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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紫烨:现在是中国纪录片最好时代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2月28日10:35  新华社-瞭望东方周刊

  杨紫烨:

  现在是中国纪录片最好的时代

  不只是仇岗,很多很多地方,可能现在中国有几千个乡村都在面对这些环保问题

  《瞭望东方周刊》特约撰稿李雍丽 | 美国报道

  2007年的奥斯卡颁奖典礼上,有一位用中文发表获奖感言的女导演引起了海外媒体的关注。她就是杨紫烨。以艾滋病孤儿为题材的纪录片《颍州的孩子》为她赢得了奥斯卡最佳短篇纪录片奖。时隔四年,她的环保题材纪录片新作《仇岗卫士》再次获得了奥斯卡奖的提名。   

  杨紫烨生于香港,上世纪70年代末移民美国,攻读绘画与电影。20多年来,她说无论身在香港、北京还是旧金山,自己始终被认为是“外来者”,这也让她对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和华人的生存状态更加关注。她拿起摄影机,将镜头对准身处异乡的华人,从上世纪90年代末起陆续拍摄了一系列相关题材的纪录片,《风雨故园》、《中国一二》、《声光转逝》等,这些影片在美国的PBS电视台陆续被播出。

  因为拍摄《中国一二》,她在2004年踏上中国大陆这块土地,此后便将工作重心逐渐移到大陆,在六年间拍摄了纪录片三部曲:《颍州的孩子》、《彼岸浮生》,以及《仇岗卫士》。

  她自己将这三部影片称为“对当代中国的一瞥”,她说自己坚持拍摄纪录片只是为了发出自己的声音,如此这声音才有被听见的可能,从而孕育出“改变的可能”。今后三年,她依然将坚定地留在大陆拍摄纪录片,发挥自己在东西方间文化交流的一个桥梁作用。

  近日,杨紫烨在美国接受了本刊的专访。

  为什么拍《仇岗卫士》

  《瞭望东方周刊》:拍摄《仇岗卫士》的缘起是什么,最初是从哪里获得了这个题材信息的?

  杨紫烨: 2007年,我拿了奥斯卡之后,有一个支持者问我下部纪录片想拍什么,我告诉他我想拍环保题材的东西。而他正巧是一个支持了很多NGO项目的华人。

  他当时刚去过安徽,于是他建议我去看看安徽那边的几个做环保的NGO。我拿到这个信息是2007年4月,我就去了。本来想看看就好,然而故事就慢慢开始发生了。

  那个时候,有NGO去了仇岗村,作环保基础知识的普及,并在当地的小学开设环保宣传的培训课程,进行环保意识的推广。时机刚好,所以,当时觉得会是一个不错的机会去拍这个东西。

  然而,当时我们都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纪录片就是这样的,你想看看会发生什么就要一直跟踪下去。其实,当时我不止拍摄仇岗,也想拍淮河的。但整个两三年之中,仇岗的故事是最长的,有故事性,很完整,所以,最后决定用仇岗的故事。

  《瞭望东方周刊》:影片拍摄前做了多久的前期调查?是否邀请了环保方面的相关部门和专家参与?

  杨紫烨:前期的调查做了几个月吧。当时去了很多地方,花了六个月的时间做前期策划,后来因为找不到资金,就没有做下去。但是有一个支持者支持了这个纪录片。

  做前期调查时没有请官方的专家,我们当时有王灿发,他是水污染方面的专家。我们也跟“自然之友”、还有一个“淮河卫士”组织一起聊了很多。

  《瞭望东方周刊》:拍摄过程中,你们和当地村民、政府等的沟通情况如何?

