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红雷这样解释那场“大开放”的初衷：“当时一心想保证不饿死人，根本没想到跟香港人做生意违不违反中央规定之类的问题。”

　　当时，通过罗湖桥过境贸易的农民经常哼唱这样一首山歌：“小额贸易无日闲，家家户户都上山。草皮禾杆都有用，耕田好过去过番。”

　　另一方面，宝安县在文化开放上也成了先行者。李福林开始邀请中央、省、市的一些歌舞团到深圳戏院演出，以吸引港澳同胞前来观看。史料显示，当时戏院的广告甚至打到了香港，而香港的一些影视公司也开始走过罗湖桥，在宝安县取景拍摄电影。

　　事实上，就在60年代初期，广东省委领导曾在二沙岛面陈毛泽东，表达过对外开放的建议。但随着极左的泛滥，很快广东省委便以“打击投机倒把”为由，叫停了宝安县的举措。

　　其后，宝安县委抽调80人组成了工作队专门搞“四清”，把边境小额贸易、过境耕作探亲、“三个五”政策等，当作“慕洋、向洋、靠洋”来批。“大开放”的首倡者李富林也因此获罪入狱。

　　狱中的5年，这个老人被数次批斗，每天的伙食只是两小盘稀饭，两腿也出现了严重的浮肿，体重从150斤减到了90斤。但当年受惠于对港开放政策的一些宝安县百姓并没有忘记他，他们经常偷偷把做好的荷包蛋、瘦肉头送进监狱，并坚持呼吁解放李富林。

　　“每天吃饭前要跳忠字舞。你本来是哭的你都要笑，你吃饱没有，没得吃，你说吃饱的，都是吹的嘛。”廖红雷这样回忆“文革”时当地农民的生活状态。

　　1980年8月26日，修改了13稿的《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在五届人大第十五次会议上获准通过。《纽约时报》以节制的语调对此做出评论：“铁幕拉开，中国大变革的指针正在鸣响。”

　　宝安县的改革随之重启。过境耕作的农民将稻田改成种蔬菜，并建起了20万只的养鸡场。当时主导改革的宝安县委副书记李定事后回忆：“20万只鸡啊！按当时的规定，5只鸡就是资本主义，要不是中央支持，我都几千几万个资本主义了！”

　　很快，罗湖区的罗芳村、渔民村、渔农村等靠小额贸易发展起来的村庄都成了远近闻名的“万元户村”。

　　1984年，薄一波两次到罗芳村视察。已调任罗芳村村支书的陈天乐向薄一波汇报说：“我认识到的社会主义的社会应该是人民的生活大大地改善，过去我们体会不大，现在才是社会主义。”

　　这年年底的一个周末，离春节已经近了。正在罗湖区委宣传部办公室里加班的廖红雷接到了市委办公厅的紧急电话，他被告知罗芳村发现反动标语。

　　廖红雷慌忙骑着单车穿过黄贝岭、沿着坎坷不平的泥路往罗芳村赶，直奔村支书陈天乐的家里。

　　“罗芳人富起来了，感谢都来不及，怎么会有反动标语？”陈天乐皱紧了眉头。

　　俩人找遍全村，在一片快要倒塌的旧墙上发现了一个残破标语。果藤和青苔中间，依稀露出“坚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字样。他们很快把标语铲掉，还不放心，又刷了层石灰。

　　5天后，邓小平来到深圳，并视察了后来闻名全国的渔民村。过了很久，廖红雷才知道市委本打算安排邓小平多视察一个点，正是罗芳村。

　　“如果小平同志来了以种蔬菜致富的罗芳村，也许报纸就不会把深圳写成从一个小渔村发展起来的了。”廖红雷感叹道。后来他还写过回忆文章，专谈小平与罗芳村的“擦肩而过”。

　　1988年，据罗湖桥不远处的和平路上，一栋海关单身宿舍楼被用镜面玻璃重新包装起来。在这栋改装的写字楼里，搬进了一家名为万科的公司。

　　这一年的11月，还只有137名员工的万科首次参加土地拍卖，以2000万元的昂贵代价拿下深圳威登别墅地块，由此杀入房地产业。公司的老总叫王石。

　　回  归

　　据传，1911年罗湖铁路桥联轨通车的时候，桥中间留下了一条红色油漆线，作为中英双方的分界线。

　　如今在罗湖联检大楼的通道内，可以找到一条铝合金制作的铁箍，作为两地的分割线存在。

　　曾有游客在通关时双脚踩在铁箍的两侧，一边拍照一边念念有词：“这边是资本主义世界，那边是社会主义政权！”

