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文章：闻一，进入苏联历史的深处

　　“我之所以探索、再思考和重述，也全是因为我还是在渴求一个公正的、平等的、幸福的社会”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刘巍

　　1991年11月25日晚，成立74年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解体，一面红旗从克里姆林宫骤然落下

　　这一天夜晚的7时整，克里姆林宫斯帕斯克塔楼深沉的钟声尚在夜空中回荡，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浮现在电视荧屏上，他声音平静，20分钟的讲话实质只有一句：“我将停止执行苏联总统这一职位所赋予我的一切职责。”

　　他转身离去，摄像机镜头定格在空荡荡的房间里，棕褐色的地板、淡绿色的墙围和深紫色天鹅绒窗帘，这一刻似乎印刷在荧屏上

　　来自中国的苏联史专家闻一，目睹了戈尔巴乔夫辞去总统职务的一刻，恰巧见证了苏联历史的终结。

　　198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闻一首次来到苏联。1991年“8·19”事件后，他再次回到这里。“8·19”事件是苏联共产党强硬派企图废除总统戈尔巴乔夫，并取得对苏联控制而发动的政变，他们认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过于激进。政变三天内瓦解，从此苏联走向解体。

　　当时苏联的物资紧缺给闻一留下深刻印象，大量首次公开的历史事实让他震惊，他决定重新认识这个国家，但历史进程超越了人们的想象。曾经的超级大国最终解体，让深受苏联文化浸润与影响的闻一惶惑、不解。

　　“在20世纪的最后岁月，还有什么比苏联解体更令世界动荡不安，更令人们沉思与难以忘怀？”闻一直视着《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我想，大概是没有的。”

　　思考与写作的总问题

　　苏联解体使原来的政府机关停止了运行，闻一得以相对“自由”地在这片土地上游历、考察。

　　在近一年时间里，他去了莫斯科、圣彼得堡、明斯克、基辅、库尔斯克、雅尔塔、哈巴罗夫斯克等几十个城镇。他在黑海边的沙滩上，在集体农庄的牛栏前，在停工的机器旁，在一切可能的场合与人交谈

　　闻一回到国内，写下了他在苏联解体过程中的亲历，这就是《解体岁月》一书，他选择客观记录下所经历的事实。这之后，苏联解体原因一直是他思考与写作的总问题，《凯歌悲壮》《苏维埃文化现象随笔》《走近俄罗斯》《十月革命——阵痛与震荡》《光荣与梦想——重读俄罗斯》等十余部著作相继问世。

　　“一生只研究了苏联与俄罗斯”的闻一，在成为专业研究者之前，走过漫长曲折的道路，中专毕业后他成为山西榆次地区的财政干部，一次意外的高考扩招使他的命运转折，他到北京俄语学院学习并成为一名俄语教师。1978年，辗转异地的闻一考入位于北京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最终走上苏联史研究的道路，这一年他已经41岁。

　　大时代的风云变幻与人生经历的曲折，使闻一更能理解共产主义理想与现实的差距。上世纪80年代，他写下大量苏联史研究论著并在业内产生影响，这一时期，他旺盛的精力曾让同事称奇。

　　现在，74岁的闻一仍会在研讨会上坦率地发出不同声音，他称自己是“怀疑、探索的一代”中的一员。

　　人们面对这一切的漠然

　　1月31日上午，感冒初愈的闻一从身旁书架上找出那本记载往事的《解体岁月》，他告诉本刊记者，1998年出版的这本书现在已经很难找到，他自己只剩下这一本。

　　“是的，我目睹并经历了苏联的解体。”闻一回忆起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苏联总统后的当晚：“我顾不上关掉电视，就匆匆下楼。院子里死一般的沉寂，只有黑暗中的树叶被风刮起的阵阵沙沙声，居民楼上的窗户已经黑了一大片，戈尔巴乔夫在电视上的出现并没有使它们再闪烁起亮光来。对这毫无表示的夜的沉默，我不习惯，也感到惊讶。我觉得，在几近消瘦的戈尔巴乔夫的身影如此凄凉地消失之后，总该有点什么，嚷嚷声也好，唏嘘声也好，咒骂声也好，哪怕是窃窃私语声也好。是的，总该有点什么吧。可是，却毕竟什么也没有”

