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云会出事后，村民在事故现场搭起了灵台，老人们以本地的习俗为死者哭唱。

　　律师与钱云会事件：被盘剥的村庄

　　在律师朱显理及他所在的北京两高律师事务所看来，无论是与乐清市寨桥村村民签订提供法律服务的协议，还是该协议的解除，都本该是“再普通不过的一个案子”。钱云会之死，让朱显理背上了“骗钱律师”的骂名，最终他退回了全部40万元的律师服务费——律师与这个村庄，因为钱云会的离奇死亡，显然不再只是一个普通的案子。这个极度弱势的村庄，以及它被盘剥、被损害的命运，即使在与律师的关系里，也清晰可见。

　　记者◎吴丽玮

　　消失的呼喊者

　　村长钱云会的死亡让这个海边的村庄终日被喧嚣所覆盖。副村长钱文福为了找到当年付给朱显理40万元律师费的发票，在村里寻找钱大银，结果他和家里人找寻了多日，仍没有找到。“现在村里太乱了，好多人都被抓走，其他人也躲起来了。”钱文福说。

　　钱文福是目前村里极少数能讲清事实的人，他普通话比较标准，说话非常慎重，有些问题，他会认真地回答：“这个我不清楚。当时我没有参与。”可能这也是他到目前为止还能在村里自由活动的原因之一，那些为争取村里土地而激进维权的人，基本已经因各种理由被当地公安机关予以拘留，剩下的也大多过着昼伏夜出的生活，不敢高调地在村里出没。钱云会死后的一段时间，村里的青壮年男人几乎都躲在外面睡觉，有时候晚上找不到地方，只能在柴草垛上凑合一晚。

　　钱文福告诉本刊记者，2007～2008年钱云会在北京上访期间，王立权、钱大银也曾经来过北京几次。现在王立权的去向不明，只有钱大银一个人对聘请律师帮村里打官司的事情了解得较为清楚。这个海边的捕鱼村里，年轻人几乎都出去打工，留下的大多都是老人和孩子，钱大银虽然不会说普通话，但作为村里老年协会的骨干，他俨然成了弱势村庄里的核心人物。他和村委会委员王立权每次到北京，都会跟着钱云会去事务所找律师朱显理了解案件的代理情况。村委会的账户冻结后，村委会的钱全都存在钱大银的账户里，显示着他在村庄里的权威。

　　除了村里人外，另一个了解事实真相的人是在北京的袁迪贵。袁迪贵是乐清永嘉人，在北京做服装加工生意。由于没有本村的朋友，钱云会来北京，首先投靠的就是邻村的袁迪贵。朱显理和袁迪贵同为永嘉人，朱显理的爸爸目前还住在村里。正是通过袁迪贵，钱云会认识了朱显理。1月8日，袁迪贵失踪。袁迪贵的爱人朱小华说，袁迪贵当天下午到司法局去取40万元律师费的发票，取回来的路上给朱小华打了电话报平安，之后就再无音信了。后来获知，袁迪贵被浙江省公安厅、乐清市公安局抓回到乐清市拘留所。

　　律师的职责

　　2007年下半年，来北京上访的钱云会希望获得一些法律援助，他向袁迪贵求助。朱小华告诉记者，袁迪贵平时喜欢法律，有时候能帮别的生意人看看合同，他最得意的一次，是帮助同一个服装商场的其他商人，最终成功解决了关于摊位费的纠纷。“老袁解决一些小的纠纷还行，但他没有律师资格证，钱云会找他帮忙的时候，他不敢答应，于是给钱云会推荐了朱显理。”

　　2007年10月29日，钱云会代表寨桥村村民与朱显理签订了提供法律服务的协议，在这份协议中，双方约定，针对这场土地纠纷，律师要向村民提供法律咨询和指导；协助村民向有关部门反映土地纠纷问题；代表村民参与政府及相关方的谈判；代理起诉、应诉，参与调解和和解。

　　两高律师事务所的一位熟悉该案的合伙人告诉记者，这起案件的代理费40万元，是根据村民要求赔偿18.94亿元的标的额计算出来的。“18.94亿元，只收取40万元，这才占多大比例？这样的费用已经算是很少的了。”双方约定了付款的方式和时限：2007年11月，先付25万元，在委托事务进入实质状态后，再付15万元。实际上这15万元在2007年12月也已付清。“朱律师在合同还未签订前，已经开始帮寨桥村做事。钱云会刚到北京上访的时候就被公安机关抓起来了，当时有村民来找朱律师，正是朱律师通过正常途径干涉，钱云会才放了出来。钱云会回来之后，双方才签的协议，之前朱律师没有收取任何费用，完全是帮忙的。”

