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部委吃午饭

　　解决老年人的午饭就餐问题，不能靠政府的行政手段和资源，

　　看起来也不能完全指望市场化行为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葛江涛 | 北京报道

　　74岁的老宋吃完米饭和半份滑溜里脊后，又端起餐盘，把汤一口一口喝干净。81岁的老伴老张动作稍慢，五六分钟后，他也将饭菜打扫一空。

　　吃完中饭，老两口又要了一份烧茄子，打算带回家作晚餐。这一餐加一菜还不到15元。坐在国家广电总局的食堂里，老宋说，中央国家机关的饭还真是价廉物美。

　　不过，这老两口并非国家广电总局的退休职工，只是普通退休教师。他们与这个国家部委的唯一关系，就是身处同一社区：北京市西城区月坛街道白云观社区。老宋说，虽然是邻居，过去国家部委的大院却是进不来的。

　　过去“深宅大院”的中央国家机关这次解决的也是一个国家大事——  在中国老龄化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如何让老年人吃到午饭、吃好午饭，已成社会问题。

　　“十二五”期间中国将推动社会力量参与养老服务事业发展。月坛街道办事处社区服务中心主任于锐说，他们正努力让越来越多的老人能去部委食堂吃午饭。

　　吃午饭的两难

　　这天中午，国家广电总局食堂专门为前来就餐的附近老人提供的菜单上，除了滑溜里脊和烧茄子，还有梅菜扣肉、炖银鳕鱼、宫保鸡丁和鸡汁大白菜。加上一份米饭，菜价从9元到16元8角不等。从周一到周五每天都有六种菜品，一周下来基本没有重样。夏天有绿豆汤、冬天有棒子面粥。

　　不过，一年多前，老宋老张夫妇却经常用面包和剩饭来解决午饭问题。儿女与他们并不同住，老张年纪大，老宋的手指关节也有问题，都已不能下厨，只好在外面的餐馆吃饭。勤俭了一辈子，到晚年不得不“奢侈”起来，他们总是忍不住想对付。

　　其实对于月坛街道的大多数老人来说，“下馆子”曾是解决午饭的唯一选择，不仅贵，而且还很油腻。

　　国家广电总局的饭菜起初也有些油腻。在老人们向食堂负责人提出意见后，第二天就清淡了许多。

　　于锐告诉本刊记者，找到这样一家令老人满意的食堂用了一年多时间。

　　2007年，月坛街道对区域内群众进行的问卷调查显示，吃饭难已经成为老人及其亲属最关注的问题之一。沿用政府习惯的模式，月坛街道决定出资设立老年餐厅。这个在社区中的老年餐厅每天能有30到50位老人就餐。限于财力和能力，它无法为附近老人送餐，后来慢慢转移给社区里的敬老院运营，仍没有达到理想效果。

　　于是，月坛街道又召集区域内的中型以上餐饮企业，动员他们开办老年餐桌，或者进社区给老年人送餐，但价格一定要优惠。结果没有一家企业响应。

　　到这年年底，终于引进了一家专业送餐单位。但实际运行后发现，这家公司提供给老人的不是接受评估时候的菜品，还在社区为他们提供的经营场所里卖酒。很快，老人们就跑到街道办事处告状。纯粹市场化的午饭尝试也不成功。

　　于锐总结说，解决老人的午饭问题，不能靠政府的行政手段和资源，看起来也不能完全指望市场化行为。不过街道所做的调研报告里还是提到了机关食堂，认为那里卫生可靠。更重要的是，因为其特殊背景，有望承担一部分公益性的养老供餐业务。“但是当时敢想不敢做。机关食堂啊，不赚钱，凭什么让人家去做这个业务呢？！”于锐说。

　　“开门”带来的“麻烦”

　　月坛社区内有27158名老人，占户籍人口的22.3%，老龄化状况相当典型。同时，它也是中央国家机关最为集中的街道之一。有包括国家发改委、广电总局在内的24个部级、副部级单位。

　　2009年春天，月坛街道的负责人听说，国家广电总局要关闭旧机关食堂，于是前去联系。

　　对于此事，国家广电总局办公厅副主任，机关服务局党委书记、局长刘成斌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用“一拍即合”来形容与月坛街道的这次合作，“为了解决部分离退休老同志的就餐问题，我们了解到月坛街道的意愿后，充分考虑到驻区单位应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决定把改造后的旧食堂继续为老同志服务。作为月坛地区居家养老示范点，将就餐资源向周边地区的老人开放。”

