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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民营企业家子女拒绝接班不愿重复父辈老路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2月22日16:43 国际先驱导报

　　崇尚“走千山万水、吃千辛万苦、想千方百计、说千言万语”的中国第一代民营企业家如今正逐渐老去，谁来承接他们经过艰苦创业完成的原始积累？对于这些希望实现家族承的企业家来说，“接班”成了一个绕不开的话题。他们的下一代愿意继承父辈的资产吗？继承之后还会像他们的父辈一样热衷于盖厂房买设备吗？资本拥有者的个性和价值取向决定着资本的走向和属性，也将影响中国民营企业和民间资本的未来发展方向。

　　在新一代民营企业接班人眼里，吃苦耐劳已经成为口号，他们从小衣食无忧，大多有国外留学背景，价值观形成过程中受到的是所谓“华尔街精神”的熏陶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柴骥程、项开来发自杭州、福州 20岁的历双双目前正在杭州一所大学念大二，她算是典型的“民企二代”，父母在浙江台州市经营一家塑料模具厂。不过，在历双双未来的规划中，并未把“接班”纳入进去。

　　历双双说，希望以后能在一家外资企业上班，有一份稳定的工作，而不是继承家族企业。她亲眼目睹自己父母为家族企业打拼，脾气变得急躁，又总是早出晚归，对孩子的照顾十分有限，自己一旦成为家族企业继承人后，家庭幸福指数会大打折扣。

　　无独有偶，晋江佳乐美雨伞厂的老板肖清江告诉记者，在与儿子谈接班问题时，遭到了“断然拒绝”。他的儿子在美国留学读商业管理，认为传统产业经营太苦，没有前途。

　　随着一大批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开始创业的民营企业家年事增高，近年来，中国民营企业进入交接班高峰，巨量的民间资本也由此转手。记者在浙江、福建等民资发达省份采访中了解到，“接班”成了让第一代民营企业家多少有些头疼的问题。

　　父辈留下的空间太小

　　经过30余年的发展，以一般制造业为主体的传统产业产能饱和问题日益突出。在每个行业内部，龙头企业的位次格局已经基本奠定，后来者的创新空间十分有限。对于民营企业家来说，新一代不愿意接受传统产业，其背后是行业发展格局已定的现实。

　　“我们这些二代感觉压力空前巨大。”记者采访时，不少“民企二代”表示，压在他们肩上的，不但有是否接班、能否接班的压力，还有来自外界的种种质疑和非议，最重要的是必须要承担起企业的生死存亡。

　　1980年出生的宁波人和电池有限公司总经理许建光虽然从父亲手中取得了总经理的职位，但让他担心的是，接班后企业效益如果提升，别人认为是父辈功劳；企业如果平稳运行，别人认为二代不思进取，躺在父辈开创的基业摇篮里享清福；如果企业走下坡路，自己就会被认为是败家者。在当地，一位“80后”年轻人从父亲手中接过企业后，两三年间亏损数千万元，情绪十分低落。

　　“企业一直都是父亲一人独大，他听不得我们的不同意见。比如他喜欢买设备盖厂房，我更偏向于保证流动资金的充裕。这些矛盾不但在我们的工作中发生，还直接进入了我们的生活。”浙江锦港纺织印染有限公司董事长周丽含说。据这位刚刚接班的女孩子说，为了企业发展跟父亲拍着桌子大吵是常有的事情。

　　除了父辈的压力，在家族企业中，许多“一代”的创业团队是由亲戚组成的，企业内部有着许多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关系，这也让“民企二代”无所适从。

　　浙江工商联研究室主任周冠鑫认为，我国民营企业一直没有完成像样的产权制度改革，目前基本以家族制企业的模式存在，开放度很低。由于民营企业大部分从事的还是利润微薄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目前面临的最大矛盾就是老一代进一步创业创新能力已经不足，新一代接班意愿不强。

　　“海归一代”热衷资本运作

　　民营企业家与他们后代的分歧并非仅仅体现在“要不要接班”上。即便接班了，“民企二代”也不愿意重复父辈的老路。他们是衔着金钥匙出生的，大多完成了大学学历，许多人从小就被父辈送到国外求学，当今社会一个个资本神话和创业明星不断刺激着他们的神经。

　　恒安集团是福建晋江一家从卫生巾起家的日用纸业龙头企业，2009年集团销售总额已经突破100亿元，其核心产品的市场占有率稳居全国第一。恒安创始人许连捷的三个孩子从国外留学归来，却没有一个“子承父业”，而是一人拿着1亿元的资金寻找新的创业领域，成立投资公司。

