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性孤儿”

　　“制度性孤儿”

　　为了能让儿子陪自己几天，来自罗平的打工者李惠仙将儿子带到了昆明。但在上班期间，她又不得不把儿子一个人锁在租住的房子里。把儿子留在老家吧，作为无父母陪伴的儿子和作为在外打工的父母，双方都很痛苦；把儿子带来打工的地方吧，儿子又无法入学，父母也没时间陪着，似乎还是很痛苦；如果放弃打工生涯，全心全意在老家照顾孩子呢？似乎更不现实，一家人吃什么？花什么？拿什么来培养孩子？

　　这是一个中国式的悖论。随着开年后又一次的打工热潮和“用工荒”的涌动，李惠仙式的痛苦，正在中国数以千万计的家庭中悄然地蔓延着，五千多万双留守儿童的眼睛，很难理解自己的亲生父母为什么要把他们暂时性地“抛弃”！这是一个复杂的中国式问题，已经被无数的学者、艺术家、慈善人士、官员等讨论好几年了，可是最正确的答案至今似乎仍然没有出现！但有人给这群特殊的孩子取了一个非常贴切的名字——“制度性孤儿”！

　　一间不到10平米的出租房，每天12小时的工作时间，每个月1500元的收入，这就是李惠仙在昆明的生活。尽管她每天都在想念自己7岁的儿子，但现实让她的儿子不得不沦为了全国5800万“制度性孤儿”中的一名。随着“用工荒”在全国大面积蔓延，人们也渐渐熟悉了“留守儿童”这个名词。如何“救救这些孩子”，已经成为我们在反思“用工荒”的同时必须考虑的更深层次问题。李惠仙

　　超市熟食区工作 儿子7岁 月收入1500元

　　把儿子接来过寒假却没时间陪

　　凌晨四点半，李惠仙为了不吵醒身边还在熟睡的儿子，缓缓地掀开了被子起身离开，尽量将身体从床板离开时发出的咯吱声降到最低，然后麻利地穿衣、洗脸、梳头。她时不时地转头看看躺在床上的儿子是否被吵醒，因为在不到10平米的房间里，李惠仙总是担心一点点声音都会被放大。一切准备就绪，李惠仙抬头看看挂在墙上的时钟，时钟是喜羊羊的造型，也是儿子最喜欢的卡通人物，但她一直都认为儿子坚持要的这个时钟并不划算。李惠仙从桌子上拿起头天晚上吃剩的半个馒头啃了起来，为了不产生多余的噪音，李惠仙决定不开火加热，用水咽下又冷又硬的馒头。

　　时间到了5点整，李惠仙最后看了一眼正在酣睡的儿子，走出房间从外面锁上了门。将一个7岁的孩子独自反锁在家里会被视为是种不负责任的行为，但在李惠仙看来，什么行为标准什么道德谴责根本不重要，她只知道她非常爱儿子，为了能和儿子多呆些日子，她不得不将儿子独自留在家里。

　　走下昏暗的楼道，天色依然黑暗，由于还没有公交车，李惠仙不得不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行驶在无人的街道上。李惠仙在昆明一家超市的熟食区工作，她的任务就是在超市开门之前做好豆腐，然后负责销售这些豆腐和其他熟食。为了要赶在超市开门之前把豆腐做好，李惠仙不得不在6点以前就开工，按照规定，她的下班时间是下午3点，从她出门到回家，最快也要12个小时。一想到这12个小时儿子得一个人呆在家里，李惠仙还是有些担心，不过更让她难过的是再过1个星期儿子就要回老家罗平上学了。

