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会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吗？

　　《环球》杂志记者/苏劲松

　　《环球》杂志驻里约热内卢记者/宋为伟　王媛媛

　　根据国家统计局最近公布的数据，2010年我国的GDP为39.7983万亿元。按此推算，人均GDP已超过4000美元，属于中等收入国家水平。

　　历史上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国家后，即当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左右时，往往会陷入一个“陷阱”——快速发展中积聚的矛盾密集爆发，体制与机制的更新进入临界，经济增速回落甚至停滞。

　　一项针对近6000位网民和50位专家的调查显示，六成网民认为中国“很有可能”坠入“中等收入陷阱”，而九成专家却表示“这种可能性较小”。

　　关于最可能诱发中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因素，排在前两位的分别是“腐败多发，民怨较重”(占52%)和“贫富分化，阶层固化”(占44%)。而关于跨越“陷阱”的最大忧虑，排在前三位的分别为“腐败导致政府公信力下降”、“既得利益集团阻碍改革”、“社会保障和分配难题”。专家指出，市场化改革不彻底、要素价格改革滞后、政府改革不到位是体制根源。

　　中国会不会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环球》杂志邀请多位长期关注和研究这一问题的专家，共同辨析中国发展的现实问题，探讨未来的出路。

　　“陷阱”之辩

　　最近，一组被热议的经济数据，让国人的心像过山车一样上了又下。

　　据日本政府2月14日披露，2010年日本的名义GDP为54742亿美元，比中国1月公布的58786亿美元少4044亿美元。这意味着，日本垄断长达42年的“世界经济老二”的交椅，正式被中国取代。然而，按人均GDP算，中国却只有日本的1/10，在全球仅排105位。

　　中国在向着现代国家、发达国家迈进的过程中，诸如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方面的问题逐渐凸显。劳动者收入与经济增长不同步，住房等消费品价格持续上涨，贫富差距拉大，区域发展失衡，侵犯弱势群体利益等问题，也对经济发展构成了挑战。

　　本次参与讨论的部分专家认为，中国当前收入分配形势严峻，已成为主要矛盾。如不能根治，很有可能危及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坠入“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也曾警告，这种风险是存在的，并且某些方面还有增大的趋势。他从4个方面加以论证：一是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二是公共产品短缺、公共服务不到位；三是居民消费水平不高；四是社会矛盾有激化的趋势。

　　另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现阶段中国的基尼系数(衡量收入差距)已经越过了0.4的“警戒线”。专家认为，现在谈“中等收入陷阱”并不显得学术化，而是一个现实问题。

　　也有专家指出中国不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博士陈友俊认为，中国掉入“陷阱”的可能性不大。他的主要依据是中国经济目前还在高速增长，人均GDP从4000美元跳到7000美元并不是难事，也就是进入初等发达国家水平。

　　事实上，不少地方早就“发达”了。按照2010年的数据，上海和北京的人均GDP已经超过10000美元，天津、浙江也即将“破万”，浙江小城义乌更达到了18000美元。

　　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教授朱天看来，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议论应用到中国没有意义，因为沿海地区已经是中等收入，且没有下降的迹象；而西部地区还远没有达到中等收入，所以也不存在这个问题。“在观察中国经济时，不能简单地看全国平均数，要看构成平均数的各个地方经济体。”

　　近年来，收入差距并未有缩小的迹象。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小鲁估计，2008年中国10%最高收入家庭的收入是10%最低组的55倍，在城镇这一数据从2005年的9倍扩大到31倍。陈友俊估计，上海与贵州的收入差距是10∶1。

　　如何避开“陷阱”？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的研究认为，沿海地区劳动力成本剧增，导致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下降；劳动者与资方的矛盾激化；既得利益群体可能会变为下一步改革的阻碍者；国际社会的“中国威胁论”等，是中国有可能掉入“陷阱”的几大因素，但是，如能有效克服，则可以绕过。

