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西客站，22岁的河南小伙子曾祥果农民工接受CRI记者采访。他在北京一家餐厅打工，此前还去过广东和内蒙古等地，他的梦想是在北京开一家餐馆创业 摄影：张一夫

　　北京六里桥长途车站，来北京打工的甘肃小伙张志杰接受CRI记者采访，增长见识、积累阅历是他来北京的最大目的 摄影：任杰

　　2011年的春节和立春紧挨着，过完春节就是春天了。初春里，中国农村数以亿计的农民工即将或已经奔向了各个大中城市，为梦想而艰辛奔忙。

　　中国经济三十年余年的快速发展离不开数以亿计农民工的贡献。在中国人印象中，憨厚、老实、默默无闻的那一代农民工们已渐渐老去，他们从农村走了出来，为城市的建设与发展贡献了自己的汗水与心血，年老又回到了农村。几十年劳动的积攒，他们为家人盖起了新房，供儿女们完成了学业。

　　今天，他们的儿女怀着更大的雄心，踏入了父辈们曾经建设过的城市。这群人被称为“新生代农民工”。他们的数量，达到了1.4亿，超过了中国农民工总数的六成。

　　相比父辈，新生代的农民工们享受了更系统的教育，有着更宽阔的眼界，也迸发出了更多想法。开拓眼界是他们的追求，成就事业是他们的梦想。有人认为他们不像父辈那样坚毅沉稳。但是，在他们自己看来，既然已经选择离开乡村与田地，那么，就应当学会像城里人一样去生活，去打拼。 

　　他们不愿像父辈一样，把汗珠子砸在田地里，一辈子和庄稼打交道；他们不像城里的孩子，有过硬的文凭和城市生活必须的“资本”。他们辛苦打工，收入微薄，尚未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之内；即便四处碰壁，也要漂在城市里。在信息时代，他们不落伍，甚至充满“野心”，很多人崇拜沃伦•巴菲特和比尔•盖茨，梦想有一天功成名就，成为响当当的人物。

　　——他们是中国1.4亿的新生代农民工。

　　城市不是驿站 “市民化”仍是梦想

　　2月13日，农历正月十一，春节的喜庆味儿还没散去，在老家的周强接到电话——公司马上要搞几场大活动，催他尽快回深圳来。

　　周强今年22岁，老家在中国中部河南省濮阳市的小乡村，那里世代以农耕为业，方圆十几公里，找不到一家工厂。

　　去年秋天，初次来到距老家1800公里远的深圳，他便确信，自己做出了一个正确的决定。比邻香港的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后迅速兴起的现代化城市，置身于这座高楼林立、灯火绚烂、随处都是年轻人面孔的大都市，周强一下子就迷上了这里的喧嚣和繁华，成为了深圳上百万年轻农民工中的一员。他说：“(深圳)这地方的确比想象中的好，整个城市交通什么的都方便。人家都说，挣钱去南方，我一来就喜欢这边了。”

　　和村里许多同龄人一样，上初中时，周强和哥哥就在假期里外出打工，那时候，他才不满16岁。中专毕业后，他开始闯荡社会。来深圳前，周强去过两个城市，分别在钢铁厂和电子元件厂干过，呆的时间都不长，原因是“住在郊区，日子太平淡”。尽管在深圳拿的工资没有以前多，但终于嗅到城市气息的他，却一点儿不后悔。

　　在中国日益现代化的大城市里，像周强这样“根在农村、漂在城市”的年轻打工者，被贴上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标签。这个称谓始于2010年初，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当年的“一号文件”中首次表达了对这一群体的关注。据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最新统计，中国新生代农民工已达1.41亿人，占农民工总数的60%到70%。      

　　这群出生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甚至九十年代的年轻人，在急速转型的中国社会，扮演着不容忽视的角色，成为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新一代产业工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王春光告诉本台记者，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陆续进城打工的第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少有务农经验，教育程度高，接触信息多，有着更现代的观念和意识。王春光告诉记者：  “第一代农民工更多是在外面赚钱，再回农村把家养好，把子女养好。新生代农民工没那么多负担，更多的是外出见识社会，增加阅历，拓展眼界，甚至更多人是不喜欢农村的生活，就喜欢现代化城市的生活方式，所以要离开农村。”

