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撰稿  陈斌

　　2001年世界发生了两件大事。12月11日，中国成为世界贸易组织(WTO)第143个成员国。3个月前，美国纽约发生“9·11事件”。

　　这两件大事，对中国外交——尤其是21世纪前10年的中国外交——均有重大影响。前者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有利于中国经济实力和外交实力的提升；后者将美国的外交视界转向反恐、转向中东，减少了中国与美国因外交政策目标不同而碰撞的频度和烈度，为中国施行既定的外交政策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实力之变与目标之不变

　　中国外交10年最大的变是什么？

　　是中国外交实力的提升。这得益于中国30年实行以私有产权和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改革政策、融入经济全球化潮流的开放政策，这些政策在2001年中国加入WTO时达到了顶点。10年来，中国经济实力不断走强，2010年已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这必然导致中国外交实力的提升。

　　这种实力的提升得到了惟一超级大国美国的承认。

　　第二个问题：中国外交10年最大的不变是什么？是中国外交目标的一贯性，不仅是10年一贯，而且是60年一贯。

　　一个多月前，2010年12月7日，外交部网站刊出国务委员戴秉国的长文《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戴秉国再次阐述中国的三大“核心利益”，“一是中国的国体、政体和政治稳定，即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二是中国的主权安全、领土完整、国家统一；三是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这些利益是不容侵犯和破坏的”。

　　这可以说是对中国“核心利益”优先性序列最清晰的表述，因而也可以视为对中国外交目标优先性序列的表述，是理解中国外交的一个总体性纲领。据此，我们可以把中国外交分成3个层次：外线为经济外交；中线为与主权相关的政治外交；内线为与基本制度相关的政治外交。

　　经济外交

　　要谈中国新世纪10年的经济外交，绕不开2001年中国加入WTO。中国是以非市场经济国家身份加入的。在最终签署的加入议定书中，有一些限制性条款，其中一条很要害，在针对中国出口商品的反倾销调查中，中国享受的待遇是“非市场经济地位”。

　　由此，中国在加入WTO后频频遭受反倾销调查，以2009年为例。根据WTO的《Globe Trade Alert Study》，2009年全球共发生130多起贸易制裁案，中国成为最大的受害者，多达55起反倾销诉讼针对中国。

　　为此，中国经济外交的一个基本点就是推进自由贸易。方法之一是由商务部主导，与相关国家进行一对一的谈判，逐一让对方承认中国为“完全市场经济”国家，是双边外交。截至2008年2月，共有77国承认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包括新西兰、新加坡和瑞士等发达国家，但不包括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美国、欧盟和日本。

　　在2010年5月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美国承诺将“通过中美商贸联委会，以一种合作的方式迅速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美国态度的软化，是中国经济实力乃至外交实力提升的体现。对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承认，就像20世纪70年代发达国家对中国的外交承认一样，其他国家是唯美国马首是瞻的，美国挑了头，其他国家就会赶上。

　　方法之二是建立自由贸易区，是多边外交。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已于2010年1月1日正式启动。2004年中国提议中日韩三国研究“建立东北亚自由贸易区的问题”，目前中韩自由贸易区的谈判仍在进行之中。

　　中国的经济外交，除了体现普遍性、世界性的价值与原则如自由贸易(主要动机也是为了保出口、保增长、保就业，即受发展主义驱动的)外，更有直接的、鲜明的发展主义导向，这一点从“外交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口号中看出来。在中国，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经济就像骑动着的自行车，速度不能太慢，GDP增长率不能低于8%，否则自行车就会倒下来，就会有就业及社会问题甚至危机，因此中国的政府必须是强势的发展主义政府，对内有“产业政策”，对外保出口，时不时要推经济一把；对内力撑国企，对外助国企走出去。

　　随着经济增长，中国企业大步走出去，演绎出许多传奇，如2010年中国民企吉利完成了对Volvo的并购。但走出去的主体仍是国企，经济外交为之开路，背后有政府撑腰，这与2003年以来“国进民退”的趋势相一致，均是发展主义逻辑的必然结果。

　　以中国在非洲的存在为例，基本特征是经济外交为国企走出去服务，也即为发展主义服务。中国对非洲国家，通常既投资改善该国的基础设施，也投资开采该国的能源、资源，以基建换资源开采权。如2009年，中国意向在5年内给几内亚投资70至90亿美元，用于修建道路、桥梁、国家电网系统和灌溉引用水系统等基础设施，以换取采矿权。几内亚有全世界超过一半的铝矾土矿藏，还储藏有40亿吨高品位铁矿石等。在几内亚，不难发现中国铝业、中国电力投资集团等央企的踪影。

