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文章：省际竞争之浙桂湘观察

　　进入新世纪第二个十年，无论是东中西，地方发展的竞争趋势正在从过去拼资源、拼投资、拼政策转向拼人才、拼环境、拼效率的新制高点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段羡菊

　　“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协调，地理优势也容易内耗。”广西人说。

　　“像浙江这样发达地区的很多地方，也终难以逃脱污染的报复。”浙江人说。

　　“湖南需要选拔大批经世致用的官员。”湖南人说。

　　一位商人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自己的“投资经”：“对投资地点选择有一个加权公式，权重分数最高的就是领导班子的整体水平。班子不强的地方，企业发展越快，职能部门收税收费就越厉害；班子不团结，‘师公斗法，病人遭殃’。领导干部的思想观念和领导水平，比基础设施建设更重要。”

　　一位地方主政官员为《瞭望》新闻周刊讲述了自己的“治理经”：“一个地方制度的好坏，环境的优劣，检验的有力标准之一，就是看能否把外界的人才吸引进来，能否把本土的人才选拔出来。”

　　《瞭望》新闻周刊近期在广西、湖南、浙江三地调研采访期间，紧张行走之余，特别留意这些省区的发展，进行一些对比观察与分析，发现当前地方发展的不少值得地方主政者和政策研究人士关注的新信息、新动向。

　　广西从北部湾突围

　　长期以来，说起广西，很多人想到了偏僻、封闭、落后。但是，近期北部湾之行粉碎了本刊记者这种传统印象：大海，码头，伸出长长手臂的塔吊，泊满集装箱的巨型海轮，堆积如山连绵不断的矿产、农资，不断将货物从海轮上输送到岸边堆放地的一条条自动传送带，几乎全自动化的装卸中央控制室

　　海岸线长达1595公里的北部湾，为广西创造了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钦州港，天然深水良港，孙中山先生《建国方略》中将其规划为“南方第二大港”。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局限于小农生产，受制于锁国政策，中国的海岸或闲置或被殖民。到如今，在长三角、珠三角依托海岸繁荣了数十年后，北部湾地区得益于国家出口经济，得益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靠海优势开始被激活了。

　　2007年，经国家发改委批准，中石油在此投资150亿元，占地3000多亩，建设1000万吨/年炼油工程，这是广西迄今为止单项投资最大的项目。2010年9月竣工投产，这个项目一月之后即向当地申报近2亿元成品油消费税。

　　据介绍，正常经营后，这个项目每年将向西南地区供应800万吨汽油等石化产品，年销售收入将超过400亿元，税收将达到60亿元。将对整个钦州、北部湾乃至广西的经济发展和财政收入带来重大利好。

　　地理优势极大降低了物流成本，从而带动了一批大项目蜂拥而至。近4年来，投向北部湾地区的投资规模超过10亿元的重大产业项目43个，总投资近4000亿元。大陆地区最大的专业电脑光驱制造基地、中国南方最大的生物质能源基地、从甘肃引进的世界一流的镍铜冶炼生产基地等一批重量级产业基地落户于此。

　　然而，广西人也清醒地意识到，地理优势并不一定能转化为产业优势。随着东盟贸易自由区正式建成后，目前广西部分边境地区享受国家边贸免税的政策优势不再。广西不能仅仅定位北部湾为货物通江达海的码头，而要通过大力发展“临港工业”才能延长产业链，留住财富。

　　我国磷酸产量在世界位居第一。过去，云南的磷酸经过铁路运输北部湾卖到国外，就像“到此一游”低廉卖出，精细化产品只有4%。相反，很多高科技行业所需要的精细磷化工产品反而要从国外进口。防城港市在港口区工业园区已引进落户磷化工企业18家，发展成中国最大的磷酸出口加工基地。当地官员告诉本刊记者，精细加工后卖出附加值一下升高70%。

　　协调不力就是内耗

　　“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协调，地理优势也容易内耗。”广西人告诉本刊记者，以前北海、钦州、防城港三市港口定位雷同，互相压低运价，争抢货运资源。4年前，广西自治区政府成立一个被称为“湾办”的机构，引导三市差异化发展，变得一家亲了。

