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东陵被盗案：田野文物保护现状

　　从2010年10月20日临潼区斜口派出所接到秦东陵一号陵园一号墓被盗的报警信息，到11月11日9名犯罪嫌疑人落网、11件被盗文物追回，前后不过20天的时间。现场遗留的一个写有姓名的医院CT片专用塑料袋成为警方寻找犯罪嫌疑人的关键线索，也让这次顺利破案多了运气的成分。秦东陵文物管理所所长高海锋欣慰之余更多是忧虑：20多年默默无闻的秦东陵突然全国皆知，人力、财力皆匮乏的文物保护现状将面对更多盗墓者贪婪的目光，防不胜防，“不是每回都有这次的好运气”。

　　记者◎贾子建

　　被盗的王陵

　　即使路边田地里矗立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秦东陵”的石碑标志，在普通人眼里，这里看起来和陕西半山区的任何一片农田也没有任何区别。骊山西麓，原本平缓的坡地在地质作用和梯田开发的背景下成为被山梁和沟壑分隔成的一片片田地。早春时节的田间小路没人过往，路边的水渠干涸着，石榴园还没有任何回春的迹象，只有石碑东侧微微隆起的山梁因为种着冬小麦而满是绿色。“那个山梁就是被盗的一号陵园一号大墓。”石榴园的主人、房子距离山梁仅百米左右的范庄村民王经权对本刊记者说。王经权还是秦东陵文物管理所聘请的村民文保员，专门协助文管所看护一号陵园。在他指点下，眼前的“山梁”逐渐显出与周边景物的不同：“你看它有坡度，而且坡很平缓圆滑，像鱼脊背一样，那是原来封土还残留的顶部，下面就是墓室。”

　　盗洞就开在山梁顶部，虽然已经被公安机关填堵，但位置并不难找——案发后办案人员、考古研究人员和各路媒体踩出的小路指出了方向。盗洞所处的棉花田翻过土，还没有耕种，地上清晰地留着一个直径1米左右的半圆形轮廓。“真正的盗洞也就只有70厘米乘50厘米大小，够一个不太胖的人上下，填埋时地面上的浮土显得面积变大了。”10月20日盗洞被发现时的情景，大学毕业刚工作一年的文管所工作人员郝娟向本刊记者回忆时，仍然记忆犹新。

　　郝娟说，10月的一号墓附近是与现在完全迥异的一番热闹景象：山梁上种的玉米和附近的石榴正在收获，棉田已经长出白色的棉桃，但还没到收获时间，田间小路上时时都是来往忙碌的人，山梁上的玉米地是最好的藏身所。“10月8日巡查时高所长第一次发现了一根十几厘米长的锯条，我们也不敢确定是不是来田里的农民掉的，就只跟区文物局汇报了情况，没有报案。高所长则把那根锯条半截插进了土里。区文物局让我们再观察几天，但接下来的一周都没有什么新发现。直到19号，高所长和我又去巡查时发现，插在土里的锯条不见了，并有新土出现。”

　　农忙时节也会有土地翻动，高海锋仍然不能确定，就在附近踩了一个很特别的脚印。第二天，脚印不见了，而且现场还发现了一部对讲机。“这下坏了！”高海锋再不敢耽误，立刻向区文物局汇报，并向斜口派出所报了案。高海锋告诉本刊记者：“报案时，我都没找到盗洞在哪。”民警到达后才在紧邻玉米地的一片棉花地里发现了盗洞。洞口下1米处有铁条支撑，上面用装满土的编织袋堆积盖土掩饰，其中一个编织袋内还装有粗细两条长约30米的线绳、菜刀、手套和塑料软管。盗洞壁上还有一条长30多米的电线和插头、插座、鼓风机等设备。“即使踩在上面都不会感觉脚下发空。他们还像铺草皮一样从别处移过来一块农作物盖在浮土上面，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来。”盗墓团伙的技术装备和“专业”素质让高海锋感到不可思议，他告诉本刊记者，“他们还有方便晚上观察情况的红外夜视仪”。

　　秋收时的喧闹也成为天然的隐蔽条件，农民盖房子上梁时总要放鞭炮，附近还驻扎着军队，会有例行的炮击训练，“那些震得玻璃微微响动的声音我们也很难分辨是来自哪里”。王经权和阎志信家距离被盗墓地都不过百米，却没人注意到田地里的异常动静。“这伙人用的是挤压式爆破法，就是把炸药埋在地下，通过把泥土挤压到两边，形成一个盗洞，一次成型。如果炸药埋得够深，动静是很小的。”陕西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张仲立告诉本刊记者。让人触目惊心的是，爆破位置精准地选在了墓室上方，一个36米深的盗洞直达“黄肠题凑”内侧的回廊内，被称为“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直达尚未开发的帝王陵墓室”，而且现场附近没有发现任何可疑指纹。