　　尽管期许很高，但由于学历低，技能弱，以及城市人天然的“排斥”，新生代农民工们很难进入高端产业，不得不在低工资、高强度的劳动密集型行业中打拼。

　　眼下，周强在一家只有十几人的广告公司打工，主要业务是给商业活动、文艺演出做舞台灯箱的布景。公司管吃管住，每月保底收入900元人民币，比深圳的最低工资标准还低。算上提成，也才只有1500元。忙起来的时候，他不分黑夜白天地“连轴转”，经常是后半夜才回来，歇不上一会儿，一大早又得出发。他签的是临时用工的劳动合同，随时可能被解雇，很多苦闷只能憋在心里。他说：“我们这几个一块干活的，经常干活干累了，就有怨言，(比如)‘什么公司啊，白天晚上都干活儿’。(可)说说也就罢了，该怎么干，还得怎么干。”

　　尽管隐忍，但与老实、懦弱，甚至被拖欠工资都不敢吭声的第一代农民工相比，周强和同伴们多了一些勇气。去年，一位同事搭展板时，摔成了骨折，公司仅出了1000元赔偿。此后，周强开始注意保护自己，坚决不干登高爬梯的活儿。另外，如果觉得这阵子工作强度太大，他和同事们会瞅准时机，跟老板讨价还价。老板会视情况在工资里加100到200元钱。周强说：“如果不满，就直接去找他(老板)去。工作这么长时间，可以给我们加一些工资的。你必须让他看到你的想法，大概要他涨多少，你得跟他说。”

　　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和制造业的逐渐内迁，“民工荒”现象开始在中国东南沿海城市露头，新生代农民工的博弈资本似乎厚实了一些。但在没有“安全感”的城市里，周强们捍卫自己权利的手段却依然少得可怜。

　　与那些年轻的同伴不同，在物质生活极度发达的深圳，周强没沾染上任何“奢侈”的消费嗜好。至今，他没看过一场电影，没去过一趟歌厅，没换过一部手机。这位懂事的小伙子每月都准时给家里寄钱，只留下400元钱生活费。为节省路费，他每年只回一趟家。他没交女朋友。而如果在老家，这个年龄的他早该考虑娶妻生子的问题了。

　　他最爱去的地方，是离住处不远的莲花山公园，那儿不收门票。灯火阑珊时，从山顶俯瞰流光溢彩的深圳夜景，他心底总是涌起无限向往，不知什么时候，自己才能在这里扎根。周强跟记者说： “深圳有钱人特别多，(看他们)有一种仰视的心情，总感觉比人家矮一截。最便宜的两室一厅也要200多万，自己要赚多少年，才能赚够这些钱……”

　　看不见的身份、财富和权力壁垒，把周强阻隔在这个身处其中、朝夕相伴的世界之外。即便如此，他也不想像父辈那样，回到乡下，拾起农具，过那种安稳得能望见30年后的生活。 “我现在不喜欢种田，在外面挣一个月的工资，都比种地强。”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王春光分析认为，像周强这样的新生代农民工，实际上处于脱离了农村，却又融不进城市的“半城市化”状态中。在中国超过1.4亿的新生代农民工中，保守估算，30%以上的人面临着同样的尴尬和困惑。王春光认为： “他们不知道，自己找对象在哪里安家。他们对未来有不确定性，(对未来)觉得很恍惚，有一种恐惧。择偶、就业、交友、对于自己未来事业的规划等等，这些都(给他们)产生很大的挑战。”

　　没事的时候，周强喜欢读报、看电视，偶尔也上上网。他关注深圳的每一点变化，把自己当成深圳人。不过，在这个度过青春、流下血汗的地方，他没有社会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这些城里人看来理所应当的权益。他特别盼望，政府能给他这样的外地打工者多谋些福利。“应该多关注一些外来务工人员，给他们福利什么的方便一点。比如，住房、坐公交什么的(要便宜些)，政府可以在医院给外来务工人员设立一些(看病)比较优惠的地方。毕竟都是打工的，都想省一点钱。”

　　在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王春光看来，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困境，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城市要对新生代农民工开放公共服务平台，逐步解决他们的职业培训、子女入学、社会保障、法律维权等一系列问题。企业要改变短期性雇工行为，建立稳定的就业渠道，让年轻农民工建立对未来的良好预期。而维护农民工权益的工会组织也亟待壮大。