　　他回忆，“我又匆匆乘上地铁，来到了市中心的红场。红场黑黝黝的，很少有几个人影，在这冬日的夜晚像是深不见底的大海。那个古老的教堂和这座不算古老的列宁墓消溶在夜色之中，只有斯帕斯克塔楼上那颗硕大无比的红星在冷峻地注视着这夜这沉默。这方土地上的人们这时没有人像我这样，傻乎乎地跑这么远的路，来面对这沉重夜幕下的空旷和孤寂。我感到了少有的不安和失望。”

　　第二天，闻一碰到了研究共产国际运动史的格里高利，后者的反应有点漫不经心，认为无所谓戈尔巴乔夫的功过，一切都是时代的选择。

　　没过几天，闻一又见到曾当过戈尔巴乔夫农业改革顾问的一位学者。闻一问，“苏联就这么垮了？”这位学者耸耸肩说，“这未必是件坏事！这么多年来，我们的摊子铺得太大，手伸得太长，也许这样一来，我们这个国家倒会好起来”

　　其实让闻一困惑的不仅是苏联的突然垮台，还有人们面对这一切的漠然。

　　一位与闻一合作研究的俄罗斯朋友谈了他自己的看法，“你知道，我是共产党员，但我现在相信上帝。什么权力之争，什么主义的是非，什么上台和下台，我看透了，全是身外之事。我只有在教堂深邃的苍穹顶下，只有在烟雾缭绕的香烛前，才能感到心灵的宁静！”

　　在苏联解体后的第15年，闻一在《凯歌悲壮》一书中总结了他对苏联解体的看法，“‘凯歌悲壮’(一词)表达了我对苏联历史的全部看法：苏联的出现和兴起是凯歌式的，无论对于过去的世界还是对于未来的世界，它的凯歌总是值得颂扬的；而苏联的没落和解体是悲壮的，其悲壮就是它败于不该败、亡于不该亡。我之所以颂扬是因为我渴求一个公正的、平等的、幸福的社会；我之所以探索、再思考和重述，也全是因为我还是在渴求一个公正的、平等的、幸福的社会。”

　　苏联的历史之“反”

　　苏联为什么解体？这个问题自红旗从克里姆林宫落下的一刻，就成为萦绕人们心头的疑问。有“戈尔巴乔夫罪魁祸首”说，有“苏联共产党蜕变”说，有“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权争”说，有“斯大林的社会主义路线失误”说

　　闻一说，“我是持一种发展的观点来看待苏联解体。也就是说，苏联之兴非一蹴而就，而苏联之亡也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在《走近俄罗斯》一书中，闻一这样写道：“如果只有一个戈尔巴乔夫要背离社会主义的话，那强大的苏联共产党，那众多的苏共领导人，那相信这块土地上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亿万群众为什么不说‘不’？如果只是英雄能创造时世的话，那马列主义学说又如何来解释？我依然是相信首先是时势造英雄，才能英雄造时世。真正的苏联兴亡还有待于客观地、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和研究。”

　　2000年，他在《山外青山》一书中继续他的思考：“苏联的瓦解或者解体却不是一个瞬息即现的现象，也不是某个人主观意志顷刻间的万能体现，它是个漫长的过程，有自己的演变、推进和深化的轨迹。在我看来，这个过程，这种轨迹，这种演变、推进和深化的因素在斯大林时期就在逐渐地孕育、滋生和暗中萌动。即使从它在表象上显露出来，这个过程从60年代中期就开始日益强化了，而到了70年代中后期，这种解体的‘病毒’就浸染到了这个大国的主要‘器官’。80年代的后期，苏联病入膏肓，解体几乎就成了难以逆反的历史进程。”

　　“对苏联解体的真正认识应源于对苏联这个国家全面与客观的认识。”闻一说，“很长一段时期以来，我们对苏联的认识是不全面的，是有偏差的。”

　　他认为，“即使在列宁时期，列宁也没有认为苏联的社会主义是百分之百正确的。他生前就曾纠正过布尔什维克党在社会主义进程中犯下的不少错误。正因为是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就注定了社会主义是在摸索中前进，也就注定了它不可能完全正确、永远正确。”