  杨紫烨:村民其实很喜欢我们去拍的,我们第一次去拍的时候,已经有村民站出来(表态),后来越来越多的村民站出来,一点都没有闭口不谈的意思。

  我们拍的时候很低调,也没有村子里的干部来阻止我们。但去某个工厂拍的时候,他们不想接受我们的访问。拍摄的前两年,工厂都没有关闭,我当时很担心,如果那个工厂再生产下去,村民就永远被污染影响下去了,这个故事也没有希望了。到这个工厂关闭的时候会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所以,我等了三年才完成了这个故事。

  起码有个声音出来了

  《瞭望东方周刊》:中国的一个现实两难困境,是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有些贫困地区,甚至会有“宁可不要青山绿水,也要建工厂,发展地方经济,解决地方就业”的真实想法。你对此怎么看?

  杨紫烨:每个国家的进步都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中国也正在经历着相同的过程。但是,中国的发展太快了,这个代价就相对更大,是在很短的时间里付出很高的代价。

  中国虽然现在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很多农村还处在一个欠发达地区的状态,其中有很多还不是一个完整的文明社会(civil society),缺乏文明的概念,不懂得如何去保护这个地方。还有一个道德的问题—— 工业企业有没有道德责任感,对于村民的权益是否尊重也让人存疑。

  《瞭望东方周刊》:我在影片中看到,NGO在普及基本环保理念上的努力,国家也有相关法律提供保障,但具体实施时在地方一级出现问题。你认为用基础教育加法律保护就能解决这个环保问题?

  杨紫烨:当然不可能。这个问题特别复杂,我是一个很有希望的人,我感觉是慢慢去改变吧。当地政府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不只是仇岗,很多很多地方,可能现在中国有几千个乡村都在面对这些环保问题。我只有希望有更多的NGO给他们一个基础的环保认知,也能够培养出像张功利(影片中的人物)这样的人出来,帮助村民。这个不是一天可以做成的,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我相信是有机会去做的。

  《瞭望东方周刊》:NGO和村民的努力,都是民间力量的努力,你有没有想过由上而下可以做些什么呢?

  杨紫烨:我觉得我没有办法提出什么建议。但是,你看微博现在多么有影响力啊,以前是不可能的。起码有个声音出来了,你起码要听见这个事情,政府也马上要做点事情。我想这会是一个过程吧,不可能一部片子改变很多,但是起码危机意识会被提醒,有人会对环保的问题发生关注。这是第一步。

  《瞭望东方周刊》:你的这部影片整体像是从一个记者的角度去挖掘一个新闻,你在制定拍摄计划时就已经想到要从民间力量这条路拍摄,还是也将政府的角度纳入考虑过?

  杨紫烨:村民跟工厂的关系,跟政府的关系,里面有很多微妙的东西,很多细节拍出来后表现有限,如果写文章很多微妙的东西就可以写出来。

  我当时想要拍摄政府方面的,申请了几次,没有访问到。我们不是中央电视台。所以,我们就是以从下到上的角度去拍。

  《瞭望东方周刊》:影片的最后成片长度是39分钟,原始素材拍摄了多少?哪些内容被剪去了?

  杨紫烨:包括整个淮河的部分有80多个小时,其中仇岗的有40小时。当时,我是在纽约跟我的搭档Thomas一起剪辑的。在纽约剪辑,可以比较客观,不希望有其他的想法影响我。

  剪片的过程中,自己可能无法客观判断这个影片,因为做的过程中你太关注整个事件本身了,很多东西看不清楚。还好有很多人给我们意见,人家站在事件外来看,反而能给出很多中肯的意见。我们剪了40个版本,在北京的时候又剪了十多个版本,在2009年的时候剪了一个初版,然后(仇岗)那家工厂关闭的时候又去拍,2010年9月底完成。所以,整个剪辑过程是五个月。

  初版出来的时候,差不多是一个小时,最重要的是当时我们太以拍摄者的角度去看这个东西了,我们在这个过程中试图解释清楚发生的每件事情,剪了很多版之后觉得它是不对的。最后,我们决定不去阐述每个故事,而是从村民的角度来讲述故事进程。就又重新剪辑了。