　　最根本的举措，则是要在全国范围内打破“城乡二元”的户籍结构，在城市化过程中，让农村人口自由进入城市，享受到平等的公民待遇。王春光认为，这是中国社会必须面对和解决的一大课题： “我们的社会发展必须有公平、公正、平等的价值理念。现代国家必须让每个人享受同等的公民待遇。农民工城市化是必然(趋势)。这批年轻人如果真正融入城市，(就会)给当地发展注入了很强活力。我们应该保护他们的奋斗精神和活力，这是我们国家发展的可持续的人力资源。”

　　这位专家强调，基于中国目前高速增长的经济实力和稳定的就业趋势，现在，正处于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战略机遇期。

　　事实上，2010年伊始，中国最高决策层的“一号文件”已经明确提出，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让他们“市民化”。

　　尽管目前生活得不太如意，但周强一点儿也不气馁。他从小就崇拜沃伦•巴菲特和比尔•盖茨，梦想着有朝一日，创造出一份属于自己的事业。周强和记者说：“这个公司)看人家怎么搞(活动)，学好之后，我就想，在我们那边(老家)能不能搞起来(这样的业务)。”

　　2月15日一大早，随着如潮的人流，周强挤出深圳火车站，阳光打在脸上，眉宇间闪烁着年轻人特有的朝气。街道上穿梭的车流，让他熟悉又陌生。听新闻里说，南方的“用工荒”正在加剧，未来三年，中国面临2000万的农民工“缺口”，他盼着老板能加些工资。

　　新一年里，他可能会考虑换一份工作，但却不想离开：“如果现在离开(深圳)的话，有点遗憾。”

　　在大城市里站得更稳当

　　正月初八，北京的上空终于下起了入冬以来的第一场雪。经过了几天的相对清静，北京各大交通枢纽再一次忙碌起来。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拖着大小行囊，步履匆忙地在人潮中穿梭。人群当中有不少来北京打工闯荡的年轻人，不管他们家在何方，不论他们梦在何处，新一年的奔忙和打拼就迎着纷纷而降的春雪，开始了！

　　坐了24小时的长途客车，甘肃小伙张志杰走下车的时候先伸了伸腰杆，接着往公交车站走去。2009年，在朋友的介绍下，张志杰来到北京一家银行做保安，一个月工资1500元人民币，外加600元餐补，住在单位提供的宿舍里。省吃俭用的小张每个月都能往老家寄回一千块钱，贴补家用、供哥哥念书。小张说，自己现在打工赚得虽然算不上多，但跟20年前他父亲在陕西挖矿的时候相比，赚钱容易多了。

　　22岁的河南小伙子曾祥果穿着一身休闲西装、拖着一个拉杆箱，一脸自信地走在北京西站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初中毕业之后，曾祥果去四川学了一手川菜手艺，先后去广东、内蒙古等地打工，最后辗转来到北京，在一家餐厅做厨师。过年期间，他听到一个好消息：一开春，老板就要加薪了！这意味着他一个月的工资可以突破3000元了。曾祥果说，虽然现在的生活成本在不断提高，但自己的薪水也眼看着涨了上去。他说，跟老家相比，城市里总是有更多更好的机会，趁着年轻，一定要大胆地尝试。

　　近些年，像张志杰、曾祥果这样的“80后”，甚至是“90后”农民工如雨后春笋一样活跃于各大城市的各行各业，“新生代农民工”是属于这些年轻人的集体名词。与其父辈不同的是，他们接受了较为系统的教育，上完学就进城打工，相对而言，对农业、农村、土地并不那么熟悉，对农民的身份并不那么认同。同时，他们在城市里体会着信息和资讯的发达，享受着便捷的交通。在城乡一体化进程加快的今天，他们融入城市的渴望更加强烈，对于个人的权利和前途命运有着更明确的主张。

　　许多大型城市近两年出现“用工荒”，因此，“新生代农民工”的打工收入屡屡上扬；随着房地产、物流等行业的火热发展，凭着手艺干活的装修工、吃苦耐劳的快递员等，更被各个公司争相录用，他们的薪水甚至不亚于企业“白领”。

　　张志杰说，从去年开始，他工作的银行开始给他上缴养老金保险了，自己的权益逐渐得到了保障。但小张并不想把保安这个工作坚持到底。一直以来，汽修行业是他熟悉并向往的工作，自己以前还曾在甘肃老家做过汽修学徒。他想趁年轻把这门手艺学精，有一技之长在手，心里会更踏实，在这个大城市里会站得更稳当。

　　而在曾祥果眼里，北京是他最喜欢的城市，他不想轻易离开这里。他期待有朝一日可以开一家属于自己的餐馆，实现自己的“老板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