　　他解释说，“过去，人们对苏联历史之‘正’已经说得很多，很深刻，很系统，很有理论水平，而恰恰是对苏联历史之‘反’没有说透，甚至讳莫如深。造成解体的不是苏联历史之‘正’，而是它的历史之‘反’。当这个大国不复存在，俄罗斯已按照新的方式前进和发展，探讨导致苏联最终解体的‘反’，是极其重要的。把苏联的解体归罪于戈尔巴乔夫一人，这是最容易，也是最简单的，但苏联的历史之‘反’却要复杂得多、深层得多。”

　　“怀疑、探索的一代”

　　16岁的闻一曾为斯大林的去世流下泪水。

　　那是在1953年的一天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广播中突然传来哀乐，得知斯大林去世，闻一，这位意识朦胧的中专生，站定在操场上，潸然泪下。

　　“其实，那时我远远不知道苏联是怎样一个国家，斯大林是怎样一个人物。我所知道的，都是报纸和广播里宣传的。”闻一解释，他少年的心灵里，一直憧憬着去看看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他甚至梦想着去见伟大的斯大林。而在那一时刻，见斯大林的愿望无法实现了。

　　1956年，已中专毕业并当上财政干部的闻一，因一次意外的大学扩招来到北京，他成为北京俄语学院(现在的北京外国语大学前身之一)的学生，并在毕业后成为这所学校的教师。

　　上世纪60年代初，赫鲁晓夫访问北京，据说赫鲁晓夫要来闻一所在的学院，同学们很是兴奋，但遗憾的是赫鲁晓夫未能成行。其后，苏联领导人伏罗希洛夫来华，尽管他在闻一面前一晃而过，但闻一和他的同学还是为此扯着嗓子练习高喊了几天：伏-罗-希-洛-夫。

　　再后来，中苏分歧见诸报端，闻名中外的“九评”(中苏两党之间展开的“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大论战”中，中方发表的九篇评论的简称)将一个神化的苏联请下神坛。闻一回忆，“我感到茫然，感到是非错位后的十字路口的困顿。”

　　从那时起他开始了独立思考，在分歧与置疑背后去追寻历史的真相。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知识不吃香，用俄语字母标示的知识更不吃香”。华北电力学院的俄语教师、独在异乡的闻一，自告奋勇到图书馆值班。在学生们纷攘就座之后，他每晚有了两小时的“宝贵”时间。在这特殊的岁月里，因管理图书的便利，闻一看了大量的“禁书”，接触了许多关于苏联的书籍。

　　“这决定保留了我的俄文实力。”闻一说，“文革”一结束他的外语能力就派上了用场。

　　1978年，在一位中央首长的指示下，水电部组织翻译列宁指导并参与编写的《全俄电气化计划》，闻一由这个翻译组开始进入了苏联历史的深处。

　　1978年，41岁的闻一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在参与编辑《世界史知识》《世界历史研究动态》这两本学术期刊时，他接触了多方面的史料，他渐次发现列宁对于一系列问题的评述与斯大林所审定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的表述并不一致。

　　一部历史，为什么存在不同的表达？随着这一声声疑问与追寻真理的内心冲动，闻一的研究成果愈来愈多。

　　“那时，怀疑本身就是离经叛道。但要想成为一个真正的历史学者，怀疑也是起点。”闻一总结，“我善于发现问题。一位同行曾感叹，‘你怎么能写出那么多文章？’我回答，‘不是我能写那么多文章，而是我发现了那么多的问题。’”

　　1991年12月，苏联解体，那些曾被苏联执政当局视为机密、绝密的档案通过不同渠道流向社会。这一解密的“洪流”不断地印证闻一曾有过的怀疑。

　　到了上世纪90年代后期，俄罗斯的档案“泄密”逐渐演变为学者和研究机构有组织、有计划的档案整理与公开。对于苏联史研究者，“这像是一道道深锁的大门被打开，一处处迷宫在九曲盘旋后豁然开朗”，闻一说，剩下的工作就是去伪存真。

　　由此，闻一的怀疑、探索与写作再也无法中止。

　　“我怀疑、探索的年代，是一个允许怀疑、探索的年代。”闻一说，“没有这个大环境，任何个人的怀疑与探索都只是个人渴求的、海市蜃楼般的追求。不仅仅是我一个人，我们是一批人在怀疑、探索，在默默无闻地伏案读书和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