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定的阶层分化和社会结构，会把某些人“钉死”在贫穷的位置上，使他们无法摆脱贫穷。这样的“钉死”作用也叫做“社会排斥”，对抗社会排斥的方法是建立公民身份。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桑德尔在关于道德正义的课程中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选择的困境。一辆火车在驶向铁轨终端时制动失灵，由于没有逃避的空间，正在终端处工作的5位工人难免一死。好在司机还来得及改变方向，驶入另外一条岔道。然而，岔道尽头也有一位工人在工作；一旦列车驶入，他将必死无疑。

　　桑德尔提出的问题是，任由事态在既定轨道上发展，会死亡5人。努力改变事态，则会导致另外一位不相干的人死亡。那么，什么是正确的选择？或者说，哪一种选择，是正义的？桑德尔并没有给出答案，实际上也没有所谓的正确答案。但是他要求每个人都作出选择，然后为自己的选择给出合理辩护。

　　现在我们在生活中也碰到一个完全真实的选择困境，并且在网络上引发了激烈的争议。它就是，应不应该全面禁止未成年人乞讨？要说明，如果是未成年人离开家庭流浪乞讨，那么已经有救助站提供帮助。如果是拐卖利用儿童乞讨，那么它是公安机关要打击的犯罪行为。然而问题在于，很多时候是父母或者亲人带着孩子乞讨，这在法律上并无明文禁止。

　　可以按照桑德尔的方式，将问题与争议简化表述如下。如果我们放任儿童乞讨现象存在，由于总会有人施舍，便会诱发更多的儿童乞讨。这当中还可能隐藏各种犯罪行为，例如拐卖与虐待，并留下严重的社会后患。这相当于放任列车行驶，将会有五个人被撞死。

　　另一方面，如果我们采取行动，全面禁止未成年人乞讨，这就相当于司机改变方向。在实际上，这意味着需要出动警察清理街头，还要有庞大的救助系统。人们担心，这势必加大财政负担，摧毁最贫穷者的谋生手段以及他们的隐私、自由和人格尊严。这好比说，列车一旦改变方向，会有另外一些生命的死亡成为代价。

　　还要记住，我们已经在列车上，列车没有制动闸。就算我们什么都不做，事情已经发生，后果必定出现。每个人都是司机，回避、无视、不选择，本身就构成选择。

　　我自己的态度是，赞成和支持全面禁止儿童乞讨。基本的理由在于，我不认为乞讨是儿童的一项自由和权利。相反地我认为，不靠乞讨而生存，才是儿童的基本权利，也是儿童生存权的基本内容之一。这个理由，主要不是来自于经济学，而是来自于另外一个领域，叫做“社会理论与社会政策”，特别是其中的“公民身份”概念。

　　依据“公民身份”概念，贫穷现象与阶层分化和社会结构相关，仅仅靠市场经济难以消除。这是因为，特定的阶层分化和社会结构，会把某些人“钉死”在贫穷的位置上，使他们无法摆脱贫穷。这样的“钉死”作用也叫做“社会排斥”，对抗社会排斥的方法是建立公民身份。公民身份概念意味着，人的基本生存条件与个人尊严，不依赖于商品经济以及市场运行。比如说，一个失去劳动技能，无力支付医疗市场价格的病人，仍然有权利要求基本医疗以及有尊严的照料。因此，公民身份具有“去商品化”的属性。

　　公民身份概念能不能够无条件地应用于每一位成年人？这在福利国家的实践中引起过很多争议。但是，将这个道理应用于儿童，则没有根本性的争议。儿童缺乏行为能力，当贫穷家庭无力支付营养品与教育的价格时，会令孩子陷入“儿童贫穷”。他们成年以后，会缺乏积极参与社会生活以获得改善的条件和能力，从而被固定在贫穷位置上，形成贫穷的代际传递。这样的贫穷螺旋是个人无力对抗的，所以它是一种社会排斥。

　　中国把计划生育作为国策，还有九年义务教育制度，以及禁止使用童工的规定。在这样的法律政策体系下，如果还把乞讨为生看做是儿童的自由和权利，无论在法理和伦理上，都根本说不通。不要忘记，计划生育不仅包含“生”的内容，而且包含“育”的内容。保证每一个孩子不乞讨而生存，无论如何都应该是计划生育政策的题中应有之义。

　　将不乞讨而生存确认为儿童的基本权利，必然要求家庭、社会以及国家都采取行动，提供条件。所以，这是一项积极权利。要承认，条件是否具备，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然而我相信，半个世纪之前福利国家已经能够做到的事情，今天的中国只要肯努力，应当也可以做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