　　据刘成斌介绍，当时国家广电总局的新食堂建成，原计划将旧食堂关闭。月坛街道、西城区民政局等部门找到他，建议将该食堂作为居家养老供餐服务点。“广电系统的一些退休老同志也有这种需求。”

　　不过他说，对这件事单位内部也有不同意见，有些人认为如果将旧食堂改成办公室，可以缓解办公用房紧张的问题。

　　在国家广电总局主管领导的支持下，旧食堂从2009年6月开始为附近的老年人提供餐饮服务，并为行动不便的老人提供送餐服务。

　　让附近的老人来机关食堂吃午饭，并非一个简单的机关大院“开门”问题，“开门”后随之而来的还有各种“麻烦”。

　　有一次下雨，一名60多岁的老太太到食堂就餐时在台阶上滑倒骨折，食堂还赔付了1900多元医疗费用。

　　而对月坛来讲，期望已久的公益食堂虽然设立了起来，也面临一大堆实际问题。

　　比如，街道配备了送餐人员，骑着电动车送餐，结果遇到交通事故。月坛街道于是投入12万元为这些送餐人员和就餐老人购买了保险，还将电动车换成了面包车。

　　截至2010年9月，国家广电总局的这个老年人食堂已为附近社区的老年人办理了1200多张就餐卡，日均为400多位老人提供就餐服务，送餐范围覆盖21个社区。

　　刘成斌认为，为老人服务是整个社会的责任，解决老人的午饭问题更大程度上是一种公益事业，“不过这种共建能走多远，维持多久，还是值得相关部门研究的。”

　　他举例说，这部分经济“损失”就不是所有机关单位能够承担的，“如果我们把这个房屋出租，每年租金就有140多万。”刘成斌说，老年人食堂虽然已步入正轨，但勉强能维持收支平衡，人工费等缺口部分则由国家广电总局自行解决。

　　国家广电总局还开放了原来的职工浴室为附近老年人和“洗澡难”的居民服务。这个本来因为解决驻地武警部队洗澡问题才保留下来的浴室，目前连收支持平都做不到。

　　如何“名正言顺”

　　有一次，七八个国家部委的机关服务局局长一起开会，说起国家广电总局开放食堂的问题，“有钱的单位可以这样，但没钱的单位就没办法了。”刘成斌说。

　　他觉得，虽然让老年人吃午饭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但如何让这笔开支“名正言顺”还需要有关部门的支持。

　　而对于月坛街道来说，需要让社会上都知道这是一个“名正言顺”的责任。

　　除了开放食堂，在月坛街道的协调下，区域内的十余个国家部委退休干部活动中心进行了“联网”。过去一些老干部们只能到自己单位的活动中心里打牌聊天，现在则可以就近活动。

　　另一个和吃午饭类似的问题是上厕所。月坛街道的想法是，只要在他们辖区内，都要让老人在5分钟内找到开放的厕所。

　　月坛街道自己出资建立了很多公厕，但最终彻底解决问题的，还是区域内大多数单位的“加盟”。

　　这个街道的负责人觉得，社会力量参与养老服务事业，其实就是建立一个涵盖全社会的“无围墙敬老院”。

　　其实和大多数街道一样，月坛街道也曾认为养老问题政府可以“搞定”。

　　2005年时，月坛街道曾专门建立过一个社区养老院，其资金来源是北京市福利彩票收入，当时全国都出现过这种“星光老年人之家”。

　　然而，最少的时候养老院里只有一位老人。“对于年纪大但有自理能力的老人来说，去养老院太‘夸张’了。对于那些没有自理能力的老人来讲，这里的服务又不够专业，不敢接。”西城区工商联主席王毓明还曾为其捐过一笔巨款。为解决无专业管理人员的窘况，他干脆应街道之邀出任院长进行运营，效果仍不理想。

　　到2006年，月坛街道办事处提出由政府购买专业养老护理服务，并从天津引入专业经营机构。现在这个养老院的床位不仅已经由原来的不到20个扩大到50个床位，而且在床位“全满”的情况下，现在还有几十个半自理和不能自理的老年人在排队。

