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教育公平和教育理念等根本问题上，沉疴甚深，造成几代中国人对人类的科学与文明，长期无法有重量级乃至中量级的贡献，“中国制造”转变成“中国创造”的前景也路途迢迢

　　本刊记者  何三畏

　　1月中旬，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开展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的通知》，对高等教育的提法是，要“改革高等教育管理方式，建设现代大学制度，落实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完善高等学校内部治理结构”等；初等教育和义务教育，是要求“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多种途径解决择校问题，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等。

　　说得好！其中“要求”中国教育“改革”的部分，“落实”的内容，“完善”和“推进”的事项，就是中国教育最显著的问题。如果把这些动词后面列的“问题”抹去，中国教育基本就健康了。对于有过10年以上关注中国教育问题经验的人来说，这样的“通知”既似曾相识，也相当“新鲜”，似乎很可“阐释”。

　　初级教育及义务教育，通知列的问题，10年来是这些问题，30年来是这些问题，60年来也是这些问题。如果说10年来有什么变化的话，那便是同样的问题变成更深沉了，病灶变成了沉疴。10年前比较忌讳的问题，现在在某种程度上开始含糊承认了，例如对于“教育不均衡发展”问题。但这却不是新世纪的10年产生的问题。

　　60年来，从幼儿教育，到整个初等教育，都没有“均衡”过。今天，我们可以在任何一个大中城市看到，最好的幼儿园，最好的小学，最好的中学，一定分布在最有权力的机关附近。次好的，一定在次级权力机关附近。它们的名字前面曾经冠以“某级机关”，以次下来，是某部机关或某厅机关的。它们跟平民学校的差距，俨然就是美洲和非洲。

　　80年代初，一个国际组织在我国某大城市考察后，感叹“世界上最好的小学在中国”。新世纪的头一年，笔者在一个省会城市的一条中心街道，相隔两站公车距离的地方，参观了两个小学，一个有塑胶跑道，一个是泥地。看到后者的那天，是假期，刚好下过雨，地面上刚好一汪清亮雨水。你不难猜到，前者就是革命传统留下的某机关小学。

　　文革以后，机关学校渐渐变成某某路学校，或者以阿拉伯数字加入全市学校的排序。但是，它们传递的等级观念深入人心，“重点”和“贵族”的地位无法撼动。新时期经济起飞过程中，它们进一步拉大了跟平民学校的距离，进而实质性地进入市场，不仅对权力开放，也对金钱开放，进入寻租的新阶段。“择校”问题由此而来。

　　到了新世纪前后，由于前机关学校地处市中心，受地盘限制，容纳学生受限，寻租胃口得不到满足，它们开始“公办民助”或“民办公助”，做大做强，明码标价，使整个社会的“拼爹”游戏更加残酷。

　　但是，这个“教育市场”一直在受到市民的抨击。大约在两三年前，在官方文件和官员会话中，出现了“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说法。这一“隐语”跳过对“教育不均衡”，或者“教育不公正”，或者实事求是地说，叫做“等级教育”和“金钱教育”观念的清算，仿佛“教育不均衡”是一场天灾，或者是被强加的，而不是同样被“推进”出来的。

　　但问题是，在“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几年来，义务教育实际上还在越来越不均衡。这个事实被无情的“择校运动”和打工子弟学校的非法状态，双向地暴露出来。

　　让我们公正地说一句，因为“教育不均衡发展”，中国已经有几代人的教育机会被剥夺。考虑到相对剥夺的因素，其中，最严重的情况发生在经济起飞的最近30年，特别是公平公正的公民权利观念开始勃兴的新世纪10年。

　　对于所谓“多种途径解决择校问题”，笔者有所不解。在笔者看来，只要一种途径，即“回到公正”的起点就够了。包括公立学校不要再办贵族教育，“高尚社区”各自花钱请人去办“贵族教育”，不要政府加大教育投入，去帮助炒作“高尚社区”的房地产。现有的学校，硬件设施尽量拉平，教师实行流动制等内容。其实，公正的问题，主要是观念问题，只要官员开始这样想问题，国民教育回归健康就有了基础。

　　所以，我一直觉得，教育最麻烦的问题，不是投入不公，而是教育观念，然后是在相应观念下设置的教育制度。中国官方的教育观念还没有回到国民教育的立场。国民教育最重要的标志就是以人为本，以人的发展为本，而不是为了人之外的什么理由，为别的什么概念培养人才。可是，事实上，中国教育从小学到大学，基本是“以应试为本”，以“高考为本”。

　　这种非人本的教育对中华民族的损害，是无法计算的。最起码，新时期以来已经有两代人从上幼儿园起就睡眠不足，到小学就多数戴上眼镜，整体身体素质低下。教育搞到了一种损害健康的程度，能不说是一种世界奇观。

　　与此同时，是民族创造力的丧失。举例说，最近10年，通过中国教育官员们的努力，终于把“奥数”搞成了一个负面的词，说起“奥数”，家长头痛，学生诅咒，而教育官员，则以痛骂“奥数”为时髦，讨好市民。中国正在一片欢呼声中“取消万恶的奥数”。但“奥数”不过是一种再正常不过的国际智力竞赛，它就是更有趣的“数学”。在世界任何一处地方，都没有，也不可能像中国这样被妖魔化。由此即可判断，这是中国教育体制的问题，而不是“奥数”的问题。

　　刚刚过去的2010年底，4年一次的菲尔兹奖颁给一位越南出生的数学天才吴宝珠。4年前的上一次，是澳大利亚华裔数学家，更年轻的天才陶诗哲。他们有什么关系吗？有。1988年，吴宝珠在澳大利亚，和陶诗哲参加了同一届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竞赛，都取得金牌，当时陶哲轩只有13岁。可是，在中国，60年来，连有着优秀民族传统的数学，也已经退出世界席位。虽然多年来，中国学生也获得不少奥数金牌。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旦以应试为指针后，奥数在中国如何从发现天才的伯乐，转变成扼杀天才的魔鬼。

　　最近10年，世界被互联网改变了。中国也已经进入了信息化社会。但中国本土出身的一代人，在这个伟大的时代做了什么？除了把外国的贡献搬到中国进行一番有中国特色的改造(其中不乏作恶的改造)，中国一无原创。中国教育的失衡与刻板，造成现代中国人对人类科学与文明，长期无法有重量级的贡献，而“中国制造”也迟迟无法转变成“中国创造”。

　　到了21世纪，改革开放以来的教育进入收获期。中国在这10年收获，却丝毫不能令人喜悦。早在新世纪到来前，传得很广的一个有关教育的段子是，邓小平先生说，新时代最大的失败是教育。但是，邓先生的语境跟本文所说的并不一样。邓先生所指，是对青年一代在意识形态上的要求，我们这里说的是一种文化和科技的创造力。

　　教育是这样一件事情：你可以欺骗它，但它是不欺人的——你播种什么，就会收获什么。我想，60年来的教育，已经证明了一个教育公式，即一个民族的创造力跟教育观念和教育制度不可分割的关系。在20世纪的第二个10年，应该是改变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