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说：一旦土地要进入市场流转，模糊的产权就容易带来纠纷，更有可能为一些侵害农民权益的行为提供方便。因此，成都市把“确权”作为土地流转的前提和基础。2008年5月，瓦窑村完成了确权颁证，确认了每个农户的土地 房屋面积，并且予以长期固化，办理全套产权证明，确权之后土地“生不增 死不减”不再调整，以后不论征用还是流转，遵循“占谁补谁”的原则，收益不再集体平分，而是归农户本人。

　　在确权基础上，瓦窑村的农民还作出了一个大胆突破。2009年5月，瓦窑村一组的农户们以按手印的方式决议将土地承包经营权期限，由以前规定的30年改为“长久不变”，他们的尝试得到了官方的支持，瓦窑村获准率先实验土地“长久不变”，这份按满手印的《决议》如今被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收藏，30年前开启包产到户的安徽小岗村的手印协议也收藏在同一家博物馆。

　　记者：确权，你觉得确下来的是什么？

　　牟江：给我们感觉土地使用权就是我们的了，以前仅仅是一个可耕种的一片土地，现在变成我的资产了，应该这样说，应该是我的资产了，和我的汽车、和我的房子都一样了。

　　解说：“确权”不仅意味着农民的财产权得到了明确，也意味着把财产的处置权还给每个农户，农民有权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多种形式进行土地流转，村集体不能再像过去一样代农户作主，企业最终没有租到牟江和其它56户的土地，牟江说，现在他们自己经营得还不错。

　　瓦窑村一组的土地租金分配方案公示后，获得了村民认可。确权后每家的土地权属很清晰，出租价格也是农民选派代表直接和企业谈的，每亩田租金按一千斤大米的市场价计算，因此没有原则上的争议，今天 “议事员”们开始计算每家应得的钱，不时有村民过来旁观，自己对对账。

　　记者：为什么要用一千斤大米这样一个不是固定的价格来算这个地价？

　　唐文隆：老百姓不吃亏，我们这是随行就市，你今年一块五，一千斤大米就一千五百块钱，万一以后这个粮食价涨了，就是三块钱一斤，一千斤大米三千块钱。

　　记者：是谁想出来的主意？

　　唐文隆：也是大家想出来的，就是一千斤大米大家还是合适。

　　解说：当农民的资产能产生更高价值的时候，更需要新的机制，保障农民的话语权、自主权，瓦窑村的“议事会”正是在确权过程中民间自发产生的。2008年，确权工作刚启动时一度矛盾重重，无法推进，几十年来农村的土地、房屋经历了无数变动，权属混乱，难以理清，最后农民自己想出了办法，推举出一些他们心中有威望、信得过的代表入户调查、实地测量、调解纠纷，最终解决了确权难题。唐文隆是瓦窑村最年长的议事员，从当初的确权到后来土地流转时和企业谈判，他都是参与者之一。

　　记者：你们跟他们谈判的时候，你们的力量是不是势均力敌的？你们能不能跟他们谈？

　　唐文隆：能啊，咋不能呢？我们农民是说农民的利益，他们是说他们的利益，但我们要互相来勾兑。记者：谈判的时候都得讲，我有什么我才跟你谈判。

　　唐文隆：是。

　　记者：你们农民的议事会，跟他们谈你们农民手里有什么呢？

　　唐文隆：我们有什么，我们手里面就是有土地，你要来流转我们的，所以说我们就有权利跟他们谈，他们离不开我们。

　　解说：锦绣城是一个乡村度假园区，6年前就在瓦窑村投资，当时它通过和政府谈判征用了30亩建设用地，租用了400亩耕地，瓦窑村实施产权“长久不变”之后，锦绣城提出再租用1000亩耕地。

　　黄明良：我们跟有稳定的所有权的人，在租用这个东西，我们心里面就踏实了。当时他还没确权之前，我们跟他租用，来年不是他的了或者政府收掉了，我们也不踏实，这么个情况。

　　解说：6年前，用地问题是和政府谈，这一次，谈判对手变成了农民。

　　记者：您以前遇到过和农民谈判的这些事吗？

　　黄明良：那个很少了，跟政府谈就可以了。

　　记者：这两种模式最大的不同到底在哪儿？

　　黄明良：老百姓的事情政府来办是好事也是坏事。

　　记者：为什么？好在哪儿？坏在哪儿？

　　黄明良：老百姓就认为政府在谈，好像作为企业来讲是不是跟政府之间有什么好像是隐瞒老百姓。

　　记者：猫腻。

　　黄明良：对。政府跟企业谈的价格再高，老百姓他也不认可，如果是老百姓来谈的话，他的价格高低他自己说了算，哪怕就是低了他心安理得。

　　记者：你们在跟政府谈的时候，你们有没有感觉放不开谈的地方？

　　黄明良：不像跟老百姓谈得那么透彻，那我们反而是这样的，跟政府谈反而放得开，我们跟老百姓谈反而放不开。

　　记者：为什么呢？

　　黄明良：我们跟政府可以提任何条件，它注意招商引资也好，注重企业来这里也好，政府知道企业管理和经营这个土地很不容易，但是老百姓他不管你，就是要实惠，实实在在我今年收益多少，明年收益多少。