　　浙江万向集团董事局主席鲁冠球也曾与其留洋回来的儿子鲁伟鼎在企业发展方向上产生分歧。如今，30岁出头的鲁伟鼎重点掌控企业的资本运作和房地产行业，而非公司主业汽车零配件制造。

　　泉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全顺介绍说，泉州的一些“民企二代”对传统制造业缺乏兴趣，更热衷于新的投资方式。他们已没有太多家族投资的局限，会通过资金与专业嫁接的方式，将资金交由专业的投资人运作，开拓新的投资领域。

　　浙江、福建两省人口众多、资源贫乏，在两地民营企业创业历程中，浙商是凭着“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不以利小而不为”创下如今的产业，福建人多年来则一直以“爱拼才会赢”的打拼精神自豪。浙商研究会执行会长胡宏伟说，在新一代民营企业接班人眼里，这些“传家宝”已经成为口号，他们很多是独生子女，从小衣食无忧，大多有国外留学背景，价值观形成过程中受到的是所谓“华尔街精神”的熏陶。

　　浙江慈溪一家化纤企业的企业主告诉《国际先驱导报》，他的儿子从澳大利亚学了商科回来后已经在企业上班近两年，但是从来没有下过一次车间，还经常抱怨：“你这么干已经老土了，我才不愿和这些农民工打交道。”

　　在福建晋江，早年恒安、七匹狼、安踏等一批龙头企业上市融回巨资，资本的优势让他们一下子将后来者抛在了背后。资本市场的“暴富”效应让不少民营企业家渐渐失去了做好实业的耐心，记者发现，“做上市”而不是做企业，已成为不少“民企二代”的普遍想法。在晋江一个以服装、运动鞋等传统产业为主的县城，目前的上市公司已达27家，列全国县级单位前茅。有当地干部就表示，上市无疑对企业发展大有帮助，但如此多的上市，不乏有急功近利之辈。

　　“如果不能靠技术创新推动经济增长，而是都来搞资本运作，就全社会来说就无太多建设性，只是将财富从一个口袋转到了另一个口袋。”晋江市经济发展局副局长林永红说。

　　让人担忧的“空心化”

　　在东部沿海地区，与新一代资本控制者们聊天，“卖商品不如倒资本”、“不求百年基业但求资产增值”，类似的论调不绝于耳。在近年来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赚钱效应”和一个个“创富神话”刺激下，“以钱生钱”的资本经营理念也开始影响他们的“父辈们”，越来越多原先以“实业为本”的民营企业家们显得躁动不安。

　　周冠鑫告诉记者，浙江省工商联对全省民间投资情况调查后发现，从2009年以来，浙江民间资本的固定资产投资远远落后于国有资本，2009年全年，全省限额以上固定资产投资中，国有及国有控股投资增长25.6%，民间投资只增长13.7%，其中以民营企业为主的制造业投资仅增长7.4%。“而且，房地产投资占总的民间投资35%以上，这意味着民间投资增长部分主要来源于房地产业”。

　　周冠鑫说，大部分大型民营企业的资本配比基本实现“三三制”，即主业、房地产、金融证券投资三分天下，后两块投资比例出现了越来越高的趋势，而且由于收益可观，进一步限制了民间资本对主业的投资。

　　宁波雅戈尔集团作为国内最大的服装类企业，被浙江资本界戏称为“最不务正业”的企业，目前其在房地产业和股权投资领域的投资比例和收益早已超过传统服装业。几年前，万向集团董事长鲁冠球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还对民营企业脱离主业“赚快钱”的行为表示不屑，如今，万向集团旗下的顺发房产公司在杭州市和全国各地全面出击，万向控股或参股的金融类企业超过10家，通过股权并购，A股市场也已经形成著名的“万向系”。而且，万向集团在资本市场的运作尤其成功，2011年年初，鲁伟鼎终于成为民生保险的董事长。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博士后、福建七匹狼控股集团执行总裁陈欣慰30出头，他目前专门负责集团的资本运作，他对记者表示，传统制造业企业采取这样的资本布局也是不得已为之。一方面，一般性制造业总体的平均利润在15%左右，劳动力、原材料等成本上涨和外商压价，加上人民币升值，几乎把利润抵消殆尽；另一方面，传统产业市场份额基本划定，扩大产能和市场布点未必就能增加多少市场份额。

　　除了大量资本从实体经济溢出，不少企业甚至把主业作为融资平台，从银行套取资金后投入资本市场博取高额利润。中国银行浙江省分行风险管理人员告诉记者，他们在对企业资金流向监控中发现，一些制造业企业贷款后，钱进入集团公司，再从集团公司流向房地产或其他领域，银行很难监控。

