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上流淌着祖先的血

　　草根行者梁从诫

　　文｜纪彭

　　上世纪90年代末的一天，一位衣着简朴的老人骑着破旧的自行车，来到全国政协礼堂，门卫拦住了他：“你给谁报到？”“给我自己。”那个门卫不信，直到看他掏出委员证，才放他进门。这位老人就是全国政协常委、大陆民间环保领袖——梁从诫。他的先辈名震华夏，他是“梁启超之孙”、“梁思成和林徽音之子”，不过这样的称呼是梁从诫生前最讨厌的。梁从诫从60岁开始投身环保事业，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他从父亲、祖父身上继承的除了聪颖、善良，还有倔强、率直。

　　在川西一个小县，他指着前来敬酒的县长，大声呵斥：“这里的水跟酱油汤一样，你们还好意思喝酒！”；1999年，在上海的全球500强财富论坛上，面对台下的经济巨头，他毫不客气地说：“你们所津津乐道的‘世界工厂’实际上只是‘世界厨房’。用我们的原料做好饭菜，端上国际大餐桌，给我们剩下一堆鸡毛蒜皮烂骨头，还有烟熏火燎的污染！”

　　67岁高龄的梁从诫登上了平均海拔4000多米的可可西里，亲手焚毁了从盗猎分子手中缴获的近400张藏羚羊皮，抱着饥寒困苦的保护队员们一起痛哭，转头就给英国首相布莱尔写信请求他制止英国的藏羚羊非法贸易市场，以推进对藏羚羊的保护。

　　为了环保，年过古稀的梁先生还坚持骑车出行，2006年，他遭遇车祸，此后健康每况愈下，不能再骑车，连走路也困难，后来甚至头脑糊涂，连朋友都不认得了。2010年10月28日，患病多年的梁从诫先生离开了这个世界。

　　也许是宿命，梁家三代所选择的都是曲折的道路，所看到的都是无尽的遗憾。祖父梁启超为挽救民族危亡，参与公车上书、戊戌变法、推翻袁世凯帝制，而他所主张的改良主义的结局自不堪回首；父亲梁思成与母亲林徽因，这两位把一生奉献给中国传统建筑的知识分子，为了保留北京古城墙而四处奔走呼喊，乃至痛哭流涕；与先辈相比，梁从诫做的事情也决定了他要面对加倍的漫长、艰难和孤独。

　　未能继承父业，人生蹉跎五十年

　　1993年以前，梁从诫的人生是另一个样子。梁从诫1932年出生于北平。梁思成与林徽因十分欣赏北宋建筑家、《营造法式》的编撰者李诫，于是给儿子起名“从诫”，希望他能成为像李诫那样的建筑学家。幼年的梁从诫跟随父母颠沛流离，过着艰难困苦的生活，但幸运的是，父母有举世无双的杰出才华。在四川李庄那个一贫如洗的家里，母亲林徽因会给他讲米开朗基罗、贝多芬，和他一起读《猎人笔记》，父亲梁思成教他画画，做各种玩具，梁从诫就是在这样的文化浸淫中成长。

　　1950年，从小就对绘画有极大兴趣的梁从诫投考清华大学建筑系，因两分之差，未能如愿考入，转而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梁从诫回忆说：“我父亲是建筑系主任，但是他没说话。”在北大，梁从诫一直念到研究生，毕业后分配到云南大学当了4年的历史教师。1962年，刚满30岁的梁从诫被调回北京，进了国际关系研究所，准备一展才华。但是，“文化大革命”来了。

　　在“文革”中，作为名门之后，梁从诫成了革命的对象。他的名字变成了“梁三子”，批斗的牌子写着：保皇党的孙子，反动学术权威的儿子，修正主义的苗子。批判之后，1969年，他被下放到江西农村“五七干校”劳动改造，这一去，比抗日战争还要漫长，9年。

　　在江西的岁月里，梁从诫学会了种地、扶犁、焊接，会开各种型号的拖拉机。他像父亲一样，也有着能工巧匠的天赋，居然学得一手好木工，到过他家的朋友发现，那精巧的桌椅柜和书架等，都是主人的手艺。

　　1978年，40多岁的梁从诫虽被允许返回北京，但还戴着“现行反革命”的帽子，无人问津。直到主持中国大百科全书工作的阎明复把他从外交部调到大百科出版社，梁从诫的人生才开始有了变化，那时梁先生已经年近50了。