　　记者：这也恰恰是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

　　黄明良：对，恰恰是符合市场经济了，他就把复杂问题简单化了。

　　记者：那作为企业，你更愿意跟哪个谈？

　　黄明良：到今天来看的话，跟老百姓谈是对的，他谈完以后一笔事情就完了，也没有老百姓来找企业的麻烦了，因为老百姓心甘情愿做的事情，他心安理得。

　　解说：当集中居住和土地流转是在确权的基础上，在农民自愿的前提下来进行可能发生的矛盾自然减少了，不过，唐朝阳告诉我们村里有件事儿，一直让他觉得两难。

　　唐朝阳：在玫瑰天堂流转的这个范围之内其中有几户人，其他的农户在08年，已经全部拆迁完了而他们这几户，仍然在这个地方居住，他有他的想法，当然公司就说他觉得经营起来它要受影响，可能要跟我们的农户做工作，实在是做不通，我们也不可能采取武断措施解决，去拆人家的房子。

　　记者：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做呢？

　　唐朝阳：产权改革制度之前，我们达到80%或者90%的，农户大家签字同意的情况下，你肯定就要进行搬迁或者是土地进行流转，产权制度改革之后我们就要按照产权制度，改革之后的办法尊重大家的权益，也尊重他本人的权益。

　　解说：玫瑰天堂在瓦窑村租用了2000亩地，对涉及的农户进行了拆迁安置。但是，有几户居民至今仍留在园区中间，玫瑰天堂一直和村里交涉希望村里帮忙做工作，在唐朝阳看来多数村民愿意租地给这家企业，应该尽力为它创造好的环境，但农户的个体意愿也不能不尊重。

　　唐朝阳：这个事情如果没做好，当然我的压力觉得非常大，各方面都有，已经流转出去的群众也(给我)有压力。

　　记者：他们会怎么说你？

　　唐朝阳：当然要说，我们大家都搬出来了，他不搬，他影响我们土地流转或者人家公司有意见。

　　记者：公司会怎么说？

　　唐朝阳：公司就说，拆不了影响我的施工规划，他肯定也有意见。

　　记者：你的领导会怎么说？

　　唐朝阳：领导肯定说这个企业到了你那个地方，引进非常不容易，为了我们新农村，为了我们瓦窑的发展，一件小事情你做不好，你这个支部书记你肯定还是有一定的责任。

　　解说：我们前往探访这几户人家，见到了其中一户的主人刘政。刘政想把田地种上蔬菜，自己开农家乐经营，刘政认为企业租地是商业行为，不租给它是自己的正当权利，尤其是在经过确权，拿到了全套产权证明之后。

　　刘政：这些证就是村上和我们地方政府给我们发的。

　　记者：这是什么证？

　　刘政：这是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这个是林权证，这是集体土地使用权证，房屋所有权就是这个。

　　记者：你盖的这个房？

　　刘政：对的。

　　记者：土地的产权改革以后，你自己感觉跟以前的区别是什么？

　　刘政：可能人多了，大家就和稀泥了，这个细化到你个人头上，你自己争不争取你自己的利益，这个是你的事了，(企业和我)就在我们这儿谈了几次，就坐在这个地方。我就说，不管你做啥子，你还是位置摆正，始终你们是租客，我们才是房东。

　　记者：你说这句话的底气是从哪儿来的？

　　刘政：还是靠国家的政策和法规，我哪儿来的底气，我这点大个人。来，我给你添点茶。

　　记者：这个问题你认识清楚了，你是房东，他是租客。

　　刘政：不管怎么样他始终是租用，租用你就是租客。

　　记者：确权之后使用权就是你的了。

　　刘政：只是使用权嘛，这个政治觉悟还是有的，如果国家需要，我全力配合，一分钱不要都可以。

　　记者：以前当这个地是集体所有的时候，是我们的时候，是谁替你说了算？

　　刘政：就是村上。

　　记者：但是现在从我们的变成我的，是谁说了算？

　　刘政：肯定就我说了算。有了这个(产权)就细化到我个人头上，因为这个就是我的，你来找我，我拿这个给你看，你不要打倒我，你打倒的是这个。

　　记者：拿倒了。

　　刘政：哦，不好意思。现在比如说打一个比喻，比如说你现在就是公司，你来和我谈，你说要把我打倒，你打倒的不是我，你打倒的是这个台头，这个事就大了对不对？所以说我得到了保护，来自于这方面的力量。