　　广西的几个大城市，如柳州、桂林、南宁，像一条长藤上结的冬瓜线状分布，互相之间的衬托辐射，远不如湖南的长株潭城市群得地理之便相得益彰。长株潭城市群的思路，其实在二十多年前就已提出，然而多年来举步不前，以致人们有“长株潭，长期谈”之谑。

　　近年来，由于国家、省两级重视，长株潭“两型办”机构出现，城市群融合发展方为之加速。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如何打破行政壁垒，不但是北部湾，是长株潭城市群，也是国内很多地方长久的命题。

　　广西的官员告诉本刊记者，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广西把区域经济重点放在西部的老区，“如今，协调为在北部湾地区建设经济大通道。广西的经济重心，正由以前的桂北，包括柳州、桂林，正在向北部湾地区倾斜。”

　　据了解，目前四川等中国西南重镇的货物出海口还多在上海，因为上海的国际航线和运力远远大于北部湾，但广西对航运前景充满信心。就在最近，国家层面选择了为数极少的地方展望“十二五”发展，北部湾名列其中，地势显赫。

　　历史考证表明，中国历史相当长时期从北到南的通道，有经湖南和经江西两条。然而，清末由于湖南人才众多，极力斡旋，从而促使从武昌到广州的粤汉铁路——当时国内举足轻重的交通动脉穿越三湘，舍弃江西，从而助推湖南的发展大大强于江西。

　　今天的湖南，当然不是没有地理优势，如果说广西强于海运，湖南则强于陆运。京广铁路、京珠高速这两条中国交通大动脉穿越三湘，武广高铁和未来的沪昆高铁将交会于此。2008年那场冰冻，温家宝总理两次来湖南督查。正是这场冰冻，使全国人民明白了湖南陆路交通的重要性，“湖南不通，南北不通”，甚至可说全国不通。

　　不过，如果把这些大动脉上涌动的人流、货物流比作水，那么，湖南更多像一截过水通道，自身受益并不太多。2009年，人口过5000万的广西经济总量为7700亿元，多出近2000万人口的湖南则在此前一年已过万亿。站在北部湾的大海边上，听到阵阵涛声，看到千帆竞发般的发展态势，本刊记者深深感受到，湖南人不能不对自己的地理区位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不能没有追兵在后的危机感与紧迫感。

　　缺乏“地利”的政府狂追人才

　　在浙江采访，给本刊记者留下最深印象的并非琳琅满目的工业产品，并非发达强劲的草根民营经济，也并非有天堂之称的杭州秀景，而是这块土地上人们对人才的尊重与投入。

　　绍兴市新昌县是一个离海岸线比较遥远、丘陵遍布的山区县。李白想象瑰丽的长诗《梦游天姥吟留别》所指天姥山，即在此县。这个地理位置并不优越的县，却冒出了两家上市医药公司，能够影响世界维生素E市场的价格。当地人称，两家已经上市的药厂是全县财政税收的支柱，去年前9月税收就已近10亿元。

　　很多企业为了防止人才培养后不回来，都在培训前签订服务多少年的协议。然后，一直奉行“来去自由”的人才政策的新昌制药厂，却干了很多人眼中的傻事，如果你明确表态不一定回来，企业照样花钱送你去培训，而且包括你的妻子。浙江医药从美国引进一个人才，到杭州后没地方住，该厂前厂长、现浙江医药董事长李春波于是把自己的住房让给这个人住。这样做的结果是，很多人学成后心甘情愿回来效力。

　　如今，新昌制药厂有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国家创新型企业一系列称号，还有博士后科研工作站。企业是全球天然维生素E第三大生产商，生物素占全球产量的60%以上。制药行业平均利润不到8%，但新昌制药厂利润30%，人才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新昌地处山区，资源贫乏，发展工业的唯一依托就是科技创新。”县委宣传部部长潘岳梦向《瞭望》新闻周刊介绍，当地企业家对人才的重视素有传统。一些企业对人才采取“纳、育、用”三结合措施，对高材生广揽，对有才者重用，对有贡献者重奖。新昌虽然是个山区县，但去年高新技术返还税收却达3个多亿，在全省县级排第一。

