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建锋案”背后的法制拯救

　　一件判处无期徒刑的刑事案件，原本应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方敢写下判决书，却缘何如此儿戏？

　　“河南368万过路费案”一路发展至今，已超乎所有人想象。

　　事发2010年12月21日。这一天，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时建锋犯诈骗罪，对其判处无期徒刑，并处罚金200万元。

　　时建锋，河南禹州农民。2008年5月至2009年1月间，他在郑州高速经营运送沙石业务，主要是从鲁山县下汤镇运至许昌长葛，偶尔也从下汤运至禹州。时建锋称，“每天跑二三趟，大概挣20多万元。”

　　被抓捕后，时建锋交代，他购置货车两辆，为避免缴纳通行费，还购买了以河南武警总队许昌支队名义办理的假军牌。据报道，因有假军牌“保驾护航”，8个月里，时建锋免交通行费368万余。

　　时建锋未请辩护律师。对指控的犯罪事实及罪名，他也表示无异议，并当庭认罪、悔罪，请求法庭从轻处罚。一审判决后，时建锋未上诉。

　　此案由“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开始演变为一出黑色幽默剧，系自媒体广泛报道后。

　　起初是网友对量刑定罪及高速公路的收费标准提出质疑；继而，在今年1月13日，时建锋向媒体表示，自己是替弟弟时军锋顶罪；接着，1月14日凌晨，平顶山市中院以出现“新的证据”为由，对该案“火速”再审。

　　率先“杯具”的也是平顶山市中院。1月16日下午，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该案相关责任人员责任追究情况：主审法官娄彦伟助理审判员职务被免，调离审判岗位，平顶山市中院刑一庭庭长侯晓宏被免职，平顶山中院副院长任建军停职检查。

　　1月18日，河南省平顶山市人民检察院表示，将问责相关办案人员，并准备改以伪造军牌罪名起诉。但此前已经自首的时军峰否认车牌造假，并已出具过盖有武警某支队公章的合同一份。合同签订于2008年9月，内容是，时军锋为军牌支付该支队每年120万。

　　情节发展至此，竟如一部电视剧。一件判处无期徒刑的刑事案件，原本应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方敢写下判决书，却缘何如此儿戏？本刊特邀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李奋飞、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吴丹红撰文分析本案症结所在。■

　　(本刊记者杨明整理)

　　“时建锋案”法治标本意义在哪

　　一种制度，如果不能给法官尊严和体面，

　　那么法官也注定不会给这种制度以体面和尊严

　　文|李奋飞

　　这个案件，有人觉得是主审法官“审查不细”、“把关不严”；我觉得更可能是“庭审形式化”使然。

　　中国刑事审判仍然盛行“案卷笔录中心主义”，这是根源所在。多年来，我们的刑事审判没有实现真正的控辩平等对抗、法官居中裁判；“庭审流于形式”问题却越来越严重。该案，时建锋没有获得律师的帮助，也没有一个证人出庭作证，就是例证。

　　在“案卷笔录中心主义”的作用下，公诉方只需宣读侦查机关的案卷笔录，就可控制整个法庭调查过程；接着，侦查程序通过案卷笔录“登堂入室”，对法庭审判程序产生决定性影响，使法庭审判在一定程度上被异化为对侦查结论的审查和确认，失去独立自主审查证据、认定案件事实的能力。

　　“案卷笔录中心主义”审判方式，实乃中国刑事审判之痼疾。未来中国刑事审判改革，要想办法抛弃它。

　　本案中，对主审法官的处理颇为引人注目。

　　有评论者认为，此举是维护法律尊严，是“得人心”的。但是，按照《法官法》规定，免除法官职务是有条件的——助理审判员的任免权力，应由本院院长行使，另外，似也没有证据表明，本案的主审法官有违纪违法的情况。

　　问题还在于，这种以雷霆手段免除法官职务的举措，实际上是在惩罚法官的判断权——   假如本案的主审法官确实没有违纪违法，此举将因此破坏和削弱法官的人格独立和智识独立。

