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体校，除了半天的训练，还有半天的文化课。文化课除了语文、数学，剩下就是思想品德与写字了。杨可比其他非体校孩子“幸福”的是，书包里只会有两本课本：语文和数学。

　　体校里，众多的孩子和杨可一样，从未接触过音乐、美术或者其他副科。训练的时间挤占了这些课程。相比起同龄的其他孩子，他们的娱乐生活少得可怜，仅有的娱乐方式是看卡通片，最近他们比较迷恋的是《果宝特攻》。

　　3年训练下来，与娴熟的体操动作相比，杨可的吃饭动作则显得孩子气。

　　晚餐时，他坐在食堂五彩斑斓的椅子上，不太熟练地用汤匙往嘴里扒着饭，然后突然伸出手，抓起一片萝卜送进嘴里。

　　杨仁平似乎并不太在意这些，他更多的希望是儿女能得冠军、世界冠军。

　　他常会欣喜地跟别人说，在李小双名声大噪的时代，杨飘进入体校；杨威获得北京奥运冠军后，杨可又沿着他姐姐的路走了下去。

　　和杨仁平怀抱同样期望的家长并非少数。

　　每逢新学期开学，就有一些家长带着三四岁的孩子，千里迢迢从全国各地专程赶往仙桃的李小双体操学校，每年交上近万元的学费，要求让他们的孩子进校学习。也有不少家长会反复跟教练诉说，他们的孩子有学习体操的潜质，值得培养。

　　体校负责招生工作的孔老师介绍，所有的学生中，绝大部分是家长慕名而来。现在140多个学生里，80%来自外地，其中还有一名来自爱尔兰的小女孩玛莎。

　　“很多孩子已经十几岁了，明显过了打基础的年龄，可家长还是硬把他们送过来。”孔老师说，当然通过训练，他们也能锻炼意志和品质。

　　2月16日，训练进行到一半，郑顺生从口袋里掏出一颗糖果，在始终耍赖不肯训练的严家勇面前晃了晃说：“快，压腿，做好了就给你糖吃。”

　　4岁的严家勇乖乖地坐下去，伸开了双腿，不到1分钟，他又扬起脸哀求道：“郑教练，好累啊。”

　　学校总教练颜永平也正好在场，开始用自己编写的儿歌哄他：“男子汉，铁打的汉，不好哭，做好汉，这样老师才喜欢；学小双，要流汗，将来做个英雄汉；拿金牌，夺冠军，美名天下传。”

　　冠军路，独木桥

　　李小双体操学校约1/10学生能进入省队，一些被“淘汰”的孩子已不能适应普通小学

　　颜永平从事体操教练20年，奥运冠军杨威的体操启蒙就是从颜永平处受益的。

　　但颜永平也知道，现实中的夺冠，远没有儿歌里的逻辑那么简单，也许“流了汗”，依然无法“拿金牌，夺冠军”。

　　颜永平已经没法计算自己带过多少学生。

　　但他能够记得的数字是，他参与培养输送的人数：一级运动员10人，国家级健将8人，洲际冠军7人，世界冠军6人，奥运冠军3人。

　　级别越高，数字越少，递减的人数中透出一种残酷。

　　这已经是辉煌的成绩了，更多的教练，也许一辈子，带不出一个奥运冠军来，参与者的庞大基数和竞技体育的残酷性注定了这样的结局。

　　抛开拿金牌，如果杨可要成长为一名专业的体操运动员，必须要通过现有的三级体制：体校、省队和国家队。

　　孩子一般在三四岁被送进体校，经过五年训练，表现出色的孩子能被选入省队。但大多数孩子会被退回到普通小学就读。

　　李小双体操学校的140多名学生，在接受极其严格的训练后，通过层层选拔、过滤，最后能进入省队的仅有10-20名。

　　大多数孩子，在行程还没过半时，便从通往冠军之路的独木桥上跌落，开始另外一种生活。

　　一个星期前，许迪(化名)便从这座独木桥上跌落。他离开了专业体操领域。

　　6岁才进入李小双体操学校学习的许迪，和其他孩子相比，底子稍显薄弱。但因为天生好动，身体灵活，在体校学习两年半后，许迪还是被推荐进入武汉体院的一家附属学校。如果表现好，许迪就能被送入省队，或代表学校参加比赛。

　　许迪母亲回忆说，自己每个月去探望儿子时，总会泪眼汪汪地离开。“比起在体校时，体院附属学校的训练强度不知大了多少倍，擦伤碰伤再所难免。”

　　春节前，在武汉体院附属学校才训练了半年，许迪被要求回家。许母在教练处获得的反馈是，许迪学习体操的时间太晚，基础较差，不适宜继续练下去。

　　随后，几岁的许迪进入了仙桃当地一所普通小学就读。从入学起，许母对许迪的担忧就从没消散过。

　　“毕竟已经离开普通学校三年了，当年的成绩虽然好，但落下的课程太多，补起来很困难，而且他早就不适应学校的生活了。”许母说。

　　许母还记得，当初把孩子送去李小双体操学校时，学校的老师和教练曾一度劝慰她说，“虽然体校文化课的水准无法与普通小学相比，但孩子一旦离开这里，课程还是很容易追赶上来。”