　　全国工商联常委、温州神力集团董事长郑胜涛对温州经济现状忧心忡忡，他说，温州已经不大有人愿意做实业了，金融危机期间停产企业大部分没有恢复正常生产，温州的产业“空心化”已经非常严重，“或许建立在空心化基础上的资本虚拟化也是温州人产业转型的一种方式。”

　　一些企业家则向浙江省工商联抱怨，现在政府动不动就提“重点推进现代服务业”，制造业某种程度上受到歧视，这对他们的子女也产生强烈的负面影响。

　　“不求占有，但求股权”

　　虽然“民企二代”不愿接班、不愿走父辈的老路带来种种问题，但是他们同样给民营企业带来新的变化。

　　记者在与新一代民营企业家交流中，很少能从他们口中听到老一代企业家们时常提及的“家国理念”和深沉的忧患意识，他们更多谈到的是如何资本运作，在商言商的“务实”一面表现得更为突出。

　　“那些虚无飘渺的事情不是我们考虑的，我们对资本负责，对投资人负责，把钱赚好就是对国家和社会最大的贡献。”温州金融港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黄伟健说。他不到40岁，目前手头运作的资金达到150亿元。

　　黄伟健告诉记者，不久前他参与组建了浙江省内规模较大的一家基金投资公司，“规模大概有50亿元左右，共同参与的有不少民企二代的领军人物。”他们希望通过资本纽带，把一群年轻的“接班人”凝聚在一起，“原先，不同企业都在各自行业里踽踽独行，如今做大了，完全可以通过强强联合，共同在资本市场上有更大的作为。”

　　黄伟健认为，第一代民营企业以人际关系为纽带，家族化倾向严重制约了企业向现代企业转型的步伐，究其原因，就是企业主抱残守缺，把企业牢牢拢在自己的“怀里”。实际上，企业根本不是自己的，年轻一代的想法更实际，“不求占有，但求股权”，这样才有利于放开眼界，把资本的效应发挥到最大。

　　家族企业的“后继任期”危机

　　国外家族企业的继任准备时间平均在5～7年之间，而浙江的家族企业继任准备时间只有2.88年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柴骥程、项开来发自杭州、福州越来越多的中国民营企业正面临“交接班”考验，不过，与“交接班”面临的种种问题相伴生的是，很多民营企业缺乏完整的“后继任期”计划。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副教授朱素英介绍，所谓企业的“后继任期”是指家族企业继任过程中，继任者已经进入、前任尚未完全退出的阶段。国外的家族企业往往有较完整的继任者训练计划，许多继任者在进入本企业之前要在其他企业工作和锻炼数年，进入本企业后，需要在许多部门管理的职位上历练，在锻炼能力的同时，增强对于企业内部人际关系和运营特征的了解和把握。

　　中国最大厨房用具生产商之一方太集团的董事长茅理翔介绍说，自己就曾经面临过交接班的问题，不过，他事先做了主动的计划性安排，让企业顺利渡过“后继任期”。

　　茅理翔说，他和儿子茅忠群的交接可以用“带三年、帮三年、看三年”来概括。1996年茅理翔与儿子进行了二次创业，首先将吸油烟机的新产品研发权交给了儿子，茅忠群提出了非常可取的新品取胜方案。1999年，茅理翔将营销权也下放给了儿子，茅忠群实行了营销体制改革，招聘、培养了大批营销第一线的经理。到了2002年，茅理翔将管理权彻底下放，真正进入“看三年”阶段。

　　但是，大部分企业家都没有给继任者留下足够的时间。根据朱素英所在的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创业创新与家族企业研究中心对浙江省家族企业数据库中的117家企业做的统计分析显示，样本企业的继任准备时间，平均值是2.88年，有53.8%的继任者在企业内的继任准备时间只有1～2年，其中更有18.8%的企业继任者没有继任准备过程就直接出任企业总经理，只有24%的继任者继任准备时间在5年以上。从继任者曾经担任的管理职位数来看，68.4%的继任者担任过1～2个职位数，只有31.6%的继任者担任过3～4个以上管理职位数。

　　朱素英说，与国外学者研究的继任准备时间平均在5～7年之间、继任者担任管理岗位数平均在7个左右相比，中国家族企业继任者的继任准备明显不足。

　　链接：“民企二代”最盼打破垄断

　　许多年轻一代的企业家对于父辈产业的传承，有自己的理念，但是对于政策的诉求，与父辈们的期盼没有区别。他们普遍对国家政策有“五盼”：

　　一盼政府尽快制定打破垄断的具体办法。

　　二盼垄断性国企不要再争抢新市场。

　　三盼降低垄断业门槛。

　　四盼金融服务组织携带大规模民间资本进入垄断业。

　　五盼垄断性国企别当裁判员。

　　链接：全球家族企业“富不过三代”

　　家族企业传承比例

　　第一代 100%

　　第二代 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