　　李惠仙的丈夫在昆明一家建筑工地工作，由于工作繁重每天只能住在工地上。相较丈夫来说，李惠仙超市的工作时间相对固定一些，她在南坝路劳动力市场对面的城中村里租了一间房，丈夫很少回来，她一般都一个人住。和其他进城务工人员一样，打工占去了她和丈夫一天中的绝大部分时间，对于照顾自己7岁的儿子，两口子实在没有办法挤出时间。更重要的是，就目前两人的收入，很难维持儿子在城里读书的开销。不得已李惠仙只能把儿子留在了老家罗平和她的父母住在一起。今年春节，李惠仙请了7天的假回老家看儿子，为了和儿子多呆些日子，收假后李惠仙趁儿子还在放寒假的机会，把儿子接到了昆明和自己住上一段日子。虽然还没等儿子醒来李惠仙就要出去上班，但下班后能看到儿子对于她来说已经是相当奢侈的事了。

　　儿子性格孤僻不爱说话

　　每天早上醒来后，张云吕只能一个人呆在家里，为了打发时间，他已经把整个寒假的家庭作业写完了。对他来说，和妈妈到昆明来生活一段时间并不是自己的意愿，他更愿意呆在罗平过寒假。

　　事实上，关于张云吕的一切都不是他自己说出口的，而是妈妈李惠仙替儿子说的。7岁的张云吕并没有什么语言障碍，但他几乎从不开口和陌生人讲话，就连在学校里，他也很少和同班同学交流。甚至春节李惠仙刚回老家见到儿子时，他也一句话不说，直到相处几天后，儿子才开始和她聊天。儿子孤僻的个性早就引起了李惠仙和丈夫的注意，他们也和儿子的外公外婆讨论过。但由于外公外婆年事已大，除了要照看家里的6亩田地以外，还要兼顾张云吕和另外两个孙女的日常起居，实在无暇顾及张云吕的教育问题，实际上，老两口也根本不知道该如何处理。“也许长大了就会好了。”李惠仙总是安慰地说，但每当看到别的孩子活蹦乱跳时，李惠仙就会担心起自己的儿子。每次过年回家，她尽量鼓励儿子多讲话，然而这一切都是徒劳，因为每当儿子刚刚打开心扉的时候，李惠仙却不得不离开老家到外地打工。

　　儿子的学习也不尽如人意，学校老师在张云吕的期末测评上写了“缺乏与人沟通的能力”的评语。作为母亲，李惠仙看在眼里急在心里。自从儿子3岁以后，李惠仙每年和儿子相处的时间从来没有超过1个月。短暂的相处尚且不能让母子俩之间顺畅地交流，更别说去辅导孩子的学业。有几次，李惠仙试图将孩子带到昆明上学，可看看自己都无立足之地，加上忙于打工没时间照顾儿子，最终也只能承受骨肉分离的痛苦。

　　在李惠仙眼里，儿子是她在外乡最大的牵挂。而对于儿子来说，李惠仙也许只是每年会带几件漂亮玩具给他的一位熟悉的陌生人。

　　夫妻为儿子放弃5000元工资

　　曾几何时，留守儿童成为了父母外出打工最大的动力，而现在，留守儿童却成为了他们外出最大的牵挂。三年前，李惠仙和丈夫首次离开家乡到浙江打工，“当时我们加起来每个月可以挣5000多元，这要比在昆明强多了。”虽然大部分钱都寄给了老家的父母和儿子，但这丝毫没有减轻李惠仙对儿子的思念。每个月的最后一天，李惠仙都会打电话回老家，一是想听听儿子的声音，二是想了解下儿子近来的学习情况。但每次打电话，不爱讲话的儿子总在电话那头支支吾吾，有时还小声地哭泣，这更是让在电话一端的李惠仙心急如焚。去年春节，由于买不到火车票回家，李惠仙两口子只能留在浙江过年，想到过年却无法见到自己日思夜想的儿子，李惠仙整夜都睡不着觉。最终，她咬咬牙买了一张全价机票飞回了云南，把丈夫一个人留在了浙江，为此两口子还大吵了一架。