　　破案的好运气被警方解释为盗墓团伙“多行不义必自毙”。案件侦破的转机出现在现场一个写有姓名的医院CT片专用塑料袋上。根据塑料袋上的个人信息，专案组通过排查顺藤摸瓜，仅仅用了20天就相继抓获了9名犯罪嫌疑人，追回了丢失的11件文物。其中一件写有铭文的漆木高足豆属于国家一级文物。

　　沉寂的王陵

　　秦东陵位于秦始皇陵的西南方向，距离临潼城区不过20多分钟的车程，原韩峪乡(已被裁撤，划归斜口街办)的2/3面积都属于秦东陵文物保护单位的范围内。根据1986年的数据，4个陵园的总占地面积达到24平方公里，然而奇怪的是，作为西安市最大的全国文物保护单位的秦东陵仿佛被隐匿了，即使是临潼本地人都少有听说过。“如果不是这次被盗，还会继续默默无闻下去吧。”高海锋说。

　　秦东陵的发现相当偶然。1986年春，村民们为了从韩峪水库饮水灌溉开始修水渠，附近油王村村民王学良向当时的县文管会报告，说在范庄发现两条夯土道子。“后来省考古所的调查组过来勘探，原来那两条夯土道子就是被水渠切断的墓道。而夯土道子所在处就是一号陵园毗邻的两座‘亚’字形大墓：一号墓和二号墓。”斜口街办文化站站长罗云峰对本刊记者说。水渠从二号墓正中间穿过，时隔20多年，两侧垂直的壁上仍然可以看出层层夯土的清晰分层，可以估算出墓道的宽度大概有30米左右。拥有4条墓道的“亚”字形墓在先秦墓葬规制中属于诸侯王级，只有诸侯国君才能享有。同年，考古研究人员又相继在一号墓和二号墓附近发现了第三座“亚”字形大墓和多座“中”字形和“甲”字形墓葬。根据现场勘探和典籍记载，考古专家推测，韩峪大墓就是史料中记载埋葬着秦始皇曾祖父昭襄王、祖父孝文王和父亲庄襄王的秦东陵。

　　24年里，关于秦东陵的考古研究发现没有大的变化。张仲立承认，研究人员缺乏、研究地位上的忽视是秦东陵“消失”于公众视野的重要原因。“陕西这一带的陵墓非常多，光帝王陵墓就有70多座。整个陕西考古研究院秦汉部仅有11位研究人员，我们每年为基础建设做的考古勘探就有100多次，所以往往很难按照我们的意愿和计划，把想要做的工作做得很细。”在有重点的考古研究中，整个八九十年代的重心都集中在三个地点：秦始皇陵、秦咸阳城和雍城秦公陵墓。“秦先人的自西向东的迁徙历程是基本清楚的，从甘肃澧县到秦始皇陵，一条线上大概有七八个秦公陵区。秦东陵就是这个糖葫芦串上的一个。这个串上了解比较清楚的是咸阳和雍城，而不太清楚的就包括栎阳和临潼的秦东陵。”大多数时间里，秦东陵一直作为雍城秦陵的研究对照组存在着。

　　在1986年确定的陵区位置示意图中，一号陵园的两座“亚”字形大墓位于整个陵区的正中，东侧是二号陵园，北部是三号陵园，南部则是有一座“亚”字形大墓的四号陵园。张仲立告诉本刊记者：“其实直到现在，我们对于秦东陵整个园区的了解都很有限。1986年的考古工作主要是通过查询遗迹和少量的勘探挖掘。对于这样大的一个陵园，应该说当时的勘探是极不成体系的。”近些年，秦东陵作为由诸侯国到帝国的最后一环价值才开始凸显。“秦东陵已是战国中晚期的秦公陵墓，应该说秦始皇陵是属于秦东陵的一部分。战国晚期秦始皇开始修筑陵园，只是由于秦始皇统一六国，一跃成为天子，他的陵园才成为帝王陵，与秦东陵的诸侯王级陵园有了区别。”张仲立说，2010年5月，陕西考古研究院重新启动了对秦东陵整个园区的勘察工作，这也是24年后的首次大规模考古勘察。四个陵园的划分是不是科学，第三个国君的墓在哪里，现在还都不知道。但在这次考古勘察中，秦东陵的面积又扩大了3.5平方公里。

