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拐，铲除买方市场只能靠刑法

　　打拐，打拐，缘何越打越拐？

　　有人认为，原因在于买方市场的存在，这种存在使拐卖永远存在利益市场，打拐虽然越打越严，却难见其效。而究其根根源还在于刑法第241条的但书———将买方免责

　　法治周末记者 陈霄

　　22岁的女大学生白雪梅误信他人，一觉醒来发现已在一处偏远山区的农户家，村里的农民黄德贵花了7000元从人贩子手中买了她做老婆。

　　当天晚上，黄德贵在父母的呵斥和帮助下强奸了她，从此她被禁闭在家里，回家的愿望被拒绝，任何反抗都可能遭到谩骂甚至毒打……

　　发现真相的白雪梅开始一次次地试图逃出这个落后封闭的山村，却一次次地败在村里的庇护和外人的冷漠上。

　　最终通过一个小学生与外界取得联系后，公安民警到当地解救她。黄德贵的母亲以死要挟，村民围住警车暴动，民警最终不得不选择离开，虽然留言说一定会返回来解救，悲剧还是在第二天发生———白雪梅在自己的父亲被“丈夫”殴打时，毅然地拿刀刺了过去。

　　这是电影《盲山》的情节，却因其极具真实性震撼人心———导演历时两年到当地一一采访被贩卖妇女和刑满释放的人贩子。

　　电影留下的思考很多，其中之一便是，谁该为这样的悲剧负责？

　　受诘难的刑法第241条

　　农历新年初过，由微博掀起的新一轮打拐风暴便已风靡了整个网络。教授于建嵘在微薄上号召“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得到网友极大的响应，从而掀开了今年打拐的民间序幕。

　　自去年“宝贝回家”活动后，打拐再度轰轰烈烈地进入公众视野。而从去年开始引发的追问仍在持续发酵：是什么令打拐如此艰难？

　　刑法很不幸地成为诘难的出口。

　　推演的过程很简单：拐卖屡禁不绝在于买方市场的存在，这种存在使拐卖永远存在利益市场，打拐虽然越打越严，却难见其效。买方市场之所以持续存在，又在于长期以来只打拐卖一方不打收买一方，导致买方市场没有受到动摇。而打拐只打一方在于刑法第241条规定“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按照被买妇女的意愿，不阻碍其返回原居住地的，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收买虽入罪却可不被追究刑事责任。

　　结论出来了：刑法规定得不完善使得打拐至今形势严峻，甚至越打越猖獗。

　　用于推演结论的全部都是事实。

　　公安部副部长张新枫曾公开表示，“庞大的、需求旺盛的买方市场，是导致拐卖犯罪屡打不绝并且不断发展蔓延的根本原因”。

　　上述说法得到了一些学者的认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王大伟在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表示，近年打拐虽然打得严厉，却难在买方市场一直没有取缔，“导致罪恶不能从根本上扭转”。

　　实践中，对收买一方的打击确实很少上升到刑事处罚角度。长期在打拐一线的民警李照海坦承，从所办的案子来看，一般对收买一方都是以思想教育为主，不再追究法律责任。

　　“收买一方一般都是贫穷的农民，他们对买来的孩子都很好，甚至自己舍不得吃穿，也要把孩子养好。”他指出，目前刑法的规定在现实中操作起来也有一定困难，比如是否虐待了儿童，难界定也难取证。

　　广州警方也阐述了相类似的情况，“为了鼓励收买儿童的父母提供破案线索并鼓励他们将孩子主动送还，绝大多数‘买家’都免于被追究”。

　　第241条“但书”条款背景

　　刑法对拐卖犯罪的规定源于199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惩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的犯罪分子的决定》。

　　决定把收买妇女、儿童列为犯罪，但同时规定，按照被买妇女的意愿，不阻碍其返回原居住地的，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

　　刑法1997年修订时，沿袭了这一规定，这就是现行刑法第241条但书的由来。

　　著名刑法学家高铭暄告诉《法治周末》记者，当初立法作出上述规定，是综合考虑情、理、法的产物。

　　“收买妇女儿童的一般都很穷，娶不到老婆或者想要男孩传宗接代，不是弱势群体就是历史陋习的受害者，最初都没有把他们当成犯罪人员，后来入罪了，但对他们处于重刑也不合适，立法者是考虑了情理和现实的。”高铭暄表示。

　　立法也考虑到对妇女儿童解救工作的艰巨。“有些村落，家族势力很大，全村都保护收买人，阻挠警察解救，为了使解救工作顺利好办，也有考虑。”高铭暄说。

　　对于现在要求将收买一方像对拐卖一方同样严打的呼声，高铭暄表示反对，“拐卖是重罪，收买是轻罪，不能相同对待”。

　　“刑法第241条不能改。”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黄京平也持同样看法。他对《法治周末》记者表示，他坚持的原因在于对现实公安解救工作的考虑，“其实跟绑架罪最低刑期下调是一样的道理，保护被害人权利，现实中解救工作非常艰难，这是谈判的一个砝码，刑法调整不是一味地加刑。”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王大伟则有不同看法。他认为，“狠打不仅要对拐卖者，对收买人也要加重处罚力度”。买方市场如果没有根本取缔，犯罪难以得到有效遏制，“有人主张不知情的收买人可以免责，我也不赞同，既然有买卖，怎么可能不知情”？

　　据王大伟介绍，国外的拐卖妇女儿童犯罪，都是将拐卖和收买行为同等对待的。“明知他拐卖你却购买，实际上就是共犯，怎么一个有罪一个免责，说不通。”

　　处于公安系统，他也了解解救工作的艰难，“实务中往往还是收买有理了，经常还围攻公安”，但“我们强调打防结合，标本兼治，这不是一句口号”。

　　问题在法律执行

　　广东省河源市民张先生的小孩2009年被拐卖到一个山村，几个月后被警方解救。

　　当记者后来到村里探访，问及村里可有人领养小孩，村民回答不知道或者干脆回避。去收买人家里，只做了孩子七八个月母亲的村民说，仍然时时想起这个喝了十几箱牛奶的小孩，每天想到他还是会哭，并向记者索要小孩的照片留作纪念。

　　收买人的哥哥对记者说，“抱一个小孩，出钱的话，不会坐牢的，应该不会的。儿童不能够买卖，小孩可以。儿童就是六七八九十(岁)啊，小孩就是三四五(岁)”。他的这种想法在村民中具有广泛代表性。末了，他还提及，孩子在自家住了这么久，现在被带走了，人财两空，孩子的家里或者政府能不能补贴一下？

　　高铭暄也一直在跟《法治周末》记者强调打拐是个社会问题，光靠刑法不行，“不能说现在拐卖犯罪多了，就要把收买与拐卖同罪严打”，同时他也毫不掩饰他对收买者的同情与理解。

　　2007年，国务院发布《中国反对拐卖妇女儿童行动计划(2008—2012年)》，将打拐行动扩展到多部门参与，到2010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下发的《关于依法惩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意见》，明确列举了7种追究收买者刑事责任的情形，意见中那句“要注重铲除‘买方市场’，从源头上遏制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掷地有声。

　　正如公安部刑侦局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办公室主任陈士渠所说，“从办案情况来看，买主都有违背被收买妇女儿童的意愿，阻碍其返回原居住地的行为”，要追究起来都难逃脱，这恰恰印证了高铭暄对记者说的那句话，“刑法第241条规定得没问题，问题在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