　　许母开始四处托人，设法将本该读三年级的许迪降了一级，并且在寒假里请了家庭教师给许迪补习。

　　但让她觉得头痛的是，许迪新学校的老师数次跟她反映，孩子在课堂上坐不住，好动得很。

　　“体校的学习氛围相对散漫。几小时的训练下来，累得够呛。孩子们一般是很难再集中精力学习的。”郑顺生说。

　　许母的困惑是，不知要用多久时间，才能够让许迪远离过去体校生活的轨迹。

　　母亲的犹疑

　　因为训练过于辛苦，母亲朱月琼已开始犹豫是否应该继续让儿子杨可从事体操

　　相比之下，杨飘的“运气”要好一些。郑顺生通过私人关系，将她推荐给了山西省省队。

　　杨飘被接收了，并在几场国内赛事中获得不错的名次。但很快，矛盾开始凸显。

　　一进入省队，杨飘的手机和零用钱都被教练没收，理由是影响训练。她开始罢练。

　　即便是远在仙桃的郑顺生，仍然会隔三差五的打电话劝说杨飘，让她调整心态，继续训练。

　　这种不稳定的状态直接影响了朱月琼。本来对于两姐弟是否继续从事专业体操训练，她就一直是犹豫的。

　　今年春节，朱月琼去山西陪杨飘过春节。因为省队担心队员发胖，杨飘和队友们都不能回家过年。

　　这种训练的强度常常让朱月琼感到揪心，但如果就此放弃，已经投入的时间和精力又让她觉得可惜：“已经练了这么多年，现在只能走一步算一步。”

　　朱月琼还觉察到儿子杨可一些微妙的变化：入学后的第一年春节，杨可回家过年，亲戚朋友起哄要求表演一下，他“腾”地就在场子里翻起了筋斗。

　　但今年无论大家怎么起哄要求，杨可坚决不肯再表演；尽管姐弟俩都是练体操的，一旦碰面，两人都默契地不提关于体操的任何事情。

　　朱月琼把这种变化理解为一种兴趣减淡后的疲乏。

　　而杨仁平并不这么认为，在他看来，孩子的兴趣和意愿似乎不是最重要的因素，年龄尚小的杨飘、杨可姐弟是无法抉择更好的未来，而在“体操之乡”练体操，不失为一条好出路。

　　母亲朱月琼则一直在焦躁不安中犹豫着，几乎每次开学，朱月琼都会跟教练郑顺生提出接回杨可的想法，但经过郑顺生的一番劝说，她又会暂时放下心中的疑虑。就这样，周而复始。

　　退出，这是郑顺生不愿意看到的结果。他希望杨可能留在自己队里继续训练，他有信心培养出一个准冠军来。

　　“要送妈妈4块金牌。”

　　学校里6岁学员杨可还不知道“冠军”背后的压力，他还渴望着将来为母亲赢得金牌

　　“谁能保证这里的孩子一定能成为冠军呢？”训练场上教练杨玉林感慨地说，投入大量的物力、人力、财力，最后能不能培养出一个真正的冠军，其实大家心里都没底。

　　李小双体操学校副校长彭友平也觉得现在压力很大。

　　国家体操队备战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名单已经出炉，里面没有一个队员是从李小双体操学校毕业的。

　　彭友平的压力来自于，从1992年的巴塞罗那到2008年的北京，历届奥运会总有来自仙桃的运动员的身影。

　　“4位奥运冠军诞生地”，“中国仙桃体操之乡”等名号，更是让彭友平有着难以摆脱的压力。

　　彭友平说，即使是在最艰苦的年代，他也没有过现在这种压力。

　　上世纪70年代，仙桃就有体操训练基地，“当时没有器械，师傅(丁霞鹏)自己做，保护的海绵垫都没有，师傅就在河边地上铺厚厚的稻草，盖上沙，再搭上帆布。”彭友平回忆说。

　　1996年，仙桃体操训练中心才有第一个室内训练场。彭友平还记得，墙壁上用白石灰写着“夏练三伏，冬练三九”、“冲出沔阳，走向湖北”的标语。

　　随着大小双成名，仙桃体操训练中心也于2001年，改名为“李小双体操学校”，学校开始走向辉煌。

　　学校的总教练颜永平并没有那么大的压力，他只是把这种状况称之为“正常的低谷期”。

　　颜永平说，“一届奥运会缺失，意味着学校重新从0开始。”

　　杨可还不懂这些，他现在只是对金牌充满着一种天然的渴望。这种渴望来自于训练、来自于环境，来自于耳濡目染。

　　春节回家，他曾对母亲朱月琼说：“妈妈，我要送4块金牌给你。”

　　“他不知道，拿一块金牌是多么难。”杨仁平叹息道。

　　杨可还看不到自己有着怎样的人生，十几岁可能就要面临大赛重压、退役后出路较窄、为团体赛牺牲个人等境遇，杨可对此都还没有概念。

　　晚上7:00左右，训练已经结束，这是一天里最清闲的时候。

　　10多个6、7岁的男孩子围坐在电视机前，大声讨论着。有人问：“杨可，你见过金牌长什么样吗？”

　　他抬起头，想了想说：“像个杯子一样。”

　　杨可还分不清金牌和奖杯的区别，但他曾经在体校的展览室见过，那些金色的奖杯陈列在玻璃橱窗里，闪闪发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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