　　经历了这件事后，李惠仙意识到自己不能离孩子太远。于是，李惠仙和丈夫决定放弃在沿海城市工作，留在了离老家较近的昆明。“我们刚从浙江回来的时候，那里的老板还打电话给我请我回去工作，并承诺给我的工资加到3500元一个月。我当时真的心动了，但为了儿子最后还是放弃了。”如今李惠仙为了增加和儿子相处的时间，每隔三个月就回老家一趟。这次把儿子接到昆明和自己一起住，应该也是多年来母子俩相处时间最长的一次了。“我希望能够引导他开朗一些，能和其他孩子一样喜欢讲话，喜欢笑。”

　　李惠仙也许并不知道，她的儿子是庞大留守儿童中的一个典型代表。和张云吕一样，很多留守儿童都是从年幼起就和父母长期分离，由于常年享受不到父母的关爱，多数留守儿童缺乏安全感，性格内向、胆小、自卑、不愿与人交流；更严峻的是，漫漫留守岁月使一部分留守儿童的亲情观念日渐淡薄。随着中国长期城乡二元体系的存在，一群“制度性孤儿”渐渐成为了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社会问题。

　　记者在福德社区的城中村走访时发现，像李惠仙这样的留守儿童家庭比比皆是。每年春节回家团聚成为了两代人之间唯一的情感纽带。而这些留守儿童的整个童年由于缺乏双亲的宠爱和引导，自然更容易产生这样或那样的问题。

　　此外，还有一个不能忽略的问题，如今出现的“用工荒”，有一部分原因也是来自这些留守儿童。就像李惠仙做出的选择一样，一些农民工宁愿在离家近的地方随便找一个工作，也不愿意到远离孩子的地方享受更高的待遇。目前，李惠仙最大的愿望是把儿子接到昆明和自己居住，这意味着她首先要解决儿子在昆明的上学问题，但是这个愿望什么时候能实现李惠仙自己也不清楚。

　　王中流

　　福德村开烧烤店 有两个儿子

　　从未动过出省打工的念头

　　曾带儿子来昆上学四处碰壁

　　大年初八，38岁的王中流和妻子简单地收拾了行李准备出发，这已经是他数不清第几次从老家宣威文兴踏上外出打工的脚步。和两个儿子及父母告别了多次，但还没走到院门口，还在上小学一年级的小儿子就撵了出来。

　　“次次都撵路，但没有办法。要好好读书就要留在老家，我们要想他们，就隔个两三个月回一趟老家。”王中流和妻子在福德村摆了个烧烤摊，妻子说，两个儿子现在一个上小学六年级，一个刚上一年级，其实他们夫妇俩也曾让孩子留在昆明上学，但确实没有办法。

　　自从1998年第一次离开老家外出打工，王中流就决意要让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大儿子刚刚出生，我们全家10口人只有6亩地，还都是山地。在家盘田一年的结果就是满足温饱。我们这辈子倒是可以这样啦，但是娃娃不能再像这样。”王中流说，一开始他到矿上给人挖煤，又苦又累不说，也挣不了几个钱。于是在老乡的介绍下，他只身到昆明打零工：“只要不犯法，样样活都干。后面娃娃稍微大点，我媳妇也跟着到了昆明。”打工还算顺利，但几岁大的儿子成了妻子最大的心病：“就怕他独自在老家想我们，又怕老人忙着种田管不好。”几经思索，两口子还是把大儿子接到身边。

　　把儿子接到昆明，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给他找个学校。但当时租住在马村附近的夫妻俩发现，想找个学校并非易事：“马村附近的小学校都看了，公办的学校要收借读费还有赞助费，我们也给不起那么多钱。有的学校就直接说已经满员了，反正就是拒绝收我们的娃娃。”几番打听，王中流只得将儿子送到了马村的一所文武学校：“这个学校是个民办的，好处就是可以住宿。我们平时也忙，学校能统一管理倒也不错。”而令他欣慰的是，儿子每次考试拿回来的成绩单都很不错。然而，一次放假领儿子回家的经历，让他一直以来认为儿子成绩好的现实彻底破灭。“我带儿子去看我们乡的一个小学老师家，一考他发现是一样也认不得。后来拿他们学校的卷子测了下，成绩差得都可以留级了。”王中流说当时很是气愤，第二个学期他就把儿子转回了乡里的小学，虽然很不愿意把孩子送回老家，但从现实情况考虑也只能这样。

