耀邦同志诞辰95周年、逝世21周年了。作为耀邦同志曾经的身边工作人员，我以深深的崇敬和缅怀之情，回顾了当年有幸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学习和战斗过的日日夜夜。耀邦同志的可亲形象、音容笑貌，尤其是他那无私无畏、锲而不舍的伟大革命精神，真是历历在目、永生难忘！

　　这里，我愿以自己从1981年到1986年，在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工作和担任耀邦同志政治秘书期间，在他直接领导下，参与新时期我们党的创新实践和创新理论的战斗历程中若干次中央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特别是以下 4篇堪称新时期我们党的经典文献的起草实践为例。

　　第一篇是，1981年7月1日，耀邦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耀邦同志对起草这篇讲话稿极为重视。为了调动各方面同志的智慧，当时他采取了一个很有创意的办法，就是在中央党校、人民日报、共青团中央和我所在的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组成4个很精干的小班子，在他提出的统一要求和明确思路之下，分别进行同步同题起草，以资比较。

　　我记得，耀邦同志在这篇讲话中，开宗明义，把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同拨乱反正、继往开来结合起来，深刻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巨大意义，就在于它真正开始了全面的、坚决的、依靠群众和深思熟虑的拨乱反正，从根本上扭转了“左”倾错误方向，并且根据新的历史条件，逐步确立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这个精辟概括，后来成为党的十二大报告的核心观念。

　　我记得，耀邦同志在阐述新时期要完成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宏伟任务关键就在于我们党时，以警醒的语言这样说：我们党能否驾驶中国革命这条航船，乘风破浪，使我们的农业、工业、国防、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建设比较顺利地进行，不要经历过去那么大的曲折，不要付出过去那么高的代价，而取得使人民满意、为后人称道的成绩，这完全取决于我们全党同志在今后十几年、二十年的努力。我们一定不要辜负人民的期望。他这个话，真是内涵深刻、寓意深远啊！

　　我还记得，耀邦同志在这篇讲话的末尾，在阐述拨乱反正的任务尚未完成，全面改革和现代化建设还要走一段相当长的艰难路程时这样说：好比登泰山，已经到了“中天门”，前面还有一段要费很大气力的路——三个“十八盘”。要爬过这一段路，才能到达“南天门”。由“南天门”再往前，就可以比较顺利地向着最高峰“玉皇顶”挺进了，到了那里就好比我们实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任务。他当时还打破常规，确定在发给纪念大会与会者的讲话文本中，附上一张三个“十八盘”的登山路径图，刻意把登山路径之艰难曲折形象直观地描画出来。他说，我们要准备走曲折的路，要给大家留下这个印象！

　　第二篇是，1983年3月，在中共中央召开的马克思逝世10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报告《马克思主义伟大真理的光芒照耀我们前进》。耀邦同志亲自确定，这篇重要讲话主要阐述两大观念。一个是强调马克思主义发展历史的根本经验，就是各国党要根据自己的实际、自己所处的国际地位和国内情况，自己决定自己的路线和政策，革命也好，建设也好，才能取得成功。另一个是强调正确对待知识和知识分子，指出这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很好结合起来的一个重大而迫切的问题。他号召全党一定要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同人类文化成果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的错误倾向，确立尊重科学文化知识的正确观念，努力掌握现代科学文化知识；一定要反对把知识分子同工人阶级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看成“异己力量”的错误倾向，确立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正确观念，百倍地加强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团结；一定要反对把坚持党的领导同实行内行领导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的错误倾向，确立要领导就必须内行的正确观念，大力加强干部队伍在革命化前提下的知识化、专业化。

　　我深感，这些事关重大、至关重要的观念，直到今天，乃至长远未来，都将以其“伟大真理的光芒照耀我们前进”！

　　第三篇是，1984年10月，耀邦同志参与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个纲领性文件的最大亮点，就是从理论上尖锐指出“长期以来在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上形成了若干不适合实际状况的固定观念”，尖锐指出必须“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尖锐指出“必须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管理方法”，尖锐指出必须“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检验一切改革得失成败的最主要标准”，还尖锐指出必须“起用一代新人，造就一支社会主义经济管理干部的宏大队伍”。

　　我记得，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这个决定之后，耀邦同志和万里同志一道，立即驱车到山东、江苏考察。途中得到中办传来的信息，小平同志在中顾委第三次全会上讲话，又一次强调了他在中央全会通过经济体制改革决定时所作的评价：“我的印象是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当时大家听了都很受鼓舞，车厢里回荡着开心的笑声。

　　第四篇是，1986年9月，耀邦同志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这是我党历史上第一个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性文件，同样充满创新的思想亮点。一是首次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并且使这几个方面互相配合、互相促进。二是首次提出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必须是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精神文明建设，必须是促进全面改革和实行对外开放的精神文明建设，必须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精神文明建设，这样的基本指导方针。三是首次提出了加强精神文明建设要牢记历史教训，坚持一切着眼于建设。四是首次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现阶段我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奋斗，就是为实现党的最高理想而奋斗。五是首次提出了在道德建设上要鼓励先进、照顾多数，把先进性要求同广泛性要求结合起来，形成亿万人民的强大力量。六是首次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主要历史教训，即没有集中力量发展经济，没有切实建设民主政治，要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纪律的教育，等等。

　　还有一点，就是这个决议从历次征求意见稿直到最后定稿，始终坚持明确指出“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即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主张资本主义制度，是根本违背人民利益和历史潮流，为广大人民所坚决反对的”。

　　我还记得，在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这个决议之后，耀邦同志在同决议起草小组同志们共进午餐时高兴地说：我们这次，好处就是不动摇！他还以警醒的语气强调说：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现在议论纷纷，有人把西方民主讲得天花乱坠。不要让那些人到处造风潮！

