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会议变形记

　　“我不在中国开会，就在去中国开会的路上。”这句中国网民“义务”为外国政要和商人量身创作的口号，在财政部和外交部联合发出的一纸通知面前，注定更加形象和生动——后者明确指出要“严格控制在华举办国际会议”。

　　为什么要“严格控制”？那些曾经象征着中国各个地方都在大步迈向国际化的各种国际会议，如今在中国已经演化成了什么模样？有会展界业内人士说：就像中国人能把全世界的房价炒起来那样，许多国际会议来到中国后，规格和身价也就眼见着水涨船高。而除此之外，很多在华举办的国际会议本身亦别有一番奥秘和玄机

　　到中国开会去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杨梅菊、郭一娜、于胜楠发自北京 自从担任英国某知名媒体驻华记者以来，安格斯·韦其已经被那些大大小小的国际会议邀请搞得有些头大。

　　刚开始，他还觉得参加这些会议“不仅浪费时间还有悖新闻工作者的职业规范”——会议的主办方会帮你打点好从机票到食宿的一切，尽管会议常常很枯燥，但午餐十分丰盛，下午的游览更是“贴心”，最后还会在信封里收到“意外惊喜”。但时间久了，安格斯·韦其还是决定选择大约每10个邀请中的一两个出席。事实上，安格斯·韦其的困扰，也几乎是每一个境外驻华记者的必修课。

　　而这一切，最近也许要发生变化了。

　　2月13日，中国财政部、外交部联合发出的一则《关于严格控制在华举办国际会议的通知》引起了安格斯·韦其的注意。通知要求：要严格控制在华举办国际会议的总量；不得在同一时间或短时间内举办主题相同或类似的国际会议；严格控制会议规模；不得擅自对外承诺提供任何免费服务……《通知》中对在华国际会议的规定几乎面面俱到，每一条款所触及的，都是当下在华国际会议的暗疮。

　　两种生态

　　与个体案例相比，也许数字更有说服力。

　　长期以来，除了国家层面正规的国际会议之外，各地大小城市似乎也染上了“国际会议瘾”。会议多数由地方政府直接或间接主办，由财政埋单。有数据显示，从2000年到2009年，中国主办的国际会议不断增多，从每年83个上升至245个。马来西亚《星报》北京分社主任周豪文向本报透露，在他驻北京的四年多时间里，曾先后参加二十多场国际会议，而至于曾收到的邀请，则数不胜数。

　　当然，一个巴掌拍不响。中国人爱开会，而不少外国名人政要也着实乐意来中国出席。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中国在全球的影响力也今非昔比，如今东西半球经济和政治布局都发生了极大变化，许多外国人对中国的兴趣也愈发浓厚，当然，兴趣的出发点多半还在纯粹经济利益。”在中国会展经济研究协会副会长陈泽炎看来，由于中国在各个领域都凸显出参与全球的活力，因此，多数外国人喜欢来中国开会的原因可能在于商机的发现，核电、粮食、石油乃至轻工业领域，一般而言，会议的专业性越强，对参会者的吸引力越大。

　　“事实上，像玉米行业大会、地震大会、数学家大会、生物制药大会，这种务实的国际会议，恐怕并不在此次两部委叫停的范围之内。”在陈泽炎眼里，国际会议可分为两类，一是由国际会议组织(ICCA)发起、各国申办、不占用财政拨款而完全市场化运作的国际性会议；另一种则是完全由政府牵头、消耗财政拨款、付高额出场费请国外专家、讨论所谓“经济形势”等较为空泛议题的国际会议。严格意义上而言，后者并不能称之为国际会议，它在中国，有一个更为贴切的叫法：官办国际会议。此番两部委出台细则叫停的，也就是这些官办国际会议。

　　大包大揽的“官办会”

　　“既然是国际会议，首先得有洋面孔吧，花钱请；还得有国际影响力大的媒体吧，花钱请。钱不是问题，只要面子好看。”近年来，官办国际会议在全国各地“高歌猛进”，规模越来越大，档次越来越高，排场亦越来越惊人。

　　尽管消费水平不一，每场会议具体花费无法计量，而官方也尚未公布中国每年花在国际会议上的钱到底有多少，但是从个别国际会议中透露出的讯息却可以让我们窥得一斑。“北方有两个城市在争办某个国际会议时曾打得不可开交，还没开呢就已经扔出去几千万，真正操办起来的花费，也就可想而知。”陈泽炎在接受《国际先驱导报》采访时坦言，近些年中国叫停国际会议的声音一直都有，但却越治越乱，归根结底是一个利益问题。而目前，国际会议支出已经成为政府财政的一大负担。

