看电视直播，然后宣布停课疏散。气氛之严峻，让人感觉浑身发抖。就好像战争一样。”王大琪回忆，“这次事件对美国社会的冲击和影响是超乎想象的。因为美国人都自发地相信，美国是世界上最好的地方，怎么可能会发生这种事情？”

　　9·11之前，舆论普遍认为，美国总统布什和他的鹰派团队会对中国采取强硬措施，事实上当时也出现了这样的趋势。但是9·11以后，美国在全球发动反恐战争，中国采取了支持的立场，两国关系由此全面缓和。

　　但大政治的微妙变化，并未裨益王大琪那样的普通学生。相反，一场被称为“签证灾难”的现象迅速蔓延，美国社会突然爆发出强烈的排外情绪。去美国留学突然变成了“不可能的任务”。

　　王大琪成了受害者，他本来计划假期结束后继续回美国攻读高中，尽管有着各种良好的条件和记录，他的签证申请被断然拒绝。

　　“我在美国的寄宿家庭也很愤怒，他们甚至表示自己认识议员，可以寻求帮助。但即使这样也没有成功。我先后签了5次，全都失败。”

　　几经波折，王大琪去了加拿大。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由于长期留加的关系，他获得了长达10年的美国签证。“我希望中国和美国能够彼此认同对方在世界上的存在意义。我希望不要再听到中国有没有月亮这样的问题。”

　　和当时懵懂的王大琪不同，纽约世贸中心被袭击时已是上海交大学生的Leo，很自然地便联想到了“美国是否会因此缩紧对中国的签证政策”。不过等到他2005年完成学业准备留学时，签证已经不再是障碍，他顺利赴美。

　　“其实很快就看出来，9·11事件是中美关系的一个转折。那以后的中美关系一直都很好。”现在已经在大摩工作的Leo表示。他把自己称为一名“矿工”，这是华尔街对于为金融衍生品定价者的戏称。

　　“我觉得，很多美国人还完全没有意识到中国现代化的程度。北京和上海发生的一切常让他们吃惊。”

　　2008年，中美关系出现新波折，当时全美中国学联在纽约市政厅前，组织了大规模“反对藏独，支持奥运”的集会。“很有趣，纽约市政厅本来就在一个不是特别显眼的地方。那么一大群中国人热热闹闹地聚了一阵，结果发现几乎没啥老外。”Leo回忆说。

　　也正是那段时期，“中国崛起”开始走入了美国社会的视野，“可以感觉到美国人对中国的兴趣越来越大，越来越渴望了解中国”。

　　进入奥巴马时代，中美在经济方面的各种议题成为两国关系的核心部分，这也是Leo及他的华尔街同事关注的焦点：“公司里关于中国的话题讨论很多，不过我觉得中国人在美国的总体形象是温和、低调的，符合中国‘和平崛起’的感觉。”

　　“我们必须高度关注汇率问题，也必须关注中国在世界范围内对各种物资如大豆、原油的大规模采购。我的同事在这个议题上普遍有一种倾向，就是对美国经济的悲观和不自信以及对中国的继续看好。”

　　对于中国对美国与日俱增的影响力，Leo想起了这样的一件事情：去年新年的时候，纽约最著名的Macy百货公司，为1000名来自中国的旅游团闭店服务。“这在纽约真是破天荒的事情。”

　　(本文得到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阳伟光博士的协助，在此表示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