　　去年下半年，安顿好两个孩子的王中流夫妇来到福德村租了个铺面开始卖烧烤，每天早上八九点开始准备，下午3点开门一直要营业到晚上一两点。“除掉每个月500元的铺面租金，还有租房300块，再还些以前做生意赔本的债，一个月剩不下多少钱。”王中流说，自己有修机器的手艺，如果到省外打工能赚不少钱，但他和妻子从未动过出省的念头：“我们这辈子就这个样子了，宁可少苦点钱也要培养好娃娃。现在两个儿子都在老家，走远了更是管不着了。”

　　田安芸

　　云南师范大学大二学生

　　父母跟着他来昆打工

　　两个娃上大学必须丢下庄稼

　　在福德村一栋出租房灯光昏暗的狭窄走道上，来给我们开门的是田安芸，他现在是云南师范大学大二的学生。虽说距离开学还有段日子，但他早早就离开老家来到了昆明。原因很简单，与父母团聚。

　　田安芸的父亲是寻甸县地地道道的农民，一家人靠着种地的收入，硬是把儿子供到了大学。眼看着田安芸的弟弟也要高考，父母扔下了庄稼地，到昆明打工。“父亲就找到了工地上做苦工，母亲也找了家餐馆当服务员。”田安芸说，去年他的弟弟考取了北方的一所军校，总算是了却了父母的一桩心愿，但是弟弟考军校时花费了好些钱，而自己现在读大学费用也不少。这让父母连春节都舍不得回家，宁可守在昆明赚点辛苦钱。“他们回不了老家，我就干脆也在昆明陪着。”田安芸说。走进他们家现在在福德村里租的这个房间，只有不到10平米，一张简易的大床、没有门的衣柜以及摆在凳子上的小电视机是全部的家具。这么多天来，他一直是一个人住在这里。

　　“因为我父亲的工作就是哪里有工地就驻守在哪里，而母亲工作的餐馆也是包吃包住。之所以要租这么个房子，就是希望一家人在昆明能有一个家可以回。”田安芸说，从来到昆明，这已经是他们租住的第四间房子：“拆到哪里搬到哪里，第一次在黄土坡、第二次在得胜桥、第三次在呈贡，如果这里拆了，不知道又要搬到哪里。但好在，不管怎么搬，我跟父母还是可以时常在一起。”

　　问诊用工荒

　　想留住农民工 先接收留守儿童

　　据全国妇联的调查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约5800万人，其中14周岁以下的农村留守儿童约4000万，近三成留守儿童家长外出务工年限在5年以上。由此，我们不能不提及问题的关键——农民工子女的入学问题。由于放不下留守儿童这个精神上的沉重“包袱”，又进一步桎梏了农民工外出打工的脚步。

　　在南坝人力资源市场，从省外来的招工单位不但工资比省内高出许多，包吃住提供保险的条件都十分诱人，但绝大部分的务工者都情愿留在省内打工。云南财经大学社会学博士谷禾认为，由于路途较远、费用高，务工者们肯定不愿意因为这个成本而放弃与子女团聚的机会。尽管农民工的待遇问题已越来越被社会各界所重视，但是难以真正打破的户籍门槛以及农民工子女的教育等问题，始终是农民工被边缘化的藩篱。于城市而言，他们如过客一般，始终难以找到家的归宿感。谷禾表示，对于本省企业尤其是服务业来说，要留住农民工，可以从待遇上下手，即配备相关的教学条件，从一定程度上解决农民工留守儿童的后顾之忧。

　　生活新报 记者 史惠芳 袁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