　　当“首届”“规模最大”“规格最高”“人数最多”等关键词，频频在地方官员的报告中出现时，从国际会议到官办会议的变形记，也就悄然完成。

　　“在国际会展界，中国基本已经成为免费的代名词。”有业内人士告诉《国际先驱导报》，不少在华召开的国际会议，外宾都能享受如下待遇：头等舱，五星级住宿，吃大餐，高出场费，高规格出行、观光，等等。几年前央视的一档节目里中外市长的对话，亦为“免费”提供了相当形象的注脚。在该节目快结束时，主持人邀请外国市长来华访问，该市长说当年的预算已经花完，没有钱来中国。此时，中国的市长反应很快：“没问题，您来吧，费用我们解决。”与之相比，多年来，中国的不少官办国际会议，几乎每一个毛孔亦都渗透着如此财大气粗、一掷千金的豪气。

　　前述业内人士指出，一向以组织正规国际会议著称的ICCA，也被中国惯出了一身毛病，“达沃斯就是很好的例子，夏季达沃斯本身价值多少先不说，关键是到了中国要价就翻番。”这种说法，得到了《人民日报》前国际部记者王南的佐证。曾到十几个国家参加过数十场国际会议的王南表示，达沃斯这样的会议在西方已经走下坡路了，但是到中国来，收的参会费很高，一般要三万块钱买一个参会指标。“这已经变成一种变相圈钱的形式了。”

　　要政绩，还是要会展市场

　　事实上，从市场角度而言，一次会议完全有可能成为赢利的买卖，这也就是为什么“会议经济”以及“会议产业”能在中国方兴未艾的关键。

　　以行业国际大会为例，陈泽炎揭示了一次会议有可能成就的商机：先是有民营公司从决策层面提出会议创意和主题，分别向行业内专家和企业发出邀请，双方一旦产生需求，与会者同意缴纳注册费，便能形成市场；决策之后，由专业的承办组织负责落实，发信息、做网站、联络、接待、注册登记收费服务，而下游环节则涉及会场的布置、设备、同声传译、宣传及会后旅游……就这样，由一场会议为中心的产业链就此形成。“每个环节都能产生效益，像日内瓦，就是会议养出来的城市。”

　　但中国正好相反，属于“城市出钱养会议”。“首先是国家拨款，从源头上就出了问题，花起来不心疼，没收益也无所谓。官办国际会议就等于花钱买一个乐呵、热闹。损耗与本身产生的价值不符，政绩要求高于市场规律，等于走偏了。”陈泽炎说。

　　能否真正叫停？

　　尽管没有具体的数字统计，但官办国际会议带来的巨大浪费，已然成为不争的事实。也正因此，在业内人士看来，此次财政部、外交部联合发出的《关于严格控制在华举办国际会议的通知》，进一步规范和加强管理在华举办国际会议，十分必要。通知从总量、主题、规模及外宾邀请等8个方面提出具体要求，尤其是报送审批和限制免费服务等方面，措辞不失威严。

　　但这并非中国政府首次出面叫停在华国际会议。“国家关于国际会议的文件85年有一版，中共中央外事领导小组做的，95年有两版，《严格控制在华举办国际会议》和《重申加强外事纪律 严控在华召开国际会议》，看上去虽然题目都很严厉，但这些年下来，似乎也并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中国国际科技会议中心会议总监武少源说，他从1985年开始从事国际会议的组织工作，到现在已是26年的时间，亲眼目睹多年来中国国际会议如何一步一步从严谨正规演变为现在的“乱象”。

　　面对今年两部委再次出面叫停在华国际会议到底能有多大成效，武少源持审慎态度。“这么多年一直在叫停，但是就像中国房地产调控一样，今天六条明天八条，能起多大作用？最根本还是有一个形象工程，有一个利益在那里。”

　　王南则认为，真正意义上的国际会议还是要多开，因为肯定会潜移默化地增进中国与国际的相互了解，至于其他的所谓“国际会议”，“也不要仅仅在形式上控制会议的次数和规模，还应该把重点放在如何改进会议内容，提高会议效益上。”

　　国际会议：那些不得不说的秘密

　　一共就百十来人，却跟政府伸手要近200万经费预算，“一个人两万块钱，你干什么使啊？”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杨梅菊、郭一娜发自北京 一场国际会议在中国的变形究竟如何完成，而所谓“官办国际会议”的背后，到底又隐藏着怎样的潜规则？为此，本报记者先后走访资深国际会议组织者和业内知情人士，希望可以一窥在华国际会议那些不得不说的秘密。

　　三明治与饕餮大餐

　　“会议用餐以自助餐为主，可安排一次冷餐宴请，不再另外安排迎送宴请。”(摘自《关于严格控制在华举办国际会议的通知》，下同)