　　如果说，新昌县的企业家们爱才如命，那么衢州则是政府求贤若渴。恰恰这两个地方地理位置都不好，衢州地处浙江西部，紧靠江西，地处钱塘江上游，被浙江省定位为全省发展的生态屏障区，类似湖南的“湘西”，自比“发达地区的欠发达地区”。

　　“每吸引一个海外领军型人才，就可能带动一个产业，带来一个项目，建立起一个龙头企业。”该市市委书记孙建国向《瞭望》新闻周刊坦言，金融危机是转型升级的最好机遇，也是吸引人才最好的时候。正如他所言，这几年衢州新材料、新能源发展神速，近几年每年工业都是超过30%的增长率。正因为有产业优势，所以去年没受金融危机影响，反而发展更快。

　　人才！人才！在新昌、衢州以及温州的见闻，让本刊记者明白，人永远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事实上，岂止是浙江，上海虽然是个金融大都市，但是它的创业投资发展却落后于天津等地方。2010年年底，上海各方在讨论之后得出结论：上海的创业型人才太少。“为什么上海没有出马云？”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曾经的追问，至今在上海还在震动与反思。

　　舍“两型”别无他途

　　“说句不好听的话，我们这里的污染企业，都跑到经济落后的邻省去了。”在新昌县，支柱企业把生产车间搬到了相邻浙江的一些中部省份，得到了县政府的支持动员。当地官员告诉本刊记者，“这样做对当地来说可以迁走污染，这些企业尽管在治污，但毕竟还不能完全避免污染；外省的土地、劳力便宜，企业也可以减少相应成本。”值得指出的是，这些企业的总部都留在浙江。

　　温州平阳有个镇生产皮革，一位从当地走出来的浙江官员，对这个家乡小镇的污染无比郁闷。他告诉本刊记者，前不久他碰到平阳的一位官员特别提醒：“你们一定要把河治理好啊。我们小时候，在河里游泳，经常喝水，可现在呢，河水污染后，家乡没几个人能够通过征兵体检。”

　　现实就是这么残酷，崇拜资本，依赖土地，损害大地、空气和水，这种发展模式付出了太沉重的代价。像浙江这样发达地区的很多地方，终难以逃脱污染的报复。而一大批中西部落后地区，把沿海的污染企业当作香饽饽抢过去，产业转移变成了污染转移。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从广西到浙江，各级政府都在叫苦土地资源紧缺。前不久，新华社浙江分社曝光了浙江龙泉地方政府荒唐地把山上的树砍倒“造田”，不仅破坏生态，而且无法种植庄稼，留下一片片光山。

　　政府这样做的目的是，通过造地实现耕地“占补平衡”，置换在平原低洼地区被非农建设占用的农保田。新增“耕地”指标可卖给沿海的台州、温州等发达地区，每亩指标可卖8万～10万元。甚至，浙江一些官员跟本刊记者谈到，希望湖南这样的中西部省也能够“卖”一些土地指标给他们。

　　当本刊记者在浙江、广西了解到发展所付出的污染代价，不由得一次次确认，国家把“两型社会”的任务交给长株潭试验区，湖南省委、省政府也越来越明晰扣住这个发展战略，最近进一步明确为以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和信息化，带动“两型”建设，湖南发展的路子舍此别无他途！

　　“两型”试验探索既是为了完成国家使命，也是湖南自身不敢轻视的挑战。近两年来，一些地方镉污染、血铅超标等事件频现红灯。本刊记者在湖南不少地方了解到，政府部门难以执行差别电价，一旦执行，高耗能企业征收高电价，这些企业立即关门走人，当地的财政收入更会雪上加霜。

　　“斯为盛”离不开“楚有才”

