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毕业回家当“村官”

　　杨云标的10年乡村试验

　　□魏一平

　　1998年，从西北政法学院(今西北政法大学)毕业的杨云标回到了家乡。此后的13年间，从早年的维权协会到后来的老年文艺队，再到创办合作社，杨云标和他的乡亲们经历了三重身份。表面看，杨云标领导的安徽阜阳兴农合作社，既无心争取政治舞台，也没有多少经济实力，他的心思在人的建设上。如何让传统的乡村自治重新焕发活力，杨云标的试验是一面镜子。

　　制度困境

　　2001年4月，农民杨云标迎来了自己的第一次政治机遇。南唐村换届选举，把上一届村干部们告倒的他当选文书，另一个维权骨干唐殿林当选村主任。

　　登上了乡村政治舞台的杨云标很快发现，村干部在现有村民自治体系中并没有获得相应的权力。“工作安排、绩效考评、工资待遇全部由乡镇负责，村干部名义上是村民选出来的代言者，实际上只是一个乡政府的执行者。”

　　以杨云标后来的观察，“能人治村”之所以普遍，“是因为这样的村干部对上有政府人脉，对下有威望和威权”。以“捣蛋队长”闻名的杨云标，显然不可能得到多少政治资源的支持，索性又把精力放回到了维权上。这个文书也成为杨云标迄今获得的唯一一个政治头衔。

　　当年一起维权的唐殿林选择了另外一条路。直到现在，他还是村干部。跟记者回忆起这10年的村官路，他最大的感慨却是“村庄自治功能退化，想干事太难了”。

　　与基本瘫痪的村民自治组织并行的合作社，反而成了更为活跃的平台，已经壮大到560多户，覆盖周围3个区县18个行政村，下设经营组、有机农业组、财务组、资金互助组等，分成11个社员互助社区。除了农忙时节，合作社的骨干们几乎每天都会聚到位于村口的办公室，这栋简陋的三层楼房还是大家自己建的。杨云标带领大家制定了合作社的章程，选出了理事会和监事会，每周召开一次例会，密密麻麻一大本回忆记录上可以看到，哪怕是再琐碎的议题，也曾有过充分的讨论甚至争论。一楼会议室里摆放着各式锣鼓，合作社的老年文艺队已经小有名气，墙上张贴着各种评选结果，理事们对过去一年的自评都被写成了大字报。在工作分配表上，除了“分工负责”和“光荣榜”两栏之外，还专门贴出了一个“加油站”，专门督促那些没有按时完成任务的人。

　　虽然现在与政府关系已经有所改善，但很多时候，杨云标仍是当地官员眼里的“异类”。

　　资本力量

　　出身于维权的兴农合作社，在有意规避政治力量的同时，又不得不面对资本的力量。虽然合作社从最初的每股股金100元提高到200元，但为了避免被资本所左右，合作社规定每个社员最多不超过5股，采取“一人一票制”而非“一股一票”。杨云标对于任何可能左右合作社的外来力量都保持着一份谨慎，他强调最多的是“要让农民掌握自己的尊严和幸福”。

　　集体采购农资，直到现在还是兴农合作社最主要的经营内容和收入来源，只是规模有限，即便去年有了质的飞跃，所获利润也不过才4万元。2005年合作社第一次分红，每股分得14.5元，2006年每股15.2元，今年大家估计每股能够分到30元，“很不错了”。算上采购农资所节省下来的100多元，一年下来，能够为每个社员创造的直接获益达到150元，在大伙看来这已经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成就。

　　致富的追求虽然渺茫，但对于现实主义至上的农民来说，当然不会放弃。杨云标评价过去一年的重要成绩是“合作社吸引了几个三四十岁的年轻人”，从2010年初开始筹办的小酒厂，终于在夏天酿出了第一坛高粱酒。虽然只是村里的一个小作坊式工厂，但这一办厂历程再次证明了，对农民来说追逐资本何其艰难。刚开始盘算着5000元的启动资金就够，到现在已经逐步追加到十几万元的成本，大大超乎了老人们的经验。现代市场经济的门槛把他们挡在了外面，酿出来的酒只卖出了1/4，市场销路迟迟没法打开，来买酒的还只是附近的乡亲。

　　杨云标有些无奈地向记者发出感慨：合作社既不大可能获得政府资源，又很难得到社会投资，只好四处联络一些研究性机构的支持。他下一步的目标是发展资金互助。“仅仅一个三合镇，春节期间回乡农民工带来的银行存款就能达到1个亿，但一年下来放给当地老百姓的贷款不足1000万元，大部分钱都流向城市建设了。调动起这些资金为老百姓所用，农村才会有自己的发展。”他向我们分析说，但现在摆在面前的当务之急是如何吸引年轻人入社。

　　乡土成本

　　杨云标在村民眼中的“另类”，也包括对这个“利益至上”想法的批判。一方面，他尝试着带领大家发展生产；另一方面，他又时刻坚守着自己的底线，“有钱不一定团结和谐，如何让农民活得更有尊严、更幸福才是关键”。

　　为了“更有尊严”，不管这个团队的名字如何变化，即便是在已经恢复平静的今天，杨云标仍然坚持“维权的本色不能变”。让杨云标感慨不已的是市场经济对传统乡村秩序的冲击。现在的农村，一般老人过世，葬礼变成了冷冰冰的交易，有钱人家请来唢呐队，甚至连哭都可以花钱雇人代替。合作社的老社员去世，杨云标带人去给逝者开追悼会，念完悼词的那一刻，儿女们泪流满面，“他们第一次意识到了老人一生的价值所在”。

　　为了“更幸福”，杨云标组织起老年人文艺队，吹拉弹唱、划旱船、打快板……让那些消失已久的表演项目重新回到村头，甚至连党的农村政策也都编成了当地民谣。老年协会成立后，评选出了村里的“十佳婆婆”和“十佳媳妇”，奖品不过是一块毛巾或一个暖壶，但却能让那些不和睦的家庭心生惭愧。

　　不同于严密的政治组织和逐利的经济组织，这个农民自治组织有着鲜明的乡土特色。虽然杨云标是土生土长的南唐人，但当他抱着书本知识来进行乡村试验的时候，还是发现差别万千。“政治力量强大，我们可以规避；资本力量危险，我们可以谨慎；但是，乡土的力量却是无处不在，这才是乡村自治组织的最大挑战。”杨云标感慨道。

　　农民的小聪明、小圈子曾经让杨云标焦头烂额。仅仅是个开会的问题，跑题、一言堂、野蛮争论、老好人、明着一套暗地一套，乡土权谋淋漓尽致。为此，杨云标找到了从美国留学回来的袁天鹏，专门到合作社推广英美议会流行的《罗伯特议事规则》，最后形成了乡土气浓厚的“南唐议事13条”。

　　现在，这个被村民们戏称为“萝卜规则”的开会要求已经深入人心，也成为杨云标对抗乡土成本的一个利器。一伙六七十岁的老头老太太坐在一起开会，“动议”、“附议”、“表决”等时髦词已经成为口头禅。

　　表面看来，杨云标带领的兴农合作社既没有权力舞台，也没有资本实力，它的价值何在？关注兴农合作社已久的“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提醒记者注意，中央有关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20字方针——“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经济指标只是其一。“依靠单纯追求GDP来解决农村问题，是不现实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杨云标对乡村自治组织建设的探索，意义更加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