　　人们尊他为“专家”、“学者”，梁从诫始终不愿接受。他曾说：“我很清楚，这些称号我都没有资格接受。当年从北大历史系毕业，做了几年研究生，正值‘反右’、‘大跃进’，基本上没有正经读书。既无专业又无专著，有什么资格被称为专家、学者？”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梁先生就是走在时代最前面的一批知识分子，只是在那个风起云涌的时期，梁先生并没有显露出来而已。1979年开始，梁先生创办《百科知识》杂志，担任主编。那时候，许多西方的新观点、新理论、新思潮都是通过《百科知识》杂志传播的，透过对西方一些新思潮的引进，他开始关注环境问题。

　　“玲珑塔聚会”：自然之友的诞生

　　“我之前也不是一个环保主义者，我小时候也抓过蛇、打过麻雀和鹿子，还吃过它们的肉。”历史专业出身的梁从诫，年近花甲之后的签名是民间环保拓荒者。

　　上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也从此进入了环境急速恶化的时代。1992年开始，许多在媒体工作的朋友就常常带来有关环境污染和滥砍滥伐的消息。梁先生了解到由于乡镇企业遍地开花、污染扩散，到处都是小五金、小皮革制造厂，这些小厂最容易起家，但污染也最严重。于是，成立一个环保组织的想法就在梁先生的脑子里酝酿起来。同时，相对于20世纪80年代欣欣向荣的公民社会发展状况，90年代初的公共生活沉寂了，梁先生很希望通过一个合适的领域，重新开启民间社会。他觉得“环保就是一个很好的途径”，在梁先生心中，自然之友这样一个民间环保组织在内容和形式两方面都很合适。

　　梁晓燕回忆，1992年底，梁先生告诉她要成立一个组织，集合大家做环境保护的工作。有一次梁先生对她说：“我已经60多岁了，没什么年轻的朋友，晓燕，你去找一些年轻的朋友。”她就联系了北京理工大学的杨东平和作家兼探险家的王力雄，梁先生、杨东平、王力雄和她4个就成了自然之友最早的发起人。

　　在那个很多人还不明白什么是“NGO”的时代，梁从诫根据国家条例，开始为注册而奔波。他向亲戚借了300元注册费，骑上自行车，找了一家又一家部门，一次又一次的被拒。在他的不懈努力下，由他担任导师的“中国文化书院”名下终于多了个“绿色文化分院”——自然之友。创办之初，没有固定的办公场所，梁从诫就将办公室设在自己干面胡同的家中，对外公布家庭地址和电话，全部员工只有他和夫人方晶两人，他们手写座谈邀请函，一张张粘贴邮票。梁从诫在自然之友很长时间也没有任何报酬，都是靠老伴一人的退休金维持生活。在自然之友成立之初，他去华盛顿开会，甚至舍不得吃上一份附带培根的早餐。

　　自然之友要成为一个组织还要看有没有群众基础。于是，他们就打算在这一年，即1993年的6月5日——世界环境日这天组织一次会议。那时候，要找一个合适的会议场所并不容易，王力雄是个探险家，对自然有强烈的情感，他提出，“干吗非要在屋子里开会啊？咱们作为一个民间组织，可以不拘小节。”此言一出，大家都很赞同，原本选定了两个地点，一个是紫竹园公园，另一个就是京西八里庄的玲珑塔。

　　1993年的时候，玲珑塔附近还是一片荒地，古塔也已经很破败了。这样一个环保聚会都叫了什么人呢？梁先生对梁晓燕他们3个说：“你们觉得朋友中哪个人会对环保有兴趣，就叫他来，告诉他可以再带朋友。”就这样，按照类似传销的模式，总共有82人来到玲珑塔下，参与了自然之友的第一次活动。

　　这个后来被称为“玲珑塔聚会”的活动，标志着自然之友的正式成立。自然之友成立后不久就开始活动了，1993年9月，组织了第一次环境教师培训，地点也是在户外——十三陵的德陵边上的荒地里开始了培训会。1994年之后，自然之友陆续开展过羚羊车、野马车、美境行动、绿色希望行动、绿地图、自然体验营等公众教育活动，同时，自然之友像一只母鸡一样，孵化出了无数民间环保小鸡。