　　在北部湾走访，惊叹于其巨大的地理优势时，本刊记者不由自主想起了湖南的几件事。上世纪90年代末，被崇山峻岭包围的浏阳人不等不靠，打通了蕉溪岭隧道，极大缩短了与长沙的距离，从而改变了地理劣势，赢来了繁荣景象；长沙县将县城从长沙市区搬到星沙，对接京珠高速、京广铁路与黄花机场的交通便利，从而将星沙这块地方塑造成了中部最有活力的地区之一。

　　上述湖南事例表明，在局部地区，只要一个地方的发展思路对头，地方官员有埋头苦干的坚强意志，一些地方的地理劣势状况是可以扭转，是能够“翻盘”的。人的因素在这三起地理的改变中起非常大的作用。

　　从新昌医药企业的快速成长和衢州高新产业的迅猛发展可以论证，只要有人才，地劣的因素可以降低淡化。“两型”的方向对了，而路要靠人走。可以预言，对湖南省未来的发展而言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并非地理便利的程度，而是能否张扬人才的作用。

　　近代史上湖南灿烂于历史星空、对中国发展发挥了重要影响，关键原因既有时势，也有地利，何尝不是人才的力量呢？可见，一个地方制度的好坏，环境的优劣，检验的有力标准之一，何尝不是看能否把外界的人才吸引进来，能否把本土的人才选拔出来？值得关注的是，人才至上的观念在湖南省的决策层中已经高度一致。湖南省委书记周强在这次会上大声疾呼，“努力造就新形势下的湖湘人才群，开创湖南人才辈出的新局面。”

　　湖南需要淋漓尽致发挥科技人才的优势。湖南省人事部门的报告表明，截至2008年底，湖南总人口为6000多万，其中专业技术人员205万人。目前，湖南省普通本专科规模居全国第8位，在湘两院院士有51人，杂交水稻、干细胞、炭复合材料、高性能计算机等科研成果世界领先。拥有国家和省级重点(工程)实验室和工程(技术)研究中心212个、企业技术中心130个。2009年获授权专利8309件(其中发明1752件，实用新型4218件、外观设计2399件)，居中部六省第1位；取得国家科技成果奖30项，居全国第3位。

　　湖南需要成千上万高素质的劳动力与公民。长期以来，政府官员口中所说的人才，往往漠视农民、工人。今天，沿海不时出现的“劳工荒”和劳动力工价不断提高，从一个侧面折射出社会老龄化进程中劳动力价值不断提高。湖南的“四化两型”建设，离不开千千万万高素质的普通劳动者。2009年，湖南省总人口达到6900万，劳动力资源达到5312万人。从这个角度而言，湖南是名副其实的人力资源大省。

　　湖南需要选拔大批经世致用的官员。经济的发展，必须有好的政府环境。好的政府环境，必须要有优秀的官员。在浙江采访时，当地新闻界一位同行戏言，今天哪怕是三流领导到浙江来干，这个地方也可以发展，因为民营基础很强大，政府可以“无为而治”。与此同时，本刊记者在湖南不止一次听到抱怨，交通混乱，官僚主义浓厚，一些政府职能部门的税费征收太重、太不透明，很多企业因此夭折。

　　然而，湖南的官员绝非没有创造力，绝非没有实干精神。在全国首推系统规范行政程序的地方政府规章《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后，今年又出台国内首部关于“服务型政府建设”的省级政府规章。法制政府建设大步走在国内前头，“法制湖南”形象开始树立，受到国内外瞩目。

　　长沙三年多来探索绩效考核，使一批没有硬伤的“太平官”被列为后进等级的“基本合格”、“不合格”，有的被摘掉乌纱帽。有关领导同志曾批示：就是要像长沙这样，使得官员“干好干坏就是不一样”。

　　“唯有人才资源是永不枯竭的资源。”周强在湖南省委常委中心组集中学习上以此告诫提醒。现在，“惟楚有才，于斯为盛”的光荣属于过去，梦想要靠努力。今日湖南，如何真正重用人才，造就昌盛局面，证明这副对联并非仅是历史的回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