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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建嵘:替底层发声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2月14日18:22  南风窗

  于建嵘:替底层发声

  文_特约记者  尤 蕾  发自北京

  于建嵘,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教授。2009年之前的大部分时间,他搞农民工人调查,写论文出书,“潜伏”在北京上访村,和访民同吃同住,甚至因“身份不明”被抓走。

  在中央党校和上海浦东干部学院讲课的经历,改变了他的想法,开始“不务正业”给官员当起了老师。在北京某单位处级干部讲座班上,组织者问于建嵘如何介绍他,于说,本人无党无派,只议政,不参政,绝不从政,社会闲杂是也。

  课堂上的于建嵘多数时间是温和地循循善诱,甚至略带调侃意味。

  台上,于建嵘“骂”得过瘾,台下,学生听得受用。他一直忠实的,是内心中多年那一点点东西。与苦难的经历有关,与知识分子的使命有关。

  从“黑人”到知识分子

  1967年,由于父亲因参加过游击队被打成“土匪”,于建嵘全家下放到农村,成了没有户口的“黑人”。那个年代,没有户口,意味着没有一切。1970年以后,由于消费品都凭票供应,没户口更是连粮票和布票都分不到。“好在红薯还没有被控制,一年到头就靠红薯充饥。”说到红薯,于建嵘黑框眼镜后面的目光贪婪而幸福。

  做黑人,就要做好每一天都可能被抓走的准备。七八年来,于建嵘和家人从一个地方被赶到另一个地方,没有书读……

  命运在1979年发生了转折。那年高考,于建嵘所在的学校仅有4个人考上大学,于就是其中之一。“那时候的大学生本科生牛啊!”于建嵘颇有些得意地感叹,自己能考上大学,全是凭着一股“聪明劲儿”。

  大学里,于建嵘身边有不少三四十岁的同学,他们大多在社会上摸爬滚打了多年,有的甚至切身经历过“文革”,对社会有着更深层次的思考。他们从个人命运到社会规则进行反思,追究社会为什么会产生动荡,应该怎样避免。一般的社会动荡是外部力量对体制造成冲击所致,而“文革”则是体制把社会引向动荡。

  和他们在一起,于建嵘觉得自己一下子成熟了不少,想法也多了起来。

  “黑人”的经历是他一生挥不去的痛,探求其根源更被他视作毕生的信仰。 “那批人对我影响很大。湖湘文化塑造了这么一批人,有点不顶清朝天,不踩清朝地的士大夫味道。他们中很多人不愿意当官,不去苟同,就是怂恿你,对,你就得追究这个问题。”于建嵘说。

  当时,他们已经得出了初步结论。上大学,个人命运虽然得到了改变,但让子孙后代变成“黑人”的危险仍然存在。

  造成这种危险的根源在于,每个人的基本权利在什么地方?变成“黑人”的经历让于建嵘深刻体会到制度对人的戕害。当社会缺乏规则,每个人的权利都可能受到侵害。现在最重要的是一定要把个人的基本权利提高到不可侵犯的地位,改变国民对基本理念的认识,如果个人的基本权利都得不到保障的话,何谈公共利益?

  听访民喊冤

  一个人的童年会决定他的一生。“童年决定论”产生两种人:一种是想迅速产生安全感,让自己变得更有权势;另一种人则不停追究。于建嵘属于后者。

  多数不讲课不做调查的时间,“和访民聊天,绘画”占据了于建嵘的生活。现在送材料的人中,农民、工人、市民占了很大比重。农民为了土地,市民为了拆迁,工人的问题更复杂一些。最多一天,他接待了40多个访民。

  访民对于建嵘的时间似乎掌控精准,知道他什么时候出门,什么时候在家。去年11月底,一批从南京来的访民,早上7点多就从市里赶到了他位于京郊的家。为了让他多休息一会,就在北风中一直站到9点半才叫门。他们的祖屋被强拆了,其中一些人还曾因上访而被拘留和劳教。

  这些访民不奢望于建嵘为他们“出头”,就像走亲戚一样,给他诉诉苦就走。于建嵘也无奈,他一介书生,只能留下点材料,有钱就帮一把,仅此而已。

  即便这样,很多访民还是成了于建嵘家的常客,隔一段就去坐坐。一位名为朱国成的老人,花白的长胡须,穿着已经洗得褪色的军绿色裤子。他和于建嵘是旧相识,2004年,他因上访被关了3年。一放出来立马出现在于建嵘的面前。现在,他早已不“纠缠”自己那点事儿了,开始谈论国家大事,“反腐败”被他写在白色汗衫上。临近中午,其他访民陆续散去,只有他还在高谈阔论。于建嵘走过去说“先去吃个饭嘛”,并悄悄地把钱塞到他手里。