　　养老孰轻孰重

　　在月坛街道的几位负责人看来，解决目前养老问题的核心还是“重视”和“正视”的问题。虽然国家早已提出中国已经进入老龄社会，但社会上对于老年人的看法还有待改善。

　　有一年“十一”长假，月坛街道连续有多位老年人坠楼自杀，甚至有一位著名数学家的家属刻意掩盖这一情况，“这说明，他们还不愿意正视这个事情。”月坛街道的负责人说，从那以后，他们投入了更多精力对老年人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查，这才有了后来午饭、上厕所等一系列问题的解决。

　　“让老年人觉得自己有用，别让他们觉得被社会和生活抛弃。这是养老问题的关键。”月坛街道负责人说。

　　在这个街道辖区内，退休司长、局长乃至部长都不在少数。

　　在北京拥有20多家社区报的北京社源传媒广告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将健回忆说，月坛街道是唯一主动找到他们做社区报的街道办事处，“他们的要求之一，就是想解决老年人的心理慰藉和精神传承问题。”于是，这张社区报成了老同志们回忆往事、讲述现在生活的平台。2009年，还专门结集出版了一本建国60年题材的回忆录。

　　李将健说，从这之后，许多街道也意识到了社区报为老年人服务的功能，“因为老年人现在是北京各街道的普遍问题。”■

　　六十而立与“四无”困境

　　在物质因素得到一定满足后，目前中国的老人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精神因素

　　文/李红兵

　　中国人有句古话，三十而立。不过在中国进入老龄社会以后，随着人均寿命的不断提高，一个“六十而立”的命题已经提了出来。因为对于今天中国的老年人而言，60岁并非意味着进入生命的黄昏，而是他们具有丰富人生经验基础上“二次创业”的新起点。

　　中国社会已摆脱了30年前物质生活匮乏的窘境。老年人虽然仍具有越来越高的物质需求，但与过去不同的是，这种需求更多是为了弥补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

　　具体而言，老龄工作已经从过去的养老保障、医疗保健等基本需求上升到了心理健康、老年文化等需求上。虽然这类需求受客观条件、传统观念等限制，但已经明显地开始释放出来，

　　需要改变的一个基本认识是：人到老年，其思想和认知并非完全停顿下来。老年期仍然是老年人的成长期和发展期，他们不希望变老，希望成长。而老年人的发展包括健康的发展、认识的发展、角色的发展、价值的发展，这些都是文化层面的要求。

　　所以，从60岁开始老年人对于生活以及社会的很多诉求并未开始衰减，而是完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必须承认，老年人仍在发展，仍需发展，仍需影响周边乃至社会，也能被周边和社会而影响。

　　只有正视这个问题，才可能采取相应措施解决当前面临的养老问题。

　　有得有失的老年期

　　有基层老龄工作经验的人都知道，目前在老年人中普遍存在着严重的“四无”情况：无组织、无纪律、无追求、无信仰。比如许多一生规矩的老人过街时不愿意走人行横道。他们抱有的心理一是“我是老年人我怕谁”，再有就是故意放纵自己。

　　无论哪种心理，都集中反映了存在于老年人特殊的心理状态：内心孤寂、情感无所寄托、无依无靠的孤独等等。它反映了老年期的挑战与悲哀。这是一个需要不断面临人生丧失的过程，它包括6个方面：健康丧失、角色丧失、收入丧失、亲人丧失、理想丧失、情爱丧失。

　　比如亲人丧失，因为过去由家长抚养子女。子女成年后另外组建家庭。已经上了年纪的家长在空间和心理距离上都远离了子女。

　　在目前这样一个物质生活不断得到提升的时代，养老就存在物质、精神两种因素。满足养老的物质因素包括社会保障、社会福利、社会服务，其供给底线的负责主体是政府。满足养老的精神因素则需要体现老有所养的基本性、基础性、有限性的内涵。

　　但是，在物质因素得到一定满足后，目前中国的老人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精神因素，它也是造成“四无”的主要原因。

　　丧失亲人以及家庭生活的缺憾是六十而立后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现代中国的家庭正在小型化，这就意味着子女和年老的父母亲各自居住的概率在增加。空巢家庭数量越来越多。现在的老年人大约在55岁之后会普遍进入空巢时期。按照人均期望寿命80岁计算，老年人会有一个20至25年的空巢期。

　　家庭生活的丧失是目前养老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传统社会中，老年人的日常生活服务由家庭承担。而在工业化社会中，主要劳动力大多外出工作，老年人无法在家庭中得到有效的护理和服务。