　　一号大墓的被盗经历意外地推动了秦东陵考古工作的进程。被追回的漆木高足豆基本没有破损，这让张仲立极为惊讶：“我们从来不寄希望会在北方的墓葬里挖到漆器，一般的有机质材料都已经腐朽了。可见一号墓内部的密封环境相当好。”漆木高足豆上的铭文写有“八年相邦薛君造”、“八年丞相受造”。“这个铭文证实了历史上相邦和丞相是两个官职的事实，而薛君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孟尝君。”《史记》中有记载，秦昭襄王因爱慕孟尝君的才华于八年邀孟尝君为相邦，一号大墓的主人也由此可以确定为秦始皇的曾祖父昭襄王，而二号墓根据秦代“同陵不同穴”的合葬方式，很可能就是昭襄王的王后唐太后。

　　窘迫的王陵

　　一号墓被盗后，高海锋说他几天没合上眼。这个38岁的中年人已经工作了19年，高中毕业参加工作。近20年的工作把对考古一无所知的他锻炼成了一个具有丰富反盗墓侦查经验的老手，一年里总会发现几处盗洞或者探杆留下的痕迹。“每天去三四次，一点细微的变化都会很显眼。而且那些墓多数比较偏僻，除了我的脚印多半就是盗墓者的脚印。盗墓未遂的提前发现迹象，抓到过几次。”高海锋说。

　　2006年5月25日，秦东陵被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11月14日，在先秦文物管理所的基础上成立了秦东陵文物保护管理所。“其实1986年成立的先秦文物管理所只有一个人，王建庆，没有所址，只能在农民家租房住。90年代初他出了一次车祸，秦东陵的日常文保工作就落到了当地农民文保员身上。直到2006年秦东陵成为第六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才成立了秦东陵文保所。”罗云峰对本刊记者说。27.5平方公里的陵区中，文管所只有4个工作人员。2008年1月，“光杆司令”高海锋正式开始工作，陪伴他巡陵的只有一辆摩托车。当了4个月的“光杆司令”后，高海锋说他迎来了他的第一个“兵”——姚晓庆。“两个人骑着摩托车巡山，摩托车马力不够，遇到坡就得一个人下车走上去，另一个把车骑上去。”半年后跟文物局申请，文管所才花了3.5万元买了那辆微型面包车。2009年3月，张林丽被调来当书记，已快退休的女同志也被当做“壮劳力”每天巡逻。郝娟是最年轻的“兵”，毕业于化学专业的她本以为自己的工作是坐在实验室里检验文物。

　　文管所的工作相当枯燥，高海锋的工作轨迹就是每天和手下3个“兵”开着面包车环绕整个陵区巡逻，对10个主要大墓进行重点巡查，白天还要对众多沟坎死角进行检查。“如果开着车做重点检查，一趟要两小时。如果想每个地方都看到了，一天也不够。”郝娟说。陵区都是崎岖不平的土路，车也只能开到耕地或者果园旁边，墓地的核心往往在地里，还要走进去巡查。“一号陵园被盗的一号墓已经属于非常好走的，路就在耕地旁边，其他要走好长好长。最难巡查的是二号和四号陵园，二号陵园在一个石榴园里，四号陵园里两个墓距离很远，也要步行过去。”

　　几年来，文保所还没有在巡查时和盗墓分子正面遭遇过，“都不敢想象如果晚上巡逻遭遇了会是什么情况”。4个人的护身装备就是每人一根橡胶警棍。入夜就黑得伸手不见五指的土路上，面包车只能照到前面几米远的地方。丛生的酸枣树刺随时会刮破裸露的皮肤，坑坑洼洼的路面随时可能摔跤。“冬天晚上零下七八摄氏度，穿着大衣也冻得直哆嗦。”巡查回来，郝娟边摘衣服上的酸枣刺边说。

　　高海锋的压力很大，不仅因为此次一号墓被盗可能给他带来的处分，更多是对秦东陵整个防盗形势更加严峻的担忧。2010年5月，市文物局本已经委托某单位做了一个预算为900万元左右的防控规划，“但是省里和国家一直没有批下来。如果当时能批下来，用几个月时间把防控做好，也许就不会出现这个事情了”。而现在，秦东陵的媒体曝光度提高，漆木高足豆的珍贵价值让高海锋需要提防来自全国贪婪的目光。“回廊里就有一级文物，墓室里还不定有什么宝贝呢。”事发后，文管所也有了红外夜视仪，早就坏掉的对讲机配了新的。人员短期内不能增加，现在夜巡只能从区文管会借调人员。“没有防控系统，我们现在只能从早到晚睁眼盯着。可总有眨眼的时候，就怕那一瞬间会出事。要是有只警犬也好，可我都怕养不起它。”