　　这位合伙人承认，在双方的协议期间，朱显理提供的法律帮助是“帮他们写上访材料，引导他们正常地维权”。而村民的要求显然不止于此，钱文福说，村民的要求是律师帮村里打赢官司！但这位合伙人并不认可这种说法：“朱律师建议钱云会去打行政诉讼，但他们没打。既然没有诉讼，那就是按照协议的条款，提供其他的司法服务。不过朱律师也没有代表村民与政府谈判过。”

　　2008年初，朱显理决定与寨桥村解除代理协议，此时距离签订协议刚过去两三个月。合伙人回忆道：“他跟我说，做不动。他觉得这个案子压力大，不好做，想解除合同。就跟钱云会说，都是老乡嘛，能帮助就尽量帮，前面的钱就不要了，40万元全部退回去。但是钱云会希望其继续提供服务，他们觉得朱律师做事比较认真，钱云会还介绍了好几个邻近村子的同类型案子让朱律师来做。朱说：我这个案子都想解除了，还代理其他的案子？他没接，但是也无偿提供了一些法律帮助。”

　　“律师主动提出来不做的情况很少。一般钱都收了，谁不愿意继续做？谁愿意退钱啊！但朱律师觉得这个案子不会有太好的结果，毕竟这种案子在全国很普遍，而且这个案子相对来说比较复杂，很难解决，赔偿多少钱，也没有明确的约定；第二个，代理这个案子之后，他经常出差，其他案子也没空接了。既然是老乡的案子，为了避免浪费精力，也对双方都好，所以他主动提出要解除合同。”合伙人说。

　　按照合伙人的说法，钱云会的极力挽留让朱显理决定继续做下去，双方的合同一直维持到2008年10月。此时，钱云会因为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罪被公安机关依法逮捕。朱显理的合伙人说：“村民当时觉得这个案子没太大希望了，同时村里也没什么钱，这次他们主动提出要解除合同，但村里的公章已经没有了，双方于是达成了口头协议。到2010年底，总共退还25万元的代理费，等村民找到发票之后，再到司法局取回5万元的税款。其余10万元是朱律师前期的办案经费。”

　　上访者、中介与“无经验”律师

　　钱云会在北京期间，住在袁迪贵家附近的一座“矮矮的房子”里，房租每月100元。朱小华描述钱云会生活的艰苦：“那房子1米多高，里面只有一张床，在屋里连腰都直不起来。每天都是在外面吃面条或者喝粥，生活条件很差。”

　　钱云会与袁家关系不错，朱小华的记忆中，“钱云会每天都会来我家串一次门”。除了上访、去律所、在袁家串门，钱云会几乎都躲在屋里，不敢去别的地方，怕被抓走。在朱小华眼里，钱云会是一个“不自私”的人。她讲起钱云会的一段叙述：钱任村长之后，乐清市的一个官员曾把他约出来，“给他找来了6个美女，让他从中随便挑，只要钱云会答应在土地协议上签字，立马给他个人100万元”。钱云会当然是拒绝。让朱小华印象深刻的不止于此。寨桥村村委会很穷，“40万元听说是钱云会跟村民借的高利息借款”。

　　除了只身在北京要担惊受怕、东躲西藏，钱云会比较低的文化水平也成了他上访的障碍。两高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告诉记者，朱显理曾经说过，钱云会写的上访材料语句都不通顺，作为代理律师的朱显理首要的任务是帮钱云会修改上访材料。

　　花40万元请人来写上访材料，似乎贵了一点。钱云会和袁迪贵很快就发现朱显理“收了钱，但根本就不办事”。朱小华说，钱云会还因为朱显理什么都不做，而埋怨过袁迪贵。袁迪贵也很不满，据朱小华讲，他曾跑到律所去，当面要求朱显理退钱，并且还跟朱显理大吵过一架。两个老乡就此交恶，袁迪贵不断打电话给朱显理要他还钱，后来朱显理看到是袁迪贵打来的电话就直接挂掉。寨桥村的村民和袁迪贵又找到老家的朱父，通过朱父，逼迫朱显理退钱。朱小华说：“朱显理一直说要还，但总是在拖，听说他当时买了辆车，所以拖了很久才陆陆续续还了一点。”

