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守所“侦羁分离”改革流产

　　□本报记者 刘　炜

　　密集修法近两年后，沿用至今已逾20年的《看守所条例》，终于由公安部起草修订草案，并呈送国务院法制办。

　　本报记者获悉，《看守所条例》修订草案送审稿最大亮点，系褪去20年来与中国法治发展不一致的部分弊病，比如羁押对象称谓由“人犯”替换成“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罪犯”。

　　但此前引发学界热议，且意在触动看守所管理体制根本的“侦羁分离”改革，未在送审稿中得到体现。

　　中立改革流产

　　“侦羁分离”，即是将羁押机关看守所交由司法部等中立第三方看管，让其脱离与侦查部门的直接隶属关系。早在“躲猫猫”事件发生前，学界便达成共识，“侦羁分离”是解决类似事件的关键。

　　“侦羁分离”改革流产的信息，得到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律系教授周欣证实。在3个月前召开的“现行《看守所条例》弊端及其修改研讨会”上，周欣表示，时过两年，公安部力挺的方案，可能依旧是维持“侦羁合一”现状。

　　而据部分接近公安部门的学者透露，按照送审稿，由公安机关管理看守所的现有格局，确定将继续维持，“国务院公安部门主管全国看守所工作；县级以上地方政府公安机关主管本行政区域看守所工作。”

　　司法部研究室主任王公义认为：“侦羁分离”及其配套措施实施后，“99%以上的刑讯逼供问题都可以解决。”可是，在而今的送审稿中，“侦羁分离”的缺席，有可能意味着类似“躲猫猫”等刑讯逼供事件很难得到根本解决。

　　对此，中国法学会诉讼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崔敏介绍，此次“侦羁分离”改革没能推进，原因依旧是对如何看待深挖余罪没有形成一致意见。

　　“通过看守所深挖余罪，又能发现一些案件，(这些案件)很多是多年都没有侦破的案子，占破案率的四分之一以上，(这难道)对净化社会没有好处？所以，不宜一概否定深挖余罪。”崔敏说。

　　记者在去年完成的两份基层看守所调研报告上看到，尽管“躲猫猫”事件对基层看押人员触动很大，但是，看守所依然在承担深挖余罪的职能。

　　深挖余罪功能的存在，让在侦查环节处于中立地位的司法行政机关无法插手其中。王公义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也曾表示，看守所归司法部，实现了公平，但是打击犯罪的效率会降低，“以前可以随时抓随时审，到司法部这边来，晚上不能审，周末不能审，破案受很大限制。”

　　监管加码法制化

　　记者了解到，送审稿尽管在“侦羁分离”层面驻足不前，但是对于不少广受争议的弊病，还是做了微调。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陈卫东透露，此次的《看守所条例》修订，人权保障是非常重要的内容，现行《看守所条例》共52个条文，“人犯”一词使用了71次；与其配套的“实施办法”仅63个条文，“人犯”一词共使用了150次。

　　另据媒体报道，在此次的《看守所条例》修改中，羁押对象称谓全部得到变化，“人犯”被替换成“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罪犯”；同时，增加了一条保障人权的基本原则，“看守所依法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罪犯的合法权益，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罪犯行使合法权利提供便利”。

　　另外，在修改草案中，看守所的性质与任务更加明确，包括看守所应该根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具体情形制定科学的羁押和管理方式，保障在押人员的生活、卫生条件，安排适当的劳动、文体活动和心理治疗。

　　这些修改内容，明显是采纳了相关部门、专家学者、律师群体建议的结果，也将“躲猫猫”事件后，对看守所“运动式”的监管加码行动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

　　针对“躲猫猫”事件，2009年4月，中国政府发表了《2009-2010年人权行动计划》，其中承诺：第一，在看守所审讯要实行物理隔离；第二，入所之前要进行身体检查。

　　人权行动计划颁布后，公安部针对看守所的内部监管行为继续不断加码，甚至一度扩展至中央综治办层面。

　　在去年10月12日召开的中央综治办“综合治理看守所安全管理工作会议”上，已经明确将看守所安全工作纳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考评，并且建立了党委政府统一领导、主管部门负责、相关部门支持配合的机制。

　　会后，公安部为此专门下发《2010年度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看守所安全管理工作考核标准和考核办法》，将综合治理看守所安全管理工作的考核细化、量化、标准化。

　　而在此前的7个月里，先是中央综合办、公安部、最高检、最高法等九部门联合发文，开展看守所安全管理集中整治行动；之后又由中央综合办与公安部协调，同时组成四个联合检查组，对全国多地看守所进行大检查。

　　在去年两会后，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孟建柱指出：“最近，一些地方接连发生非正常死亡事件，严重损害了公安机关执法公信力。”官方坦陈，从相关非正常死亡事件调查结果看，“当前个别地方的极少数执法人员，的确存在着对在押人员刑讯逼供、放纵牢头狱霸等行为”。

　　内部监管更为现实

　　对于这次《看守所条例》修订，不少学者都表示颇感失望。“我还是希望看守所能从侦查机关中独立出来，哪怕因此会减弱侦查机关的侦查能力。”周欣说。

　　不过，北京市公安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看守所是公安机关的执法机构。但是，这种说法还是不够准确。看守所应该是一级人民政府的司法保障机构，不能简单的说是公安机关的机构。”

　　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负责人则认为，将看守所交由中立的司法行政部门，涉及机构隶属问题，难度比较大。“所以，在现行体制内调整，而不是改变体制，更为现实。”

　　“不要寄希望于将看守所归于司法部管理。在英国，看守所也是由警察部门管理。中国公安部已经设立单独的监管局，这在当前是合理的。”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一位教授称。

　　据王公义介绍，新中国成立初期，看守所原本就是交由司法部管理的，“只是后来为了打击反革命，巩固新生政权，公安部才将监管场所全部纳入麾下。”而此后，呼吁“侦羁分离”的声音就未曾停止过。

　　我国现行看守所管理体制，由1990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守所条例》奠定。而看守所交由公安部门监管的体制，尽管期间多有反对声，但一直牢牢延续至今。

　　据媒体报道，其后，有过两次“侦羁分离”的机会，但都因为司法部响应微弱，以及部门阻力过大，最后不了了之。

　　“说到底，看守所的权属改革，需要高层下决心。”最高人民检察院监所厅原厅长陈振东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