　　虽然是全国文物保护单位，秦东陵文管所的日常经费标准是每人每月30元。“所里有6个编制，每月能领180元，这还是1986年的标准。”区文物局每年还会再给两万元的补贴，“一箱油三四天就用光了，这些钱连一年的油钱都不够”。每个陵园有一位农民文保员，每个月只有120元象征性的补贴，“文保员也没什么积极性，王经权经常在外面开车拉活，几天都不在家”。2010年“十一”黄金周，临潼兵马俑、华清池等主要旅游景点5天就接待了游客46万余人次，门票收入3000多万元，但这些与临潼无关。“华清池这样的旅游景点是省里直接管理的，按照协议每年会从经营效益中拿出一部分分给区里，不过听说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大概只有8%到10%。”“被盗后，国家文物局派人来视察，他们说我们这里条件已经很好了，全国文物重点保护单位那么多，至少我们还有个自己的办公地点。”郝娟说。

　　乡土与王陵

　　一号墓处于范庄、范村和东门村3个村庄的环绕之中，“秦东陵”的石碑正是3个村庄土地的界碑。山梁上的土地都属于东门村，站在上面，可以顺着逐级向下的梯田望见山脚下的村庄。被警方抓捕的盗墓团伙中，徐州人徐德超是出资人，除了肖鹏飞和武创政是临潼本地人，其余都是河南人。武创政的家就在山梁下的东门村，距离一号墓不过500米远。

　　进村的必经路上是个规模不小的砖厂，和斜口街办下辖的其他村一样，东门村的村民也正在如火如荼地盖房子。这一片土地将被用于开发“国家级旅游度假村”，为了获得更多的拆迁补偿，沿途各户村民都加紧忙碌着。丝毫没有动静、大门紧闭的就是武创政的家。原本以为村民会讳莫如深，却没想到在一片为他抱委屈的声音中，本刊记者被主动引到了武创政家中。

　　32岁的武创政在盗墓团伙中扮演的是一个小角色：帮助寻找一号墓旁的盗洞，并在家中储存雷管和炸药。在村民口中，他却是另一个形象：“老实勤快”、“上了同乡肖鹏飞的当”、“小学文化，是个法盲”。妻子梅梅告诉本刊记者，她并不知道丈夫当时在做什么，只记得10月初肖鹏飞曾经来过家里两次，还有丈夫提起会有一笔不菲的收入。

　　这个家庭的境遇是村民们同情心的来源。武创政五六岁时就丧母，父亲一个人种地、到砖厂烧砖养活他和弟弟两人。60多岁的老父亲在烧砖中出事故失去了左手中指的一截手指，多年劳累也过早丧失了劳动能力。梅梅在大伙眼里是个“瓜子”(陕西话中头脑简单的人)，针线做饭都不会，也没有工作，已经7岁的儿子马上就要上小学，29岁的兄弟因为家里没钱盖不起房子至今讨不到媳妇。“他一个人干活要养活四五口，在砖厂打两个人的工，一个月也就1000元左右的收入。”村民刘满喜说。11月5日警方来抓捕武创政时，他还在砖厂里干活。

　　武创政不是东门村第一个因为盗墓获罪的人。两年前，大墓还经历了一起“挖地道”盗墓事件。韩干将家有一口废弃的井，他就在井边挖了一个洞放红薯，几个盗墓贼看好了这个井，利用租房的机会，通过废弃的水井向一号大墓横挖盗洞70多米。长时间的夜间爆炸声引起村民注意，文保人员才发现这个“地道”，数名犯罪分子被绳之以法。“韩干将也是一个‘瓜子’，十个字不识一个，收了人家600块钱，就给人家提供场地，结果被判刑5年，到现在还没出来。”

　　务农仍然是陵区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四五亩耕地加上三四亩石榴园，一年的收入也有六七万元。”王经柱还有辆车，没事在外面跑跑运输。东门村的村民则多半选择在家门口的砖厂打工。整个陵区中大大小小林立着十几个砖厂，挖土烧砖也是陵区保护不小的威胁。“我们没有执法权，那些砖厂也都有土地部门的合法资格，管不了。”高海锋说。同样的问题还有建在大墓旁边的居民住宅，按照规定，全国文物保护单位范围内禁止建个人住宅。然而祖祖辈辈就生活在这里的村庄与2006年才确立的文物保护单位在现实面前必须妥协，高海锋说：“我们也会劝阻，但人家的宅基地就被批在墓旁边，听不听还是人家自己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