　　当初，父亲梁思成在中国第一轮工业化大潮面前“不合时宜”地提出保护北京的城墙和古建筑；现在，儿子在中国新一轮的经济发展的狂飙突进中再次担当起与时代显得“格格不入”的角色。

　　为环保敢说敢干，却时常感到无奈

　　2001年3月的一天，自然之友、绿家园、地球村等3家环保NGO(非政府组织)，与北京市的政府官员举办了一个“城市河道治理对话会”。会中，某负责人姗姗来迟不说，还对会场横幅上的“对话会”极为不悦：“要早知道是‘对话会’，我就不来了！”

　　“对话会”开始后，这位负责人滔滔不绝，大谈北京市的水利工作如何有成就。坐在台下的梁先生拿起话筒，打断话头，力陈目前的生态困境，批评环境治理不力。两人你来我往、唇枪舌剑，争得面红耳赤。梁从诫斥责他：“你们在给自己找理由！”、“你这是睁着眼睛说瞎话！”这位负责人绷不住了，站起身来，以极为严厉的口气，责令“所有媒体一律不准报道、谁报道追究谁的责任”，然后扬长而去。多年以后，与会的一位环保人士还对梁先生的话印象颇深：“特别直接，毫不留情。”

　　在三峡考察时，梁先生看到长江边上，一条像酱油一样的黑汤沿着江水往下流，足足有半里路宽。他不仅亮出了自己“名门之后”的牌子，还亮出了自己政协委员的身份，质问县长，“这条江是不是他们污染的？”县长说是一个造纸厂的问题。“为什么不装处理污水的装置？”梁先生接着发问。县长说这个造纸厂是1958年“大跃进”时靠两口大锅起家的，当时叫“因陋就简，白手起家”。现在要装一台废水处理装置，投资要超过那个厂的全部固定资产。再说三峡水库修好后，这个厂子在淹没线以下，就几年了，污水处理装置就是装好了，又要被水淹了。“那为什么不停产，你看看把长江污染成这个样子。”梁先生不依不挠。厂长说2000名工人，如果算上三口之家就是6000人，一个小县城只有几万人，这6000人谁给我养活啊？梁先生无语了。

　　在地方政府“发展”逻辑下，梁从诫先生的努力常常是无力的。1995年，梁从诫了解到云南德钦县为了经济利益大量砍伐原始森林，破坏了濒危动物滇金丝猴的栖息地，为了制止当地政府对原始森林的破坏。他通过媒体朋友报道这件事实，又利用自己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上书中央领导。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姜春云作了批示，给予德钦县财政补贴，初步制止了那里的大肆砍伐。可事与愿违，梁先生的努力虽然制止了德钦县的砍伐，但令他万万想不到的是财政补贴反而助长了云南原始森林的破坏。临近的县看到德钦县因砍伐原始森林而得到了大笔财政补贴，就纷纷效仿起来。梁先生气愤之极，再次联络媒体对此事进行公开曝光。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以“补贴到手，斧锯出手”为题，将此事真相再次向社会公开报道。可在现实的逻辑下，这种报道又能起到多大作用呢？单纯以GDP衡量经济发展和升官的时代， 梁先生的努力带着极大的无助和无奈。

　　几年前，梁从诫到宁夏考察。在干旱的沙漠里，他看见一对姐弟手提破铁桶，用小耙子四处挖发菜，晒干后卖几分几毛钱，这便是维持一家人生计的来源。挖发菜会造成水土破坏，但梁从诫实在不忍心告诉他们。“每当面对这样的情况，我总是说不出话来，我能说什么呢？我们这样一个民间环保组织能为他们做什么？太无力了。对那些连基本的生存都难以维持的人们谈环保，我有一种负罪感。”梁从诫说。他深深地意识到，人口问题是当下最大的环境灾难，他对几十年前马寅初提出的人口论再一次给以肯定。

　　身体力行，感召世人

　　上世纪90年代中期，自然之友将环境教育作为自己的主要工作内容。如果在一个社会组织比较强大的国家，搞环保教育自然是要借助政府资源、利用学校平台。可是那个时候，中国社会还不具备这样的开放程度。在自然之友成立之初，公信力还未树立的时候，讲环保的大道理是不行的，只能身体力行。

　　自然之友成立之初，梁先生经常组织会员和志愿者去北京郊区植树，去风景名胜区捡拾垃圾。这些均是普通人的绿色志愿者们，默默做着自己想到、看到的身边的每一件小事、琐事，用梁先生话说：“不唱绿色高调，不以绿色‘救世主’自居，从身边一点一滴做起。”其中梁先生的以身作则，感召了一大批同志。

