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居二线的省部级官员们依旧在发挥特长。图中左一为十一届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李肇星，他同时也是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新闻发言人。 （CFP/图）

　　省部级高官如何“退居二线”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马昌博

　　每年的一到三月份，都是中国的高官“政治季”。此时地方和全国两会接连召开，省部高官们代际轮换。

　　大部分的正省部级官员在卸任党政职务“退居二线”时，都会归于全国人大或全国政协。只是因为民族、资历、此前的专长和卸任时机不同，路径亦有区别。而上述种种，皆在中国组织人事规则之下，多年来早已颇有规律。

　　鉴于大部分的卸任正省部级高官，尤其是地方大员，都是前往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往往是卸任的中央部委副职官员，所以本报也就只分析前者。

　　虽说“退居二线”，但对少数省部高官来说，反而是新起点。一些本身就是少数民族干部的自治区主席或者自治区人大主任会获得副国级的副委员长职位。比如这一届的副委员长司马义·铁力瓦尔地，此前是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政府主席，2008年直接从正部级获选升任；而蒙古族干部乌云其木格此前是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主席，已经连任两届副委员长。

　　从历届的数据分析看，诸如藏族、蒙古族、维吾尔族、壮族等少数民族自治区的政府主席或人大主任都有机会晋升为副委员长，这显示了全国人大作为最高立法机构，对民族平等的重视。历史上也曾经有上述四个少数民族官员都获任副委员长的情况。此前被判处死刑的副委员长成克杰就是壮族，升任前为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主席。

　　从近两届看，全国人大秘书长也开始由一名副委员长兼任，上一届担任此职位的是国家经贸委主任出身的盛华仁，而本届则是原山东省委书记李建国。国家经贸委主任和山东省委书记都是中央或地方上的重要职位，李建国此前担任过陕西和山东两任省委书记，可谓老资格的高级干部，由此亦可看出此职位人选的一些端倪。

　　除了上述特例，剩余的正省部级官员，大都分布在全国人大的9个专门委员会中担任主任委员或副主任委员。

　　在全国人大的前省委书记明显比前省长多——因为地方大员中，以省长位置直接退居二线的官员是少数，大部分省长都升任到省委书记或者调任部委。

　　9个委员会中，有些特别的是法律委员会。因事关最核心立法，其主任委员往往都是有专业水准的高官，而非由普通党政大员充任。本届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全国人大常委会下属负责具体立法事务的部门)的原主任胡康生，而上一届亦是原国务院法制办主任，副主任委员则多为原中央部委官员。

　　剩下的其他专业委员会，原部委高官基本是按照专业分布，地方大员则各有千秋。

　　比如，众多的公安部(多为正部级的副部长)、最高法(多为正部级的副院长)、国安部等强力系统高官获任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但有意思的是，该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则是非强力系统出身的高官担任，这两届是原国务院副秘书长(正部级)和原重庆市委书记。

　　财经系的高官们多进入了财经委员会，而诸如科技部、信产部、体育总局的高官，则齐聚教科文卫委员会——要提及的是，原卫生部部长高强，因为此前长期在财政部任职(官至副部长)，所以去了财经委。

　　外交部和中联部的很多高官自然到了外事委员会，现任主任委员是原外交部长李肇星，这也是地方大员最少，成员最有专业背景的一个委员会。

　　地方大员们的分布考量更复杂，但也基本按照专业或者地域。原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曾经任职新闻出版总署署长，他如今在教科文卫委员会。而四川、山东、吉林这样的农业大省大员则分到了农业和农村委。广东和福建的卸任高官们，因为地处侨乡，多在华侨委。

　　民族自治区的少数民族干部们自然大多在民族委员会(自治区政府主席或者人大主任)，一般来说，该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也会是少数民族干部。而曾在民族地区任自治区党委书记的汉族干部也经常位列其中，不过往往是副主任委员。

　　另外要注意的是军队退役的高级将领们，几乎每个委员会都会有一个退役的上将。

　　值得一说的是，若论对政治现实的了解，确实要数这些官员。原来的地方大员们此前对中央各种法令政策可能有不同看法，但大多是“场外”议论一下。如今进入人大常委会，积压多年的块垒有了抒发的最佳渠道——所以在讨论法律草案时，对草案里种种可能不合实际的规定诟病最多最直接的往往是他们，这对法律的完善，也颇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