  此时听访民抱怨的于建嵘,早已不是那个贴着“黑人”标签的穷小子,他是学者,甚至给官员当上了老师。以至于,在广东的一次演讲中,有人质问他不应站在底层立场上说话,应代表自己的阶层。

  随即,于指着台下一个快60岁的妇女说:“她是我的亲姐姐,在湖南下岗了,现在你们广东当保姆,她是从报纸上看到我来演讲,求东家给了3个小时假来见我的。这就是我的阶级,我帮自己的亲人说几句话也错了?”

  底层这个概念,在当代中国就像一根刺,刺痛的群体无比庞大。与公权力相比,底层手中掌握的社会、经济和权力资源少之又少,这注定他们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也因此,于建嵘执拗地认为,应该替自己的阶层说话。

  替底层发声,但他决不做底层代言人,他仅仅是出于一种底层关怀。因为在他看来,底层是一个现实的存在,并非都具有正当性。如果做代言人,只能忠实地发出底层的声音,完全陈述他们的观点。而底层关怀只是站在底层的立场理解和研究问题,视野更广阔。

  闲暇时,于建嵘用绘画记录底层的表情。在他的“东书房”中,摆着一幅巨大的老年女性访民画像。几乎每个访民都在这幅画前留影,固定的“格式”似乎成为一种潜在的力量。他已经画了20余幅访民画像,共同特点是眼睛含泪,眼睛是他选择为访民绘画的标准。他打算日后办个展览,主题为《母亲与她的儿女们》。

  于建嵘就是要把老百姓的冤屈画出来,送给世界上最有影响的人,德国总理默克尔和议会议长都被他要求把画挂在办公室里。他认为,政治家应该面对社会的不公,知道人类的冤屈,而不是只盯着本国的选票。有影响力的人遵守人类社会的基本规则,保护每一个人的基本权利,就是保护了我们大家。

  给官员当老师

  一边要听访民的冤屈,一边又要辗转各地给官员讲课,于建嵘坦承,自己的内心也很纠结。

  如果追究根源,他认为,“拆旧地块”与“建新地块”指标“增减挂钩”,为地方政府制造了创收机会,通过获取指标,扩大城市建设规模。地方政府以获得指标为唯一目的,并让农民基本上失去了参与权,导致农民的权益特别是宅基地权益被严重受损。

  拆迁,是于建嵘这一年来给官员讲得最多的话题之一。他屡次提到,现在的农村拆迁“史无前例”,甚至超出了想象,如果这样下去,会出问题的。他希望用自己的声音去影响台下的官员。

  “你们家一栋祖孙三代的房子突然被扒了,你怎么想”,“我们今天再不能认识到这种侵犯公民基本权利行为的严重性,我们都可能成为失去家园的人”。将心比心,是他说得最多也是应用最多的“策略”。

  通过讲课,于建嵘也的确触碰到了官员内心一些柔软的东西。在湖南省一个中青年干部学习班上,于建嵘摆出瓮安、石首、万州等一桩桩群体性事件,教室里的气氛正慢慢发生变化。有些干部挺直了身板,伸着脖子,听得出神,后排的几个人甚至站了起来。

  于建嵘抨击拆迁时,台下的干部都会将目光锁定在某个人的身上,冲着他/她笑。每每这时,这个人总会不自觉地往回缩身子,讪讪地笑一下,其中一个女干部的脸变得通红。

  官员学生的积极回应,这已不是第一次了,于建嵘也早就意识到,官员还是可教的。他们是中国执政的基本力量,也许,其中有人就会成为明天的当政者。

  但最近,于建嵘还是对给官员上课感到越来越疲惫。在北大给50多个乡党委书记讲课时,他们听得认真,很激动,热烈鼓掌。但课下,有几位书记说,您讲的都对,可我们没有办法,不得不做那些不对的事啊。我们甚至怕您到我们那里去,怕您知道我们做的事后骂我们。

  这种“宣教”的效果太有限,今日的于建嵘,区区一介书生,面对的不再是“大老粗”式的干部,不再是个体官员,而是一个庞大的利益群体。几句知识分子的呐喊,对于撼动整个利益集团恐怕还是显得弱小。