　　梁先生用自己的生活来诠释环境保护，梁晓燕回忆，无论是上街买菜，还是去政协开会、报到，他从来都是骑着一辆老掉牙的自行车。他把自己的联系方式印在用过的废纸上，事先剪成一小叠，做成“名片”。每次外出吃饭，即便是赶赴香槟酒晚宴，他都随身携带一个大布袋，里面装着勺子、筷子。他拒绝纸巾，只使用一方发黄的白手帕。梁先生家收到的信件，从来都是把信封拆开，反过来用胶水粘好，自制信封再用一次，梁家人并不把这个当什么事情，那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生活方式，司空见惯。他经常会花上很长的时间，和陌生的来访者交流关于环境、社会的看法。这些来访者里，有拿着网兜的家庭主妇、有穿着文化衫的大学生、戴着眼镜的退休教师，当然，也有卷着裤腿的农民？?

　　梁晓燕告诉我，梁先生去世之后，因帮助料理后事，她才了解到，梁先生还没忘记当年在“五七干校”的手艺，70多岁了还亲手做一些利于节水和储存废物的家具。

　　在梁先生的感召下，自然之友也非常自觉的当起了环保试验田。到过自然之友的人都知道，那里的工作人员待客，只倒半杯水，“免得浪费”。办公室里的打印机、文件柜、保险箱是梁从诫的朋友淘汰下来的。黑色的沙发是从垃圾堆里捡来的，椅子套则是工作人员在家里缝好带来的。自然之友工作人员的名片都是用废纸印刷的。即便是梁从诫的生日，工作人员亲手制作的贺卡，也仅是一张小小的签满名字的绿色纸片。梁先生的夫人方晶对他的一次领奖记忆犹新。2000年，梁从诫获得菲律宾颁发的被誉为“亚洲诺贝尔奖”的麦格赛公共服务奖，以表彰他为公共事业作出的突出贡献。领奖前，方晶带梁从诫去买了新衣服，但梁从诫却不肯再买一双新鞋，最后还是穿着20年前的一双旧皮鞋去了领奖现场。

　　自然之友会员郝冰说，今年春天曾接到方晶的电话，她想为因病不能自理的梁从诫在福利院安排个床位，却因人太多无法实现，托郝冰找朋友想想办法。郝冰后来才从朋友处得知，梁从诫居然没有医疗保险。

　　并不是悲剧，更绝非失败

　　在梁从诫家中的墙上，有一张他很喜欢的照片，那是一扇微微开启透进亮光的门。他和他的父辈们，一直在努力开启这扇门，使更多的亮光投进房间。100多年前，梁启超为中国的民主宪政奔波操劳，50多年前，梁思成以一己之力保护古都的建筑精华，大器晚成的梁从诫先生，花甲之年投身一项“没有尽头的事业”，硬是凭借着他的赤诚，改变了国人的观念。

　　1994年自然之友刚刚成立之初，环境保护和NGO还是陌生的词汇， 16年之后，当梁从诫先生离开我们的时候，环保和NGO这两个概念已经深入人心，当初仅是一小群人的行动，如今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梁从诫不止一次跟友人感叹，“我们祖孙三代都是失败者。”他的内心一直有深深的挫败感。有感于败多胜少，每走一步都困难重重，梁从诫曾把环保比作“一场难以打赢的战争”。尽管如此，他还是屡败屡战。他说：“不能因为赢不了就不打，就像你知道人总是要死的，不能因为这个就不好好活了。”

　　“我们祖孙三代如果说有共同点的话，那就是社会责任感。”一次专访中，梁从诫认真地说：“梁家三代生于斯、长于斯，这块土地养育了我们，我们只能为这个社会、为这块土地、为这个民族，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回报。”

　　这是怎样的回报呀！整个20世纪，梁氏三代始终活跃在中国的社会舞台上。梁启超为挽救危难中的国家而奔走呼号，梁思成为挽救面临消亡的传统建筑而奔走呼号；梁从诫为挽救万物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而奔走呼号。他们的生命似乎只为时代使命而生，只为奔向社会苦难而去，“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这种悲壮与执着，正是以天下为己任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人生证解。论功业，梁家也许是失败者，若论精神与操守，论对于中国的贡献，他们永远活在国人心中，铭刻在史册上，这才是最大的成功！