　　陈友俊认为，绕过“陷阱”的“王道”是经济转型。一方面，中国要继续加大结构调整的力度，将增长动力转到新能源、高科技产业上来，以保证现有的增速；另一方面，农村经济将是未来的增长极——前30年都在搞城市经济，后30年应该让农村追赶城市，让城乡均衡发展，这个过程将创造出大量的GDP。

　　关于老龄化问题，他认为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只要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让老人有钱用、敢用钱，庞大的老年人口将是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

　　似乎已有地方政府警觉起来。今年江苏、上海、浙江的两会不约而同地传出一个信息：都将“十二五”GDP增速目标下调了3个百分点以上。未来5年，长三角将整体进入相对低增长的通道，不再以GDP论英雄。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陈凤英指出，中国需要强调的是投资效率而非规模，要重视创新，并让更多生产能力强的民企进入主流经济领域，“这样才能确保不停地创造新的增长源泉”。她也强调，“一些积压在体制领域的问题也到了调整的时候了，不单指行政体制，经济体制也需要再调整。”

　　社会学者、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认为，真正要做的功课其实在经济之外，因为社会改革并不同步。分配领域的调整刻不容缓，建立“橄榄型”社会结构，壮大中产阶层，实现“民富”和“共富”，才能从根本上避开“陷阱”。假如中国经济在“十二五”后期陷入低迷，一些社会问题将集中爆发，“将是政府难以应付的”。

　　专家认为，在这方面，韩国的经验可以借鉴。1980年韩国的人均GDP是1645美元，1995年就达到了11469美元。这主要得益于市场变革，以及战略产业的保护和不断更新。上世纪70年代，韩国进行了著名的“新村运动”，政府出钱在农村修建基础设施、培养人才、发展农村经济、完善社会保障。经过几十年的努力，韩国最终摆脱了贫穷落后，跨进中等发达国家行列，同时将收入差距维持在较低水平。

　　巴西秘诀：以社保刺激内需

　　2009年，巴西的人均GDP约为8121美元，已经超出中等收入水准。而巴西央行日前公布的一份报告预测，2010年巴西的GDP又将比上年增长7.8%。

　　巴西高速发展的背后，可以看到不断完善的社会保障机制。

　　从2009年起，政府开始推广“我的家，我的生活”住房保障计划——以工资收入为标准分级，向中低收入的无房户提供保障性住房。

　　举例而言，某开发商看中一块地，向政府提出购地申请。政府评估后批售土地，并发放一张信用卡。该信用卡只能以48期分期付款的形式购买本国生产的建材。房屋建成后，购房者向开发商提出购买需求，同时提交至政府进行资质审核。一旦通过，政府将向开发商预付35%的房款，作为购房福利补贴。余款由银行以贷款形式借给购房者，30年付清即可。

　　通过此计划，相关行业的需求被拉动，开发商也赚取了利润，百姓更能享受到零首付、低月供直接入住的实惠，可谓“一举三得”。

　　雷滨是侨居巴西近30年的资深侨领，虽年过六旬，却依旧忙碌。在“我的家，我的生活”计划推出后，雷先生投资承建了位于巴西南部城市伊瓜苏的一片保障房。

　　由于位置较偏，所以雷先生的开发成本较低，售价也不高，适合那些刚达到最低工资标准(545雷亚尔，约合2080元人民币)的低收入人群。这些保障房必须严格按照“我的家，我的生活”计划设计的规格，每户住房包括49平方米、两室一厅的主体建筑，以及前后庭院内预留给车库的一块绿地。

　　雷先生说，建设这样一套住宅的成本约为4.8万雷亚尔(约合18.3万元人民币)，而政府允许他以7万雷亚尔(约合26.7万元人民币)的价格出售，利润约在45%左右。而针对最终成交的7万雷亚尔房价，政府还要补贴35%给开发商，剩下的4.55万雷亚尔由银行贷给购房者，月供比大多数公寓的月租便宜得多。