  可除了不停呼吁外,于建嵘不知道还能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也许,明年要考虑换个方式了,少讲点课,打算组织一批人去搞调查。”

  “就把我当成街头混混”

  无论有过怎样不堪回首的经历,于建嵘看起来依旧豁达,对人总笑呵呵的。“不要把自己当人物;不要有秘密;不要结党营私。”这些让他活得愉快,也得以在官员和老百姓之间顺畅转身。

  “你就把我当成一个街头混混。”于建嵘经常批评那些把自己当成民族英雄的知识分子,他认为,不要给自己套上一个枷锁。当代知识分子能够揭露真相,坚持原则就行了。政治野心要不得,不要总期望自己得到什么。但政治关怀一定要有,希望社会往好的方向发展。

  也因此,于建嵘有种“话筒情结”,掌握话语权,促进社会良性发展。“当初从湖北到北京,就是感觉在北京说话更有分量。我的老师还开玩笑,我在风口浪尖10年了,怎么还没被搞倒。原因就是,我不把自己当人物,只讲自己想讲的,不迎合任何人。那些风光一两年就销声匿迹的人,就是因为他们一有点名就说官话套话非人话。”

  现在于建嵘有了独享话筒的机会,他的声音就能比台下的学生大,这也有赖于现代科技对话语权的解构。过去,中国的知识分子从未得到过话语权的强势。很多话语权需要体制性的依赖,只有进入一个单位,获得某种身份,才能有话语权。而今,通过做事情,获得一个身份,一定程度就摆脱了话语权对体制的依赖。

  同样,于建嵘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怕,是因为没有秘密的负累。家里的房间都没有锁,只要有人跳进去,每个房间都能转完。即便放了很多“黑材料”的屋子也是如此,他说,随缘,万一哪天有人放把火,这些材料烧了就烧了。

  君子朋而不党,是他“三不原则”的另一个规则。现代科技解构了社会生态。“如今找个朋友太容易了,你的言论和观点,早就写到博客或微博里了,大家见面,会心一笑,就全明白了。”

  另外,他从来不问哪些人出入自己家,来者都是朋友。无论他们说过或做过什么,都与他无关,不会同他们关起门来搞政治。有位身份比较敏感的朋友跟他说,想晚上过来,在这里住几天。于建嵘坚持,要来就白天来,光明正大,这是纯粹的朋友交往。那人走后,也没人找过于的麻烦。

  知识分子的使命

  于建嵘反复强调,自己的身份永远就是一个读书人。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都有着类似的价值观,执著于内心那一点点“追究”。

  对于建嵘来讲,对规则的追求从头到尾都没有停止过。大学毕业,他被分到湖南省一家党报,专门写社论。1987年,反自由化,于建嵘调离报社。之后不久,他和同学去应聘司法局律师公证科法律工作人员。考官提了一个问题,考思辨能力。“3个人赌博,两个人输了,把赢家的钱抢过来,这是什么行为?”于建嵘回答,是抢劫。考官问,抢谁的钱?他心想,如果说抢自己输的钱,拿回自己的钱,怎么构成抢劫;抢对方的钱,又相当于承认赌博合法。于是回答“抢国家的钱”。问及原因,他说,是国家待没收的钱。当即,考官拍板“就是你了”。1988年7月1日,于建嵘拿到了律师资格证,成为第一批律师。

  “做律师,觉得可以主持公道。”于建嵘说,自己对法治更有信仰。打官司的生活,也让他掘到了第一桶金,他开上了马自达,揣着砖头一样的手机,甚至认为,把一辈子的钱都挣够了。但最终,他放弃了律师这个职业。“律师就像医生,只针对个体的病症,不能找到总体的病根。”现实和理想的差距让他又重新回归追究规则的道路。

  知识分子对体制的反思和追究,它是包括于建嵘在内的整整一代知识分子的使命。

  在行动上,于建嵘提到,他更多地是在接触底层,而刚刚辞世的中国政法大学法学教授蔡定剑一直在接触官层。这或可看作中国知识分子改良体制和重建秩序的两种基本方式。他们与古代的士大夫有些类似,具有强烈的社会关怀和责任感,期望通过“教育”使施政者接受自己所倡导的政治观点。

  最终,希望自己的努力能对社会有所改变,这是他们一代人共同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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