　　中国在非洲地区的经济合作特别是资源开采，被西方某些国家无端指责为“新殖民主义”，中国只有在这些问题上做得更好才能让这些非议消失。

　　与领土主权相关的政治外交

　　与领土疆界相关的一个基本事实是：欧美发达国家面临的领土或边界争议极少，几乎没有；发展中国家则面临着大量的领土及边界争议，甚至走向局部冲突和战争。

　　中国现代民族国家仍在建设中。与中国陆地接壤的国家有14个，其中12个与中国签订了边界条约。第一轮是20世纪60年代，中国与蒙古、巴基斯坦、阿富汗、尼泊尔、缅甸和朝鲜6国签订了边界条约。第二轮是20世纪90年代，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老挝5国签订了边界条约，与越南签订了陆地边界条约。

　　中国的民族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并不显著，在90年代滥觞而成为一股显著的思潮，在新世纪10年继续鼓而不泄，由思潮而成浪潮。2005年3至4月，由于反对日本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北京、上海和广州等二十多个大中城市均出现了大规模反日游行。

　　这是由于中国可催生民族主义的题材(与领土主权相关的问题)丰富。在陆地上，中国与印度尚未有边界条约。在海域上，中国与韩国有黄海划界争议，与日本有钓鱼岛和东海划界争议，与越南、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和文莱有南海诸岛和南海划界争议。此外还有台湾问题、西藏问题和新疆问题。

　　就中国与领土主权相关的政治外交而言，作为第二线(中线)外交，在新世纪10年有不俗的进展。2005年4月，中国与印度签署《解决边界问题的政治指导原则协定》，称“边界应沿着双方同意的标识清晰和易于辨认的天然地理特征划定”。

　　随着中国国力的提升，2010年3月，中国向美国表示“南海是中国的核心利益”。在渔权(背后是主权)争夺上，2009年12月和2010年3月，在西沙群岛附近海域，中国海军分别查扣了3艘和1艘越南渔船；2010年6月底至7月初，在北部湾海域，中国渔政、海警查扣5艘越南渔船。

　　对日外交也日益强硬。去年中日钓鱼岛渔船事件即是证明。

　　这些行为为中国政府在国内增加了威望和合法性，但也有一些反弹，即周边国家产生了又一波(因中国民族主义而起的)“中国威胁论”。

　　与基本制度相关的政治外交

　　新世纪10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提升，反向经济外交原则适用的国家范围日益扩大，手法也越来越娴熟。以前，为了换取一些小国“支持中国对台湾问题的原则立场”等政治目标，中国常常是先期提供各种经济援助，到后来就是减免贷款，实力所限，威力只能及于一些发展中国家。这些年来，尤其是2007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坐拥巨额外汇储备，威力广及世界，包括欧美发达国家。为了平息美国解决贸易逆差及让人民币升值的要求，中国常在战略对话前夕或领导人访问期间，对美国进行大单采购，自2006至2009年4年间，商务部每年去美国采购一次，采购金额分别为162亿、326亿、136亿和163亿美元。2009年，中国赴德国、瑞士、西班牙和英国4国，采购金额130亿美元；2010年10月和2011年1月，中国分别承诺向希腊和西班牙购买债券。

　　与基本制度相关的政治外交，除了反向经济外交，也有直接政治外交，这就涉及到谈判和斡旋等。如2010年3月韩国天安舰被击沉、9月朝鲜炮击延坪岛，朝鲜半岛因之剑拔弩张，美国三大航母战斗群更是齐聚西太平洋。理论上中国与朝鲜有同盟关系，签于1961年的《中朝友好互助条约》，经过两次自动续期，新的有效期截至2021年。中国仍是希望在六方会谈的框架内和平解决目前的危机。

　　目前，有两个版本的中国威胁论，一个是存在于中国周边国家的，与领土主权相关的政治外交(第二政治外交)，例如，中国的民族主义，在南海和钓鱼岛的强烈立场，引起了东盟和日本的反弹，越南强烈希望美国介入南海，8月越美在南海举行了联合军演；日本则博得了美国日美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的承诺。

　　另一个是存在于世界，尤其是美国的，同与基本制度相关的政治外交(第一政治外交)，例如，在朝鲜半岛危机中，中国态度柔和，韩日美态度强硬，觉得中国不给力，美国三艘航母为此齐聚西太平洋，这一行为强化了美韩、美日同盟。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治标或许在于“韬光养晦”，治本就是一项系统性的工作。

　　宣示“和平崛起”与“和平发展”是一个环节。2003年11月，官方智囊郑必坚在海南博鳌论坛发表题为《中国和平崛起新道路和亚洲的未来》的讲演，首次提出中国要“和平崛起”(Peaceful Rise)；12月，中国总理温家宝在哈佛大学发表题为《把目光投向中国》的演讲，阐释了中国为何选择“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2005年3月，温家宝在当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和平发展”(Peaceful Development)的概念，说“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是一条和平发展的道路”。

　　更重要的是，中国政府要做实自己对世界、对国民的每一个庄严承诺，在人权保护与经济发展两方面都有建树，才能在这个不断走向“普遍同质国家”的世界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