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建明

　　公车改革的出路

　　这些改革虽然各有特点，但基本特征是一致的，就是用社会化、市场化和货币化的模式取代大范围的公车配给模式。

　　任建明  清华大学廉政与社会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

　　刚闭幕的十七届中央纪委第六次全体会议决定把公务用车问题纳入专项治理。多年以来，尽管围绕公车的监督、整改或治理工作一直没有中断过，但纳入中央的专项治理计划，这还是首次。并且，2011年就将要“认真开展公务用车问题专项治理”。再联想到去年3月，温家宝总理在国务院第三次廉政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公务用车配备使用制度改革”的“条件已经具备”的主张，我们有理由相信，这将成为彻底变革我国公务用车管理模式的前奏。实际上，也只有彻底变革我国的公车管理模式，大部分发生在“轮子”上的腐败和不正之风问题才有可能得到根本性的治理，多年以来，针对公车的治理、混乱，再治理、再混乱的循环才可能从根本上打破。

　　我国的公务用车(本文中的公务用车主要是指配备给领导干部个人的乘用车)问题真可谓是一个历史性问题和老大难问题。现行公车管理模式的落后、公车数量的庞大、监督信息的不对称以及监督机构权威性的缺乏等多重原因，导致发生在“轮子”上的腐败和不正之风就成了一个老大难问题。多年以来，公车问题始终处于一种越管问题越多的循环之中。基于上述原因，也必然决定了治标性质的监督、整治几乎成为一项不可能有什么满意结果的工作。

　　那么，迄今为止，各地各部门在公车问题治理上到底都做了哪些有益的工作，到底还存在什么根本性的问题呢？未来的根本出路又在哪里呢？多年以来，虽然有关部门围绕公车问题进行了多次的整治或纠风(仅相关的管理、监管规定就发了20多个)，但这类纠风或整治工作的累积贡献却是十分有限的。相反，一项比较有益的工作是越来越多的地方和部门对公车管理模式进行了改革的探索和试点。这些改革虽然各有特点，但基本特征是一致的，就是用社会化、市场化和货币化的模式取代大范围的公车配给模式。在新模式下，凡是纳入改革试点范围的领导干部个人乘用车，通常都是被收回、拍卖，总之就是取消了。公车被取消之后，监督管理的工作就变得容易多了。

　　新模式所代表的改革方向一定是科学的和正确的。一方面，有世界各国的实践为证：没有哪个国家，不管是发达的、不发达的，资本主义的还是其他主义的，会像我国这样如此大范围地为领导干部实物配给个人乘用车。另一方面，也有不少理论研究的结论为证：实物配给是一种落后的模式，缺乏效率、公私难以分开、公私利益冲突成为常态、腐败和不正之风极易发生且难以监督治理。而市场化、货币化则是一种先进的模式，上述问题大大减少甚至消失。实际上，我国宏观政策也已经认可了新模式所代表的改革方向：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中就提出了“规范职务消费，加快福利待遇货币化”改革的基本要求。

　　但是，已有的围绕公车管理模式的改革和创新却有一些致命的缺点，导致改革总是不断反复，难以形成气候，更不可能发生彻底取代旧模式的革命性变革。主要缺点有二：一是，改革试点始终处于一种自发、自觉状态，而不是强制性的。很显然，在公车改革上一定是“谁改革谁吃亏”，越是主要领导干部，吃亏越大。理性人假设告诉我们，基于自发、自觉的公车改革，一定不可持续。二是，所有试点改革都是改下不改上，带有不彻底性。考察所有试点地方和部门，通常都只是把中层和中层以下干部纳入车改范围。

　　未来的根本出路是通过全国统一步伐的改革，实现公车管理模式的根本变革。也就是说，建立新模式的公车改革必须且应当是“规定动作”，而不应是“自选动作”。作者曾经写内部政策建议，核心建议就一条：成立全国性的公车改革领导小组，统一部署、强制推进全国的改革工作。

　　将公车问题首次纳入专项治理，以及最近两三年来的专项治理都注重建立长效机制、强调治本这一与以往所大不同的思路变化，预示着：围绕公务用车管理模式的根本变革的改革将为期不远。这当然是解决公车问题的根本之道。让我们期待着这一天的早日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