  对当代中国的一瞥

  《瞭望东方周刊》:从2004年至今,你已经陆续拍摄了三部关于中国大陆的纪录片。

  杨紫烨:这三部电影,就是对当代中国的一瞥,观察中国在现代化(modernity)进程中的状况。我当时移居北京就是为了拍《颍州的孩子》,还有就是做一系列的公益广告。我一直很希望拍摄同性恋题材的作品,所以就同时拍了《彼岸浮生》。

  我到北京的前两年基本没有休息,365天,从早上6点做到晚上12点,就是这样的疯狂,我希望能在这几年之中真正拍很多东西。所以,我都这样告诉人家,我在中国的三年好像是在美国活的12年。

  《瞭望东方周刊》:你的整个创作团队有多少人?作为导演,拍摄期间你一般有多少时间在实地参与?

  杨紫烨:这三部影片中《彼岸浮生》我自己投入最多,影片的前期我作了很多关于已婚同性恋的调研。

  我们的团队比较小,一个调研,一个摄影师,还有我在纽约的同事Tom,四个人。拍摄过程中我在实地大概有五六次。在仇岗,太多人去了会不太方便,有很多关注我们的人,我们得非常低调 —— 有很多人都不喜欢我拍这个片子吧。尤其是拍了《颍州的孩子》之后,很多人会关注我在拍什么。

  拍《颍州的孩子》,我去拍摄现场比较少,但是,所有的决定,包括要拍什么东西,都是我做的,我和摄影师一起看影片,所有素材我都要跟他讨论。

  所以,我不在现场,不一定有大问题。当然,我希望我每一次都在,但是拍农村的时候,用当地的摄影师比较方便,这是我在中国拍片子的一个感受,在中国拍片的一个困难是和当地村民的沟通⋯⋯在国外拍摄我每次都在现场。

  我和摄影师每天都沟通,他每一次去之前,我都在电话上进行指导,要拍的是什么。拍《颍州的孩子》,我在现场的时候,小孩的每个很细的东西我都看到,但是他们看惯了大陆农村,就会没有特别的感觉。我看到的角度是一个外来者旁观者的角度,和他们不一样,比较细一点。

  现在中国改变这么快,有很多故事可以拍摄

  《瞭望东方周刊》:以后会去做一个有所限制的作品,还是题材自由但只能给小众看到的影片?

  杨紫烨: 中国大陆现在有很多很好的纪录片,现在的时代是在中国拍纪录片最好的时代,因为中国的变化太大了。

  我的角度是一个在美国生活了很长时间的华人的角度,可能和大陆同行的角度是有不同的。这里的一些纪录片有很多中国的元素,没有在中国大陆生活过一段时间的人往往看不明白。我感觉我是跨两面的——  可能是给国外的人看得更明白一点——  起到一个桥梁的作用。我想把中国大陆的很多问题讲清楚讲明白,而不是去评论。我只是想要说明、呈现现实。

  《瞭望东方周刊》:如果你的影片不能在中国大陆通过官方渠道被更多人看到,你工作的目的是什么?

  杨紫烨:2004年到2008年的四年中,我们最重要的是作了公益广告,我们跟卫生部合作了四年,公益广告30秒,在中央台播了很多次,对我来讲,这个重要很多。这个30秒在中央台的播出影响力可能比我的纪录片影响更大。

  当然,我希望这个片子可以公开播出,我想,下个片子我可能要去争取拿批文,这样就可以在大陆播出。

  《瞭望东方周刊》:现在你是否还会考虑自己的身份问题?未来的工作重心会放在大陆?

  杨紫烨:我不考虑了。在大陆,大家老是问我,你在国外的生活怎么样?我感觉永远当我是外来者,在香港也以为我是外来者,在美国也一样。

  现在中国大陆改变这么快,有很多故事可以拍摄,也有很多事情可以做。我想以后的三年我都会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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