　　尽管早已波澜不惊，但事实上，两种意识形态对立的氛围在罗湖桥头鲜明地存在过。

　　1953年，一个正在站哨的香港警察无意间走过了边界“中线”，最终被当做重要的外事问题由公安部报到外交部，并在周恩来的亲自过问下才获解决。

　　“老罗湖”李梓惠回忆，那时罗湖检查大队检查员的月薪是6元钱，远低于香港警察的工资待遇。仅仅相隔一片铁丝网的香港警察经常冲他们喊：“你们这群傻瓜，吃又没得吃，穿又没得穿，过来算啦。”

　　一位当年驻守在深圳河边的老边防战士还记得，每到周末，都能看到河对面的哨所上有直升机盘旋，然后有花枝招展的女人下来，半天后再由直升机接走，“我们的边防战士都是年轻的小伙子，所以要经常换防”。

　　五六十年代反特任务最重的时候，李梓惠因查获“帝国主义特务间谍”而成为新闻人物的次数就有72次，传说有香港的特务组织悬赏上万美元买他的人头。每天上班前，他都要把当天的党费交到妻子手里，随时做好牺牲的准备。

　　但罗湖桥毕竟见证着深刻的改变。

　　廖红雷说，过去我们穷，给香港人笑做“大陆灿”(1978年香港一部热播电视剧中，男主角阿灿是一个偷渡到香港的农村小子)，现在香港的亲戚回来喝茶，我们也可以开玩笑地叫他们“港灿”了。

　　陈天乐说，过去桥的那边像城市，这边像农村，现在反过来了，香港的边界还有一块禁区要保留农田，而大陆的边界则不再种田而改成“种房子”了。

　　张磊说，五六十年代要偷渡到香港很简单，看到有灯的地方游过去就行了，现在可不能这样子了，在深圳一跳下水，朝光亮游过去还是回到深圳。

　　这些罗湖桥历史的见证者，如今都已是70多岁的老人。而罗湖桥也同样在老去。

　　1985年，罗湖桥东侧建起一座全新的双层通道桥，成为新的罗湖人行桥。2002年，这座桥又改成现代化的密封式新桥。

　　2003年，由于防洪标准过低，罗湖铁路桥被分段拆除，并当做文物复建于香港新界。新建的铁路桥拓宽了40米，卧伏在深圳河上。

　　罗湖桥不再那么特殊，罗湖口岸只是深圳海陆空15个口岸体系中的一个。而相比于不足50米长的罗湖桥，深圳的年轻人们更乐于将长达5500米的深圳湾大桥视为新地标。

　　在历史研究者看来，罗湖桥不再是“唯一的一扇窗”，恰恰象征着“中国打开了整扇门”。

　　如今，每天从罗湖口岸过境的游客平均有25万人，相当于一个中型城市每天在桥上“挪来挪去”。宽敞干净的通关大厅里，也不再有等候过关的长队，短短15秒钟，刷卡、按指模、核对面部信息，就可以自助通关。

　　史载，明朝永乐年间，如今罗湖桥所在的位置上便有了一座石板桥，那时的深圳河还只是一条叫做罗溪的水沟。到了清朝，石板桥变成了木桥。直到1911年成为广九铁路的一部分之前，它都仅仅是这条内流河上一座不知名的小桥，两岸鸡犬相闻，百姓来往耕作，走亲访友。

　　100年后，罗湖桥轻轻转回了身。

　　(文中部分素材由罗湖区委宣传部及罗湖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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