　　记者：也就是说这个证开始保护你了？

　　刘政：肯定。

　　解说：虽然刘政认为不搬是自己的正当权利，但他也面临着一些压力附近原有的60多户人都自愿流转土地 搬到了小区，其中也包括刘政的父亲、哥哥。

　　刘政：其实我在这儿住，我的压力就来自于这些。

　　记者：来自于别人对你的评价？

　　刘政：肯定，就觉得我是个怪人，我爸就给我很大压力，(他说)我都70多岁了，听了一辈子组织上的话，70多岁倒整成顽固派了，简直要不得。

　　记者：村子、镇里有没有向你们施加压力？

　　刘政：没有，只不过他们开展他们的正常工作，思想工作，就相当于坐在这喝茶，大家聊聊天嘛，别人做个企业也不容易，遇到我这么难缠的人。

　　记者：你怎么看自己的难缠？

　　刘政：只是这样说难缠容易理解一些，其实作为地方政府来说把这个证发下来，政府如果再来征的时候，其实它的难度增加得更大了，因为它该有的证都有了，不但有了还齐了，相当于地方政府自己给自己抬高门槛，自己给自己以后的工作带来困难，应该这样理解。这个就是国家的进步那么对于我们来说肯定利益是得到了更大的保护，我懂这些法律的条款，我就作为个人来说，公民也有这个义务提醒你，也许你搞忘了，我有义务提醒你，对不对？发了这么个证下来，就是说如果某件事情，有人要与之损伤的时候，我们作为普通的人来说也有义务保护它，对不对？我认为是这样的，确实是这样的，我也是这样想的。

　　记者：他们是不是尊重你的选择了？

　　刘政：肯定尊重了，你想我在这就是最好的证明了。

　　解说：最近刘政提出自己的经营一定不影响企业总体规划，也可以和企业合作经营，村支书唐朝阳希望能协调好这件事，不要带来新的矛盾。

　　记者：您会不会因为这个会给唐朝阳施加压力？

　　孙平(成都市副市长)：不会，因为我们的要求就是农民自主，每个人都有权利来决定自己的未来的走向，这个权利才真正落实了否则这个权利我觉得没有落实。

　　记者：不仅不批评反而要表扬？

　　孙平：对，农民真正意识到他的权利了，而且他要求他的权利了，我觉得都这样，我们改革成功就不远了。

　　解说：孙平，成都市副市长，在他眼中瓦窑村的变化究竟来源于什么？城乡统筹改革究竟是要做什么呢？

　　孙平：成都改革，实际上核心内容就是四个字，还权赋能。把权利还给农民。瓦窑村的变化，我认为就是体现了这四个字。首先我们把他们应该有的权利还给了他们。

　　记者：这次确权给农民的那一系列的本本，那些权属证明，还的是农民什么权？

　　孙平：财产权，是长期的财产权。中国有句古话叫有恒产有恒心，他们有恒产了，他们就可以靠自己的力量来解决自己的问题。

　　记者：把土地权利由过去“我们的”变成现在的“我的”，您觉得会对农民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孙平：“我们”这是一个集合名词，人格化的程度非常低，产权一定要人格化才会真正地有人去关心它，去维护它，去让它升值，从复数到单数，这是非常重要的，是一个飞跃。

　　记者：“议事会”是还什么权给农民？

　　孙平：还的社会管理权、选举、决策这些方面(的权利)，他们一方面拥有财产权利，另一方面拥有社会管理权利，这些权利结合到一块，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记者：农民现在有了医疗保险、养老保险，这是还了什么权给农民？

　　孙平：这是还的社会福利权，过去有一个概念，农民有一亩二分地，那么他的社会保障是跟土地是挂起钩来的，因此我们压根就不考虑他们的社会保障权利，实际上他是纳税人，他是公民，不管公民在什么地方生活，公共财政的阳光都应该照耀着他。

　　记者：当农民有了财产权，有了社会保障权，有了社会治理权的时候，他是不是就是一个完整的人的权利呢？

　　孙平：我认为是，跟城里面的人没区别了，这样农民就是职业了，他不是身份了，跟工人一样，跟教师一样都是这些权利，这本来是他们的，但是因为历史导致的，把具体的变成抽象的，那么抽象的这个权利行使主体，实际上就没办法真正地行使自己的权利，“还权”就是把他们应该拥有的，还给他们，他们有这些权利，他们就可以按经济规律、社会规律，拥有改变自己生活生产状况的能力。

　　记者：我就在想，其实改革改来改去就是把扭曲的东西拧巴的东西，让它回到正常和自然的状态，它就可以发挥规律的作用了。

　　孙平：对，中国的改革就是这样，从邓小平发动经济体制改革，农村改革开始都这样，把过去扭曲的东西把它回归回来，回归回来你看这个创造力。我们小的时候谁能想到今天的生活，这个就是体制机制的作用，人还是这些人，土地还是这片土地，但是方式不一样，制度安排不一样，它的走向就完全不一样。

　　解说：成都一千多万市民中，有600多万是农民，当他们的权利不断得到完善，当他们真正开始运用自己的权利，他们将会怎样改变自己的生活？又将为成都的城乡带来哪些变化呢？

　　唐朝阳  成都市双流县瓦窑村村支书

　　卢登万  成都市双流县瓦窑村村民

　　徐贞银  成都市双流县瓦窑村村民

　　牟江    成都市双流县瓦窑村村民

　　唐文隆  成都市双流县瓦窑村村民

　　黄明良  锦绣城度假园区总裁

　　刘政    成都市双流县瓦窑村村民

　　孙平    成都市副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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