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以新模式参与国际竞争
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
高端回应
国家的远见部长系列访谈
以新模式参与国际竞争
对话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
之所以下这么大的决心来改革，是因为我们长期形成的思想观念一涉及意识领域就非常敏感，一涉及到文化就非常神秘，总是解放不出来
文/《财经国家周刊》记者 璩静
岁初年末，寒风袭人，在位于北京宣武门外大街的新闻出版总署办公楼里，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接受了记者专访。
“这五年，我国新闻出版领域可以说发生了大改革、大发展、实现了大变化、大跨越。”柳斌杰说。一个多小时的采访中，柳斌杰如数家珍，回顾了新闻出版业取得的斐然成绩，更描绘了新闻出版作为产业所蕴含的光明前景。
四年前，柳斌杰开始掌舵新闻出版总署。很快，这位当过工人，下过矿井，办过企业的专家型官员，即以勇于改革、勇于探索的形象享誉新闻出版界。他的鲜明的市场意识更是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没有市场谈何阵地？”这句柳斌杰最喜挂在嘴边的话，将市场与社会效益的关系梳理得分外清晰。
深化改革成为近年新闻出版业响亮的主旋律。其中，分清公益性与经营性的不同属性，将经营性新闻出版单位从事业单位改为企业，成为新闻出版单位走向市场的关键一步，亦被视为加入国际文化竞争的必由之路。
站在“十二五”的起点，回望过去，柳斌杰深感欣慰：国有经营性文化单位转企改制已经取得实质性成果，出版、发行领域转企改制率先完成。目前，148家中央各部门各单位出版社的转企改制也于去2010年底前全面完成改革任务。地方和高校出版单位已完成转企改制，除个别地区外，发行单位转制也基本完成。截至2010年12月31日，148家中央各部门各单位出版社已核销所有事业编制共18000多名，其中106家出版社已规范完成转企改制。
以产业视角衡量，改革成就更是斐然。2010年，新闻出版业总产出预计达到1万3千亿元，中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出版大国。
改变文化生产的模式
《财经国家周刊》：从2009年中央各部门各单位出版社体制改革工作启动开始到2010年12月30日，中央各部门各单位出版社已经全部完成转企改制，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他们都从事业单位变成企业了？
柳斌杰：出版单位的转企改制是文化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中央一直把出版单位的转企改制工作作为文化体制改革的突破口。从2003年开始试点，选了35家单位进行试点。在2006年全面推开，要把重点放在出版单位的转企改制上，特别是中央专门成立了出版单位转企改制领导小组，可见这个工作在文化体制改革中间是一个中心环节。
“十一五”时期，新闻出版体制改革是最大的亮点，始终走在文化体制改革前列，制约发展的体制性障碍进一步消除，极大地激发了文化创造力。经营性图书、音像出版单位基本完成转企改制，1251家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转制或登记为企业法人，10多万家印刷复制单位、3000多家国有新华书店完成转制，100多家新闻出版企业集团成功组建。投融资体制改革取得重大突破，45家新闻出版企业成功上市，总市值达到5700亿元。从2009开始，在2010年全部完成了中央各部门各单位所属的148家出版社的转企改制。这项事业单位改革涉及到的人员有几万人，涉及到的社保投入的经费达20亿多，是非常巨大的艰巨的工程，但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财经国家周刊》：为什么我们需要下那么大力气、必须做这样的改变呢？
柳斌杰：这就是要改变我们文化生产的模式。由于过去阶级斗争的传统观念，把文化领域、新闻出版领域只当做阶级斗争的工具。没有考虑它作为本身行业的生产、发展的规律。第二，是由于过去是计划经济，这些单位由国家完全养起来，没有形成一种内在的活力，竞争机制不适应当前市场经济的需要。第三，创新能力不够。由于这种思想观念和计划经济的模式，它没有进入市场竞争，所以它没有创新、创造的思想来指导它的工作，按部就班，年复一年。这样的局面不改变，就跟当前的市场机制游离了。别的门类都是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则，参与市场竞争，在竞争中发展，而我们这个行业游离了市场经济。
另外，现在人民群众接受的信息，阅读的知识门类广泛。可以说是分众化、对象化、个性化，需要我们出版单位提供适合各个门类，各种人群、各种文化程度、各种职业、各种文艺欣赏水平的文化，文化由政府计划的模式全部都落后了。