　　如果法官一边用颤抖的手翻动法书，一边自问“假如我这样判决，会因此承担责任吗”，那么聪明的法官会怎么办？他必然会多请示、多汇报，以保证自己不出事，这无疑会加剧我国法院本就极为严重的“司法依附”问题。

　　因此，对于河南高院这个举措，总体上我是给予消极评价的。毕竟，一种制度，如果不能给法官尊严和体面，那么，法官也注定不会给这种制度以体面和尊严。

　　我真诚地期待，有识之士在关注“时建锋案”能否得到公正审判之余，能够拿出更多的精力和勇气，去探究中国司法制度尤其是法官制度存在的深层问题。这样，对“时建锋案”的关注，才可以超越定性之争，超越程序和证据问题，甚至超越本案所引发的民生问题，而最大限度地发挥本案在推动中国法治进步方面所具有的标本意义。■

　　(李奋飞：中国人民法学院副教授、刑事诉讼法学博士 )

　　“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缘何成浮云

　　一旦公安机关走错了道，检察机关和法院通常只会一条错路走到黑。

　　佘祥林案、赵作海案等冤案，证明了这条我们刑事诉讼法中的“潜规则”

　　文|吴丹红

　　判决书中，振振有词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墨迹未干，为何立马成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发回重审？

　　先是公安机关。接到报案，公安机关立案，确定案件性质，收集犯罪证据，查获犯罪嫌疑人，讯问犯罪嫌疑人，固定相关证据，侦查终结，移送审查起诉——  这是公安机关刑事案件侦查的基本流程。

　　可是，在侦查过程中，公安机关居然没有查明此案有人顶包。等于说，基本的犯罪主体都错了，就侦查终结。

　　接着是检察机关。对于普通刑事案件，检察机关主要负责对公安机关侦查的案件进行审查，决定是否逮捕、起诉或不起诉，并对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当然，最重要的是提起公诉，支持公诉。

　　可惜，平顶山市检察院依然没有发现本案的问题所在，也可能发现了，不愿纠正。在公安机关的侦查程序中，时建锋已被羁押，如最终发现是错误逮捕，便牵涉国家赔偿，甚至办案人员都要被问责。这是批准逮捕的检察机关和执行的公安机关都不愿看到的情形。

　　因为利益攸关，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三机关“互相制约、互相配合”，在实践中更多地体现为配合而非制约。最后是法院。法院审理认为，时的行为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已构成诈骗罪。

　　起初，刑法学者争论的问题是，法院适用的刑法条文及其司法解释是否正确。作为程序法和证据法的研究者，我关注的问题是，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是怎么“审理查明”的？

　　有网友认为，问题出在主审审判长娄彦伟身上，因为他只是助理审判员，不能担任审判长。

　　我不这么认为。依据本案的定罪量刑情况，此案极可能是疑难、重大案件。这类案件必须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岂是一个助理审判员所能决定？

　　1月16日，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问责平顶山中院主管副院长，就可见其端倪，因为主管副院长是审委会成员，也是本案主审法官内部请示汇报对象。

　　在司法解释里，助理审判员也能担任审判长，只是需要同时满足以下情形：审判员不能参加合议庭；本院院长提出；经审判委员会通过。娄彦伟很可能具备这些情形。

　　问题在于，谁担任审判长，最终都有可能这么判。时建锋被顶包了，自身又“认同”检察院查明的“事实”，且当庭认罪、悔罪，还不请辩护律师⋯⋯在这种不存在控辩对抗的庭审中，你让处于中立、消极地位的法官，如何去主动“查明”案件事实？

　　由此可见，我们的刑事诉讼，并非以法院审判为中心，而是以公安机关的侦查为主导。一旦公安机关走错了道，检察机关和法院通常只会一条错路走到黑。佘祥林案、赵作海案等冤案，证明了这条我们刑事诉讼法中的“潜规则”。■

　　(吴丹红：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证据法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