　　寂寞梁门人去后

　　文｜章立凡

　　2010年11月2日上午，我前往世纪坛医院送别梁从诫先生。越靠近目的地就越难走，交通台的广播说，复兴路一带已实施临时交通管制。此前章诒和曾告诉我，梁家只想办一个小范围的告别。消息在虚拟世界以几何级数传开以后，就带来了现实中的交通拥堵。

　　一个家族的背影

　　到了医院，直奔告别室小院。满院的送别者有秩序地排队静候，寒风中白纸飘荡，密密麻麻的挽联挽幛，绝大多数是“自然之友”等环保NGO及志愿者敬献的，他们要通过这种集体表达方式，向这位中国民间环保事业的开创者致以最后的敬意。

　　我与内子手持菊花走近告别室，梁先生的公子梁鉴很快发现了我们，随后又见到了梁夫人方晶女士和从美国赶来奔丧的小女梁帆，章诒和、蒋彦1永、牟广丰等友人也陆续到达。据广丰说，正在帮梁家寻觅一片林地树葬，以了却梁先生守护大自然的心愿。我提起香山梁启超先生墓园，里面不是还葬有梁氏家族的后人吗？他说墓园已经交公，现在无法安葬族人了。

　　梁先生在去世前好几年，就无法正常思考了。我们和梁先生等几家朋友，每年照例有几次聚会，直到有一回发现他反应迟钝，往后的聚会就无形中停止了。后来知道，他得了阿尔兹海默氏症(老年痴呆症)。

　　从告别室出来，听蒋大夫追述了梁先生辞世的经过，相对唏嘘而别。途中取出仪式上分发的纪念折端详，上有梁先生生平简述、生活照、亲友的送别寄语，以及梁思成夫人林徽因女士在梁从诫出生后写的一首小诗——《你是人间四月天》，新为人母的她深情地对儿子吟唱：“你是爱，是暖，是希望，你是人间四月天。”绿底封面上是梁先生的遗照，一副孩童般的笑靥，用调皮的眸子凝视着我，也回望着人世间。

　　梁先生的逝世，唤醒了人们对一个近代名门的历史记忆：梁启超，梁思成、林徽因，梁思永、梁思庄？?这些在中国知识界大名鼎鼎的人物，到梁从诫这辈已是第三代了。他留下的“三代人都是失败者” 那句话，当下正被热议，且让人永远痛心。而他自己总结这种悲剧的成因，是由于“选择空间越来越小”。

　　消逝的空间

　　梁启超先生是近代伟大的思想家，同时也是政治家和学术大师。他出生于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末期，受过完备的儒家传统教育，在中西文明对撞的历史环境中成长。自从传统的农业文明在强势的工业文明冲击下落败，国人逐渐睁开眼睛看世界。尤其是甲午战败之后，办报、结社、讲学成为社会风气，戊戌政变后虽一度处于低潮，但在国难深重的背景下，改革专制制度、实行宪政逐渐成为朝野共识。

　　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以后，颁布了《结社集会律》和《报律》，后来在舆论的强烈批评下，修改了其中某些限制人民自由的条款。《报律》令国人办报有较为宽松的社会政治环境，注册登记手续极为简单，言论相当自由，举凡时政、制度、法律、政策、腐败、社会黑幕等等，包括圣旨在内，皆可公开批评。《结社集会律》打破有清以来严禁结社集会的罗网，只要不是以武力推翻清政府，一切公开的政党和团体均有合法存在的权利，并取消了对人数的限制。

　　梁启超在上海创办的政闻社，尽管因清廷对康、梁的通缉令而无法登记，但仍可凭借报刊的平台发表大量言论，并与革命派展开论战。民国成立以后，他不像康有为那样敌视民国，坚持保皇复辟，而是组织进步党继续参政，在议会政治中与国民党分庭抗礼。袁世凯称帝时，他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策动蔡锷发动反袁起义，保卫了共和政体。

　　或许正是由于多数时期处于政治反对派的地位，梁启超才能保持逆向思维，并在思想学术领域大放异彩。他深刻认识到“今日世界之竞争，不在国家而在国民”，以“作育新民”为己任，大量介绍西方政治学说，以极富感染力之文笔，发表《少年中国说》、《新民说》、《新大陆游记》等政论、散文，率先批判消极落后的“国民性”，提出政治、宗教、民族、生计的四大自由，提倡“新文明再造”。晚年脱离政治后所撰《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名著，将中国历史置于人类文明史的视野中研判，从观点到方法，开一代学术之先河，对后世影响甚巨。