更重要的一点，是国际出版市场是一个以跨国出版公司为主导的、开放的、竞争的市场。而我们这种体制、这种方式不能参与国际竞争，使中国文化的影响力出不来。我们在世界的话语权没有主导，所以我们文化生产力解放不出来，人的创造能量发挥不出来。所以必须要改造我们的体制机制，确立一种新的模式来参与国际竞争。
《财经国家周刊》：关于文化出版单位的转企改制，你曾经说过不仅要换汤而且要换药，还要把药罐子都砸碎了。您这样说是想传达什么呢？
柳斌杰：就是说文化体制改革必须是彻底的、可核查的、不可逆的、坚定不移地按照市场化的方向发展。因为它生产的是一种产品，所有的产品都要符合市场经济的规律，才能生产得好，才能生产得多。如果我们违背了它的规律，过分强调它的特殊性而否定了一般的规律性，它是不能持续的，也不能持久的。我们之所以下这么大的决心来改革它，我们长期形成的思想观念一涉及意识领域就非常敏感，一涉及到文化就非常神秘，总是解放不出来，这个观念变不了。
通过五年改革，400多万人砸掉了铁饭碗，走向了市场，在竞争中发展，这就是巨大的变化。我举一些例子，你就会更加理解这个问题。“十一五”期间，图书品种增加到了135.8万左右，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1949年以前，我们中国从先秦到民国一共生产了110万种书。我们这五年，平均每个人达到了26种书。这个生产能力不是改革是做不到的，过去一个出版社出上百种书都出不来，现在四五百，上千种都能出来。图书品种增加，图书的发行量也大增。“十一五”期间，我国日报总发行量居世界第一位，世界日报发行量百强中我国内地占了25席；我国图书出版品种和总印数居世界第一位，五年累计发行2000万册以上的10种图书中，我国就占3种；我国电子出版物总量居世界第二位，印刷业年产值居世界第三位。这些重要的门类在国际上都居于前位，应该说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出版大国。
讲好我们自己的故事
《财经国家周刊》：您多次提出“传播力决定影响力，传播力就是竞争力，要继续深化新闻出版体制改革，加快新闻出版产业发展，以改革为动力全面提升我国的传播力”。过去五年，我国文化传播力有哪些变化？
柳斌杰：我国文化的传播能力发生了深刻变化。主流报纸、期刊、广播电视等借助现代化媒体和数字传播手段，通过技术升级，改造和实施一系列工程，进一步稳固了主流媒体的地位，加强新闻信息的传播能力。各种传播载体共同发展，构建一个巨大的发布平台，节点多、覆盖面广，时效性、传播质量和影响力都是空前的。这里，技术变化是重要因素。传统媒体适应数字化、现代化，与时俱进是另一个重要因素。之前，互联网是个人、公司办的，因此我们发愁，传统媒体如何适应网络。然而，我们的传统媒体，每几年局面就有大改变。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日报等央媒的国际影响力比过去大大增强，覆盖面广了，在世界很多地方都设了传播中心、记者站和发布点，记者更是遍布全球各地；图书期刊已经进入193个国家公共图书馆；报纸的发行范围已扩大到了八九十个国家，发行量也在不断上升；同时，广播、电视的多语种覆盖也越来越广。
在出版方面，我们的国际地位也得到很大提升。举个例子，我们每年参加40多个国际书展，过去仅是租几个展位，只有几个重点区域受人关注；现在，中国展位已然成为国际书展的一个中心，外国参展商常常团团围着中国参展商，我们办的大型活动也已成为国际上最有影响力的之一。现在好多书也能进入国际市场甚至进入排行榜前几名。法兰克福书展、希腊书展等中国都是主宾国。为什么？因为中国的影响大了，中国的发展创造了奇迹，吸引世界上越来越多人对中国文化、中国传媒感兴趣。
一句话，通过传统转型，在流通流域的努力，再加上新传播手段的使用，我国文化的整体传播能力大大增强。
《财经国家周刊》：在提升我国的文化传播力方面，还存在哪些问题，需要如何改进？
柳斌杰：虽然我国新闻出版业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在不断上升，但就目前而言，我国新闻出版业的国际话语主导权还有待进一步提高。我们很少能提出关注人类文明的问题，也很少能提出全世界关心的、能变成世界议论中心的问题。要改善这种现状，就需要“创新”。我认为，创新不足是出版业整体的文化国际影响力弱的一个主要原因。
如果我们缺乏时代感的创新精神，就推不出能够代表我们这个时代的好新闻、好图书、好艺术作品。我们的故事没讲好，拿不出好东西来，只能大量引进外国的书，也就不可能掌握国际话语主导权。
这五年，提高原始创新能力始终是新闻出版工作的最主要内容之一。创新包括内容创新、形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技术创新、传播手段创新，等等。我相信，凭借我们现在的基础，再加上内容方面的创新，我们能够抓住时代精神的本质，提出全世界关注的中心问题，推出引人注目的新闻出版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