　　当然，以上所述这4篇文件的起草工作仅是我直接参与的一小部分，而耀邦同志在领导工作中为开辟各方面新局面而主持制订的中央重要文件远不止此。这里特别应当提到的，就是从1982年起，在他提议和主持下，中共中央颁发了关于农村工作的几个“一号文件”。杜润生同志参与了起草工作，他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下发后，耀邦同志听到农村干部群众反映良好，高兴地说：“农村工作方面，每年搞一个战略性文件，下次还要排一号。”果然，连续5年，中央每年一号文件都是关于农村问题的。这个重大举措，是何等富有成效地解放了思想、解放了生产力，我国8亿农民由此而创造出何等样的奇迹，已经为历史所证明。记得1980年代前期，耀邦同志很喜欢《在希望的田野上》这首歌，当年他以少年般的纯真热情在农村与青少年们一起唱响这首歌的感人情景，我至今难忘。

　　耀邦同志不仅高度重视抓文件的制定，而且高度重视抓好文件精神的落实。这方面的一个突出事例，就是他在1984—1985年开展的整党工作中，亲自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中央党政一系列部门有关整党工作的汇报。他强调指出，在完成整党任务特别是第一期整党任务中要注意突出重点，解决好端正业务工作指导思想问题。这在当时确实是一个事关全局的重大问题。在党的工作重心开始转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布局正在展开的重大转折关头，整党工作必须同这个大转折相结合而不是相脱离。事实证明，突出解决好这个问题，对各地区各部门开创工作新局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

　　耀邦同志在领导工作中还有一个极为务实管用的创举，就是持之以恒地抽出时间，亲自批阅大量群众来信。他强调指出：“每个领导干部平均每天都要看一两封有典型意义的群众来信，首长的秘书不能借口爱护首长而任意扣压。”耀邦同志真正是身体力行，不论是在出访之前，还是在中央重要会议的间隙，乃至在下基层视察的飞机和火车上，他都要挤出时间来批阅人民来信。据中央信访部门统计，耀邦同志从1979年担任中央秘书长至1985年的6年多时间里，共批阅人民来信2000多封。耀邦同志还要求相关地方和部门，及时报告人民来信的查实情况和处理结果，如果来信所述与事实不符，也应据实说明。

　　正是通过批阅人民来信，使耀邦同志从一个重要渠道及时了解到党内和社会上存在的重要问题，并帮助老百姓解决疾苦。而人民群众则通过耀邦同志以及各级领导干部对他们写信所反映问题的高度重视和积极解决，感受到了党的关怀和党组织的温暖。

　　尤为难能可贵的是，耀邦同志在总书记任上还经常风尘仆仆，奔走祖国各地，特别是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边境地区、贫穷落后地区，即老少边穷地区。我在他身边工作时，就曾多次陪同他分别到过当年他在长征途中经过的川康地区以及江西共青城、浙江大陈岛等地。1986年春节前夕，耀邦同志在前往黔西北、滇东南、桂西北贫困地区慰问考察时，先后来到3省交界处的罗平县、贵州省西南的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首府兴义、黔西南布依族山寨乌拉村等，同苗族、彝族、布依族等少数民族群众举行春节联欢，吃团圆年饭，并看望春节期间在重点建设工程工地上坚持施工的工人和武警部队官兵。大年初一渡过乌江，经遵义抵达贵阳时，耀邦同志累得感冒发烧了，但他仍然抱病坚持深入到少数民族家中，同群众一起欢度新春佳节。

　　我还记得，1984年12月，耀邦同志回到阔别 29年的江西德安时，特意亲切看望了在这里的共青垦殖场坚持垦荒将近30个春秋的老青年团员。1985年底，他又在考察浙江宁波时，特意登上东海大陈岛，亲切看望了1956年自愿来到岛上的青年垦荒队员们。返航途中，舰艇在风浪里剧烈颠簸，已严重晕船的耀邦同志仍然打起精神，同水兵们照相，还风趣、幽默地挥毫题词：“风浪越大越精神！”

　　耀邦同志是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模范继承者、践行者，他不仅学风、思想作风、领导作风、生活作风好，而且文风也好。耀邦同志善于讲话，也善于写文章。他本人的讲话、报告都十分生动有力，既有充满激情的鼓动性，又善于比喻，而且不输文采。这里我要特别提到，耀邦同志对重大问题的概括提炼，既生动传神，又击中要害。比如在深圳特区初创时，他提出的“新事新办，特事特办，立场不变，方法全新”。比如党在新时期对待各民主党派的方针，他在原先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八个字之后，又增加了“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比如在对外开放问题上，他提出的“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如此等等，都已经成为党的重大方针政策中既脍炙人口又很有色彩和力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耀邦同志担任总书记期间还亲自制定了有关领导同志讲话、文章“不要秘书代劳”的决定。他的文章和讲话稿许多都是自己动手。耀邦同志的作风和文风，也深深教育、感染和影响了我。

　　从根本上说，耀邦同志在领导工作中所体现的那种奋力开拓进取而毫不墨守成规、一贯生动活跃而毫不死板僵化的领导风格和精神面貌，其源盖出于他对毛泽东同志和邓小平同志领导风格和精神气质的由衷景仰并努力向他们学习。他经常对我们这些身边工作人员提到当年在延安时毛泽东同志对他的耳提面命、启发教育。比如他多次讲到，毛主席曾经考问他，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毛主席给出的答案就是“把敌人搞得少少的，把朋友搞得多多的”。他对邓小平同志领导风格和精神气质的景仰也可以举出大量实例。《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