　　应该看到，当年的立宪派与革命派之争，其终极目标都是宪政，惟方法手段有别。梁启超与革命党人虽政见分歧，但私谊仍在，保持了君子风度。孙中山逝世时，他还亲往吊唁。党派利益的极端化，是后来引入苏俄政治模式之后的事，变成了两党之间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党派政治的一元化意识形态，令从清末到新文化运动所开辟的多元文化空间逐渐缩小。

　　生于1901年的梁思成，属于新文化运动背景下造就的一代学人。百家争鸣的学术气候，涌现出胡适、梁漱溟、钱穆、冯友兰等一批学术大师，梁思成也是其中之一。身为建筑学家，他不像父亲那样在政治和学术两个空间中自由行走，而是在专业领域内，将自己的才华发挥到极致，至少前半生是如此。整个国民党统治时期，即便有“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那样的独裁，有《图书杂志查禁解禁暂行办法》、《战时新闻检查办法》等钳制言论自由的法规，但学者们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内，仍享有较大的学术自由空间，即便是李达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也还是有著书执教的环境。

　　梁思成、林徽因夫妇都不是热衷政治的人，他们在共和国遭遇厄运，纯粹因其学术立场。北平围城期间，他们为未来领袖保护故都古迹的诚意深深打动，和无数善良的爱国知识分子一样，对新时代满怀憧憬，热心地设计了新国家的国徽。江山定鼎之后，意识形态压倒一切，难容异见，即便是专业人士的学术见解，也会作极度政治化的解读。梁氏夫妇在战时尚能保护古都，进入和平年代，却眼睁睁地看着北京城被一步步毁掉，同时被彻底摧毁的，还有自己的学术生命。如果能学习某文化大佬，违背学术良心低头附和，或许能坐享尊荣到老，但梁启超的后人不是这种人。

　　独立思想出大师

　　纪念折上的寄语中说：“梁先生，您在六十岁时放弃学术研究，选择了民间环保之路，无论从个人角度还是从国家角度来说，都可谓从零开始？?。”

　　这句话的另一层意义，就是一个人的生命被白白浪费了几十年。人生最大的不幸，就是在错误的时间出生在错误的空间。1932年生于北京的他，曾就读于北京大学历史系，如果没有各种政治运动以及后来的选择，他应该是我的同行。在有限的生命被浪费之后，他没有继续历史研究，却选择了历史使命，在新一轮改革潮中成为民间环保的先驱。

　　1979年我在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打工时，梁从诫正主持《百科知识》杂志。他是一个对工作要求相当苛刻的人，应该是继承了母亲林徽因的完美主义个性，对他人、对自己、对环境都是如此。他曾不顾情面地批评破坏环境的大小官员，曾骑着老旧自行车去政协开会，曾回收使用别人丢弃的家具和文具？?，有一次他留给我一张名片，还特地说明是用再生纸印的。

　　梁先生是祖父及其自身理念的践行者，从争取结社自由而言，他创立了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个民间环保组织；从争取言论自由而言，他不断推广自己的理念，将中国民间的环保声音变成了政协提案(尽管效用有限)，传达到各种国际性会议和组织。他是用自己六十岁以后的生命行走，浇铸了一本大书。

　　梁门祖孙三代中，都出了“反对派”：梁启超想通过改良拯救中国，梁思成要通过保护北京城拯救中国文化，都失败了。轮到梁从诫，想通过保护中国生态拯救地球。他的抱负比前两辈人都大，只可惜“空间越来越小”。梁从诫辞世之际，中国的生态环境已经到了空前危急的程度，一地烂污中，横陈着无数GDP数字和官员们“不容置疑”的政绩？?

　　望着梁门三代寂寞的背影，感叹大师辈出的时代已成历史。科学发展的原动力，就是对人类有限知识的怀疑与拷问。所谓大师，就是一批有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人，对人类文明进步中的问题发出各种疑问，不断提出科学文化上的新主张、新方案。一个失去了文化上的多元性、不容批评的社会，不会有思考与进取，不会有文明的创造力，更不会产生大师。

　　(2010年11月23日 风雨读书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