　　巴西是典型的高税收、高福利国家。富人可以通过缴纳高额的费用享受优质便捷的私立教育、私立医疗，而穷人也可分文不花地享受政府投资的公立教育、公立医疗。尽管大多数公立机构的条件上比不过私立机构，但政府包干式的做法解决了低收入人群的后顾之忧。

　　住在伊瓜苏的德尔休(Delcio)是一家酒店的员工。他介绍，老板每个月必须给他支付子女补贴，并为他缴纳养老和医疗保险。“我觉得我的生活没有后顾之忧。”德尔休说。

　　强有力的社会保障制度在消除社会矛盾的同时，还为强劲的内需和购买力提供了保障，刺激了经济发展。难怪有人说，“巴西人似乎对经济危机无动于衷。”

　　“二元困惑”：泰国的教训

　　在东南亚，泰国曾经是一个令人羡慕的国家，其在1996年就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序列。但令人不解的是，时隔15年后，泰国的人均GDP仍然只有4100美元。而从1996年到2010年，中国的人均GDP翻了一番，已突破4000美元。

　　泰国为什么没能摆脱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共同的“宿命”——“中等收入陷阱”？一个主要成因在于其一直没能解决好“二元问题”：一是发展过程中经济转型不成功，导致城乡失衡，贫富分化；二是政局的不稳和社会阶层的对立，成了经济发展的绊脚石。

　　上世纪90年代，东南亚诸国经济腾飞。泰国依赖自由经济政策，大力发展出口加工业，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但发展成果并未被全体国民共享，在城市快速发展的同时，占人口80%的农民却长期生活在温饱线以下。基尼系数一度高达0.52，形成典型的“马太效应”。

　　政治上，城市富裕阶级与农民形成强弱对立。为了维持较高的GDP数据，泰国历届政府都忽视了贫富差距、城乡矛盾的解决，造成两个阶层之间的鸿沟越拉越大，最终陷入了一种“泰式民主陷阱”而不能自拔。

　　在距离曼谷市区不远的芭喃菩寺，主院里有两座合金雕塑“HIV＋”(艾滋病毒阳性)和“AIDS”(艾滋病)十分刺眼。这里一直是艾滋病患者的家园，20多年来共收留过3万多名患者，其中1/3已离世，目前有100多位患者在此“安享”最后的岁月。

　　如今以旅游业立国的泰国，也是毒品和暴力犯罪、艾滋病的集中地，官方称目前境内有50万人感染或患上艾滋病。女青年科迪卡已经在芭喃菩寺住了3年多，她是因吸毒共用针头感染的，和她共用针头的3个朋友都已经死去，她现在的病情也越来越重。

　　科迪卡出生在泰国北部猜也蓬府的一个非常贫穷的小山村，几乎没念过书，十几岁时就随着南下曼谷打工的农民工进城。在一次遭骗奸后，科迪卡就被一个团伙控制成为卖身女，后来又在几名“姐妹”的诱导下吸上了“K粉”。

　　尽管戒毒效果不太理想，但她清醒时也会对毒品和性交易咬牙切齿。她说，多年前一名德国老汉在她的家乡以60美元的价格，诱使当地女孩在不采取任何保护措施的情况下与之发生性关系，导致上百人感染上艾滋病毒，最小的还不到16岁。

　　关于未来，科迪卡并没奢望什么，“在这里生活很好，死后还能免费焚化和处理骨灰。我不再想别的事了。” 但令人吃惊的是，她却对“时局”有着清晰的意见，“我十分不希望他们(“红杉军”与“黄衫军”)这样无休止地闹下去，最终受害的只能是穷人，还有我在乡下的爸爸妈妈。”

　　像科迪卡这样从农村到城市、从穷人到富人转型路上的“掉队者”，在泰国还有很多。即便在城市，也有大量低收入人群离“中等收入”渐行渐远，他们不满、抗议甚至偷、抢，给泰国的发展蒙上了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