　　但是，这种生活技能的衰减并不代表着老年人整体能力的丧失。一位60岁的老年人，他经过数十年的社会生活与工作，在其精神世界已经具有丰富的积累，这恰恰不受身体衰老的制约。这也是老年人六十而立的基础和前提。

　　在失去家庭生活的同时，老年人也在丧失社会生活。

　　人需要生活在某一个组织中，成为某一“圈子”里的人。现代人将退休前的大部分时间构建工作圈子，几乎没有生活圈子。当人们从工作岗位退下以后，失去了工作圈子，也没了其他圈子，失去了友情，就没了社会生活。所以，老年人多是“宅男”、“宅女”。

　　解决老年人的社会生活问题，需要重新建立起圈子，让他们找到组织，找回社会生活。

　　至于精神生活，它却是老年人唯一保持原有水平甚至还有所提高的能力。由于身体状况的下行，“体力活”相对于“脑力活”渐行渐远，后者所包括的经验、阅历却弥久珍贵，从精神经验的传承发展到对其所处时代的文化的挖掘和弘扬都体现在精神文化上的价值。

　　给老人创造“圈子”

　　不得不承认，一直以来人们对老年人的印象多是负面的：体弱多病、行动不便、头脑迟钝等等，这种情绪不仅令家庭和社会觉得他们已经成为负担，也深刻地影响着老年人对于自己的看法。

　　但是，如果我们回顾国内外的寓言故事和启蒙故事就可以发现，智者大多以老年人的形象出现。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他们仍然可以参与社会活动，只不过这种参与已经集中在为社会贡献自己的经历与经验。

　　因此，养老不仅是社会直接给与老人什么，还有通过给老人创造机会，让他们这个年龄所独有的精神宝藏能被挖掘、被运用、被传播。助人自助、老有所用，体现在不仅“给他”，而且“他给”是最大的满足。

　　显然，文化是解决精神生活需求的有效办法。同时，围绕文化所进行的活动也可令老年人重新获得社会生活。近年来，文化养老已经成为各地基层政府养老服务工作的一个趋势。也许不同地方使用的名称各异，但其精髓大致相同。

　　文化养老以满足精神需求为基础，涉及养老主体层面、组织层面、管理层面、社会建设层面，具有广泛性、群体性、自愿性、互动性、共享性。从实践来看，政府不可包揽，也不必包揽，也包揽不了。

　　文化养老做为动词的文化，可以理解为：用文化养老，慰藉精神；从养老的价值观层面改变养老模式；从习惯的调整、改变和科学养成上切入养老；将这一群体所形成的思想、精神、代表人物挖掘出来，传播并传承下去。

　　文化养老也是以什么样的观念、什么样的伦理、什么样的习俗、什么样的样式、什么样的制度、什么样的活动来养老的问题。谁是养老主体、依靠谁养老、能惠及多少老年人的问题。

　　其实，老年人仍有无限的潜能，不仅体现在知识的获取、能力的增长，也体现在智慧和品位的提升，更体现在心态的升华。

　　他们似小孩、属于弱势群体，但依然拥有作出决定的权利和尊严；当然，也同时依然因为仍是社会中受尊敬的一员，而遵守和维护社会的秩序、规则和法律的尊严。

　　以文化活动为中心，为老年人制造“圈子”，这在不同的地方可能有不同的表现。

　　以北京市西城区月坛街道为例，这里是国家部委最为集中的地方，于是街道工委和办事处建议发起并成立地区中央单位离退休老干部联合会。建议共同推动部委老同志服务圈，将在北京地区内的各部委老干部活动站、所逐渐统筹形成资源整合。建议逐渐推出在不同种类、社团、社会组织的协会、联谊平台，推动中央单位老干部工作的交流。建议地区街道与驻区中央单位老干部管理部门形成常态的联合互动机制。

　　更为重要的是在组织上，不断推动老同志组织化，让他们因为兴趣、爱好、利益等原因形成各种丰富多彩、因人而宜的组织。老干部工作者则积极推动培育更多老龄组织的发育和发展，通过为老龄组织的服务，以组织服务更多老人。

　　当然，对于月坛街道内离退休老干部较多的情况，还要引导淡化原职级等工作圈子的痕迹，重塑新的社会人际关系。

　　在六十而立的背景下，需要承认这样的情况：虽然老年人比例不断增大，老年人在社会建设中的权重也在增大。他们在社会建设中既是工作中的重点群体，也应该是可以依靠的重要力量。■

　　(作者为北京市月坛街道党工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