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方的视野没有与国力同步拓宽，美方的视野随国力受损而收窄

　　《新世纪》周刊 记者 李增新 特派华盛顿记者 章涛

　　当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1月21日结束对美国事访问和两国最高领导人两年来第八次会面时，两国发表《联合声明》，双方此前一直渲染的各自诉求多有体现。但这样一次高规模的外交盛宴，给中美这个全球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带来哪些成果，回暖能否由表及里？

　　经贸开道

　　1月19日，胡锦涛抵达华盛顿次日。美国首都结束连日阴雨，阳光洒在白宫南草坪上，但寒风依然凛冽。美方为胡锦涛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之后，双方进行了小规模会晤和大范围会晤，并接见了中美双方企业家。

　　在白宫的会晤结束后，中美两国发表《联合声明》，而这成为解读此次中美峰会成果的重要信息。自2009年4月伦敦G20峰会“胡奥会”中首次提出“建设21世纪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该表达一直作为中美外交的统一辞令。到了本次访美，尽管这一表达依旧，但出现“中美致力于共同努力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的提法。而在涉及经济和贸易投资问题时，则表现为“建设全面互利的经济伙伴关系”。外交部副部长崔天凯在媒体吹风会上表示，文字表述有所出入很正常，但两年内的两次《联合声明》核心并未不同，而且这一次应是在前次的基础上再进一步。

　　从声明中不难看出，双方在努力寻找共同利益的切合点，2010年以来不断对两国关系构成冲击的汇率、贸易平衡问题引人眼球，在经贸关系寻求突破自然成为双方破冰的重要一步。

　　在元首会晤前，中国商务部等部门就早已安排两支贸促团队分赴美国东西海岸，争取与美方达成实际成果为元首会晤铺垫。《联合声明》发表前，中方已经为美方带来了近450亿美元的巨额采购合同，包括最终批准的采购价值190亿美元的波音公司飞机合同；中核集团从西屋公司购买金额约500万美元的十台套AP1000核燃料制造设备等。

　　中方意在减轻贸易失衡和汇率压力的努力效果看似不错。《联合声明》称，中国将继续坚持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此提法和中国此前的说法并未发生改变，中方没有作出明显让步。在联合记者会上，奥巴马被美国媒体逼问人民币汇率时表示，汇率只是双方经贸关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应多注意整体经贸交流为美方带来的利益。虽然他也表示人民币汇率确实低估，中美双方需要加强此问题上的沟通，但语调已不强硬。

　　会后，中国商务部长陈德铭也表示，按照中国今年的进口计划，美国作为对华第三大出口国的地位可能提升，预计今年贸易前景不错。目前美国对华年出口额已达1000亿美元，对华出口增速是美向其他国家出口增速的2倍。

　　但集中性的巨额采购并不能长效解决双方贸易失衡的问题，中国意在争取的美国企业家团体也仍未被完全说服。在1月20日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和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为胡锦涛举办的午餐会开始前，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企业家向本刊记者表示，中国这次采购金额尽管巨大，但从体制上解决“公平贸易”问题才有实际意义。

　　他表示，汇率并无媒介所渲染的对贸易具有决定性的效果。他更愿意看到中国政府切实解决市场准入机制、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

　　《联合声明》对上述问题亦有重点提及，中方首次承诺将进行审计以确保各级政府机关使用正版软件，并依法公布审计结果，且中国创新政策与提供政府采购优惠不挂钩，并且中方同意在世贸组织(WTO)政府采购委员会2011年最后一次会议前提交一份强有力的新的修改出价。

　　“中国在产业的发展初期对产业进行保护可以理解，每个国家都有这个阶段，但在一段时间之后，有必要去除这些保护政策。”该企业家不愿透露其所属具体行业，只称在中国有很大的业务，此前本想收购一家中国企业，但被中国政府拒绝，且政府并未给出有说服力的理由。

　　反观中方看重的高技术产品输华、对华开放投资以及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按《联合声明》的提法上述议题中方均有得分。

　　从中国角度，最突出的变化是“美国承诺通过中美商贸联委会以一种合作的方式迅速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这里，“承诺”取代了2010年5月的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S&ED)声明中的“认真考虑”。实际上，中美第二次S&ED中双方已经提出，在未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的前提下，提出“市场导向行业”申请的中国企业，在应诉中可能会得到更加公平的待遇。

　　相对于市场经济地位，对另外两项中方关注的问题，声明并没有给出更明确的说法，只称“中方欢迎中美双方讨论美国正在推进的出口管制体系改革”。中国加入WTO时的美方首席谈判代表巴尔舍夫斯基(Charlane Barshefsky)曾对本刊记者表示，美国高技术出口改革进展预计将十分缓慢。

　　本刊记者采访的多位学者和政界人士都认为，奥巴马应该且也愿意在高技术产品输华上作出让步。在联合记者会上，奥巴马一句“我什么产品都想卖给中国”引起全场哄笑，

　　但短期内此问题不会有明显改善，奥巴马尚需面对国会的压力，且为迎战来年总统大选不能过于对华示好。美国前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卡内基和平基金会副总裁包道格(Douglas Paal)对本刊记者表示，高科技产品出口限制，与其是对国防安全的考虑，不如说显示一国政府为保持技术领先优势的手段。

　　承诺和目标，最终还需要双方共同来做实。崔天凯在吹风会上对本刊记者表示，“以前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现在这次感觉声音接近了，但人来没有还得看看。”他称欢迎这次在以上问题上所取得的进展，但“既有所满意，但还没完全满意。”