　　两高律师事务所也承认钱是一点一点陆续在还，不过该合伙人的解释是：“村民打电话过来，有时候要2万元，有时候要3万元，要多少我们就打过去多少。钱打多了，他们还不放心，怕钱大银的账户被冻结了。”到2010年12月，朱显理先后退还了总计22万元的费用。距离之前约定的25万元还有3万元待退还，但这时已经无法联络到钱大银，合伙人说，上周五他亲自给钱大银打电话，始终无人接听，发了短信也一直没回。钱云会的死让这场代理人和律师之间的纷争逐渐升级，北京市司法局介入，要求朱显理尽快将40万元费用全部退给寨桥村村民，尽管发票原件还没有找到。在相关部门的干预下，朱显理将18万元款项提存于北京市长安公证处。“律师的费用也全部退掉了，还包括税金，总共赔了大概有十五六万元。”

　　在律师的办案费用中，除了朱显理自己的费用外，还包括袁迪贵获得的一笔介绍费，4万元。在两高的合伙人印象中，每次寨桥村的村民来律所找朱显理，这位介绍人都会出现。“他也曾协助朱律师去乐清调查过，但他不是村干部，他的费用不能报销，全都是从朱律师的律师费里出的。也是分几次给他的，一两万一两万地来朱律师这里报销。”但袁迪贵的妻子朱小华却肯定了这笔收入作为中介费入账，她承认袁迪贵收到了一笔4万元的介绍费，而且直到目前也没有退过这笔钱。

　　这样看起来，朱显理就此的确是吃了亏。代理这样的案子，朱显理还是第一次。他的合伙人告诉记者：“他代理非诉讼的案子多一些，比如一些企业的并购、重组上市。”2006年，北京两高律师事务所成立之初，朱显理就在此担任专职律师。“刚开始我们所规模还比较小，只有30多个律师，他是中国政法大学毕业的，学历不错，而且非诉讼这一块也做得比较好，原来做过的案子也比较成功。并购重组他都做得不错，同样的一个案子，有些律师做可能需要两三年，但他做得相对来说比较快。我记得他曾经帮助兰州黄河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上市，是和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几个教授一起做的。”在两高律师事务所的网站上，朱显理的介绍中，其业务专长为：投资、金融、证券、企业重组、兼并与收购、股票发行与上市、房地产投资开发、与合同相关的法律事务等民事、商事、经济等非诉讼法律业务。除了曾在兰州黄河公司担任职务外，还曾在北京永华行投资有限公司、中泰信用担保有限公司任职，参与了多个企业的重组改制、投融资方案策划的工作。

　　“寨桥村的案子他也是第一次做。中国的律师和国外的不一样，很少有只接一种案子的。一般的案子，如果从法律角度来说不太难的话，一般律师都会接，差别只是精通和不精通而已。”朱显理的合伙人说，刚开始，朱律师并没有意识到案子的难度所在。“这种征地纠纷也不见得每件案子都很难做，有些通过协商，最后的确能够解决。况且没做过这方面的案子就更不知道了。”

　　当一个所谓的“没有经验”的律师遇上的是只有小学一年级文化水平的上访村长钱云会时，双方的沟通出现了严重的障碍。村民的怨怒是，希望朱显理帮忙打赢官司，但朱显理不作为。朱显理的辩解是，提供了进行行政诉讼的建议，但钱云会及村民并未采纳。双方各执一词，最终矛盾激化。不过朱显理帮助钱云会撰写的上访材料果真没了下文。他曾查阅了相关的土地政策，查阅了全国以及浙江省的土地补偿规定，并曾向钱云会及几个一起来的村民解释并解答疑问，朱显理的合伙人说，朱显理帮寨桥村村民重新计算出较为合理的补偿数额，但具体是多少，他并不清楚。在采访中，这个用40万元买回来的“合理补偿数额”似乎从未在村民口中出现过，在村民出事的各种材料里也不见踪影。朱显理帮助钱云会在国家信访总局上访，但乐清市信访局从没有收到过信访总局的通报，当地信访局的办公室主任杨浩峰甚至认为钱云会压根没有去过国家信访总局。

　　包括那40万元借款在内，钱云会觉得欠村民的钱太多，无力偿还，于是在2008年春节前后，卖掉了村里的13间房屋地基，获得了地基款71万元，用以支付上访产生的各项费用和村民的借款利息。2008年11月，钱云会因为非法转让基本农田以外的耕地，被判处两年有期徒刑，钱云会的北京上访之路就此终结。

　　在此之后，向朱显理讨要40万元服务费的任务就落在中间介绍人袁迪贵的身上。不知为何，他始终没有退还自己的那份收益，随着钱云会之死掀起的阵阵波澜，身在北京的袁迪贵也被乐清警方带走了。袁迪贵的妻子朱小华总是小心翼翼地和外界联系，不轻易接电话，不肯说出自己的住址，生怕有人带着警察将她一起抓回乐清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