　　触底易、反弹慢

　　与看似冲突激烈的经贸关系相比，中美关系中最棘手的部分还在于军事和外交。而双方均希望借此次国事访问改善自2010年以来出现的裂痕。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中国中心主任李侃如表示，不信任主要来自美国搞不清楚中国崛起的意图，是否会对美国构成威胁，是否要赶走美国；而中国则容易视美国的“重回亚洲”意在遏制中国。

　　本次访问中，双方释放了积极信号。在《联合声明》中，美方重申，美方欢迎一个强大、繁荣、成功、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的中国。中方表示，欢迎美国作为一个亚太国家为本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做出努力。

　　南中国海的利益问题在去年高调提出后，中美双方在亚太地区的争夺事态骤然引起关注。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沈丁立向本刊记者指出，中美各有关注点：中国关注的是主权、领土、政权稳定，以及台湾问题、亚太安全问题等“地区利益”；而美国所关注的则是如何维持世界范围的领导地位，对核武器、核扩散问题的关注，在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力量等“全球利益”。而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王缉思也曾表示，美国对全球治理的关注，而中国对主权的坚持，是双边关系的症结所在。

　　正是这一矛盾，造成了中美关系起起伏伏成为常态。此次联合声明无疑是对双方关系的一个阶段性确认：美国欢迎中国在现有国际秩序的轨道上发展壮大，但不能对国际稳定和安全造成破坏，而中国也表示希望和美国共同维持亚太地区安全。

　　“不搞军备竞赛，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胡锦涛在1月20日的午餐会上表示，他强调亚太地区是中美两国利益交汇最多的地区，在这一地区的合作对整个亚太地区都非常重要。

　　但尽管此次峰会对今后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定下基调，但在执行层面上情况并不乐观。在联合发布会上，奥巴马将涉台、涉藏问题一一提及，特别在对台关系上表示将继续按《对台关系法》行事，引起台湾媒体一阵雀跃。

　　而崔天凯则在会后吹风会上专门强调，台湾问题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尽管《联合声明》中没有用“核心利益”一词，但内容本身仍然有相应体现。

　　除此之外，美方关注的汇率问题在这次峰会上并未得到真正解决，而美国从今年10月就将启动的总统大选，美国传统基金会研究院史剑道(Derek Scissors)认为，若在今年两国关系的缓和期不解决具体问题，届时矛盾将会被急剧放大，严重破坏中美未来的关系。

　　互视对方

　　即使预计还会出现波折，但中期看，中美关系的长期主旋律仍是合作，专家表示。即使经历过撞机和大使馆误炸事件，中美都仍能处理好危机外交。

　　不过，与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不同的是，与以往不同的是，中国如今有望变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胡锦涛2006年访美时相比，GDP总量近乎翻倍，并且仍在以双位数的高增长追赶。

　　这时，中国越来越多成为主动行动者，而美国随之调整对华策略。于是，胡锦涛访美期间，从21响礼炮到仅有六位客人的奥巴马私宴，再到规模宏大的国宴，奥巴马通过礼遇显示对中国平等伙伴的善意。奥巴马在回答记者问题时称他“绝对相信中国和平崛起对世界和美国都是好事。”但自奥巴马以降官员，无不时时传递一种信号：美国怎么做，最终取决于中国。

　　比如，在最棘手的军事领域，卡内基的包道格提出，中美在台湾问题上存在一个恶性循环：大陆增加对台武器部署，迫使台湾地区感到威胁，寻求美国帮助；美国受法律规定必须出售武器，大陆又不得不高调谴责美国。改变这一循环的出发点还在于中国政府的决策。

　　在经济领域，美国财长盖特纳则在此前表示，结果取决于中方所作出的努力，而他关注的则是中方减小政府在经济中所起作用、改变针对美国企业歧视性政策、去除针对国内企业和技术补贴以及偏向，以及使汇率机制更加灵活。

　　1月14日，盖特纳在白宫接受美国媒体就人民币汇率问题轮番“轰炸”时，还算过一笔账：自去年6月重启人民币汇率改革机制以来，人民币名义汇率升值3.6%，全年可粗略算做7%，外加通胀，一年实际汇率升值10%，速度还是较快的。这一说法正与中国人民银行代表团在此前参加IMF年会时的基调一致。但盖特纳又说，“究竟选择名义汇率升值还是通胀，选择在中国政府。”

　　中美有对全球责任和国家主权的不同理解，但他们一起处理问题的能力，已经成为影响美国、中国和世界人民利益的决定因素，美国进步研究中心(CAP)研究员哈奇格恩(Nina Hachigian)指出。

　　中国的体量使这些国内政策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其自身，在国际经济、气候变化、亚洲安全、网络安全、航空、疫情防治和许多领域，中国也已变成“系统性重要”成员。然而，中国的“思想”还没能及时跟上从落后国家到区域领袖到全球领袖的飞速变化，其主要面向国内的关注点，对主权的理解仍旧相对狭隘，一旦需要在国际事务中扮演重要角色，“很不适应”。

　　因此，美国就必须提供更多动力，使中国认同并同美国一起发挥领导力，增大合作动力。而这要求美国维护自己领导建立起来的全球经济制度，不首先破坏已有规则；其次，要推动国际机构改革；再者，要在国际安全事务中充分听取和理解中国的担忧。

　　本刊记者陈沁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