　　在财政部、外交部联合发出《关于严格控制在华举办国际会议的通知》中，餐饮一项赫然在列，且规定极为详细。事实上，这一细则所针对的，正是在华国际会议餐饮中的严重浪费现象。

　　说起浪费，在会展行业浸淫26年的中国国际科技会议中心会议总监武少源直指餐饮：“仅仅餐饮一项，就占了一场会议总支出的将近50%。”

　　这一点，让曾到澳大利亚开会连吃5天三明治的武少源十分感慨，“你在北京，去任何一家酒店说我要吃三明治，它给你做吗？”而据记者调查，目前无论是北京国际会议中心还是国家会议中心，都有餐饮消费最低起步价100元的标准，统一配送的盒饭则高达80元。有趣的是，任何参会人员不准携带中心以外的食品入内，“我要吃麦当劳，那你不许进。”而会议期间的茶歇饮品，“2000年的时候，一杯茶一杯咖啡一个人是8块钱，后来涨到10块钱，现在最低都是30块钱。”

　　一方面是主办方无意识浪费，一方面是酒店客观造成的浪费，“但是你也没办法赖酒店，无论是国家会议中心还是北京国际会议中心，这些都是企业行为，它要还本付息，就必须把费用定得很高。”

　　事实上，自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之后，国内多数城市开始大兴土木，“国际会议中心”纷纷大规模兴建，星级酒店更是如雨后春笋。而高成本建筑的高密度出现，更是为此后官办国际会议身价一路飙升埋下伏笔。以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为例，1990年开业之后，用了12年才把本还完。而近些年红红火火的国家会议中心呢？武少源算了一笔账：成本是17个亿，每年7%的利息，按十年还清，那么每年光本息就将近3个亿，另外每年“开办费”、“尺码费”，又得1.5个亿，这样下来一年能打平至少得4.5个亿，“国家会议中心一共就400多间客房，4万平米的展场，加上几个会场，你干什么能一年挣4.5个亿？可不最后都压到餐饮上了么？”而据透露，去年一年，国家会议中心仅餐饮就净赚一个亿。

　　100人会议，200万预算

　　“会议经费由我方全额负担或由与会各方分担的，应统一按照会议标准制定经费预算，我方负担的经费应纳入部门预算管理。”

　　任何一场国际会议的操办，都离不开钱。一场官办国际会议的召开，必须先有财政拨款。按照常理，会议召开之前的预算报批便十分关键，理应丁是丁，卯是卯，来不得半分含糊。

　　但事实正好相反——国际会议的预算报批，经常令人感到莫名其妙。据曾参加一些会展项目资金评审的武少源介绍说，他经常接到一个会议的报批单，一共就百十来人，却跟政府伸手要近200万经费预算，“一个人两万块钱，你干什么使啊？”

　　在武少源看来，不靠谱的预算账单太多了，基本上那些以“发展基金/资金”命名的，都有小九九。比如说，本是开国际会议，却申请购入大批固定资产，例如买10台计算机，10台打印机，2台摄像机，甚至高档用车都在预算之列……“买那么多固定资产的理由是什么？”“会议要留照片、留资料啊，再说我们还要开第二届呢。”

　　事实上，据业内人士透露，那些能够被称为“国际会议”的预算，基本都是如此，100人的中小型规模会议，申请100万～200万预算并不稀奇，只要是能挂上会议两个字，身价立刻就能翻番。“反正就是变着法子要呗，就是拿到了就花，拿不到拉倒，都是这么个心理。”这位知情人士说。

　　尤其是地方政府，常常是一张预算单糊里糊涂、驴唇不对马嘴，但有的时候就是能批，因为都是“戴帽”来的，“这是谁谁的会，谁谁要出席的，你必须得给，可不就得给么？”

　　而按照规定，即使是地方国际会议资金的审批也要先报财政局，但是问题来了，“如果我的省长或者我的市长要开国际会议，省长市长批了，财政局和财政厅，他敢卡吗？所以这种事情最终……”

　　“前面一排最好全是部长”

　　“各地区举办国际会议或涉外活动，不得竞相抬高国内外会议代表的规格，不得相互攀比。”

　　“要注意，这次两部委的规定具有针对性，并非一刀切，好的国际会议还是需要急需办下去的。”中国会展经济研究协会副会长陈泽炎说。

　　而他所说的“好的国际会议”，中国也并非没有，例如2008年的世界地震大会，参会代表多达3000人，每人必须缴纳700美金的注册费，在保证为国家上税55万之后，还略有结余沉淀为备用基金，完全脱离财政拨款而适应市场化运作。再例如2002年的世界数学家大会，曾把数学家霍金请来中国，掀起中国的数学热。

　　“有一个很明显的矛盾，可有可无的会议正在构成极大浪费，而真正有意义的科技会议却苦于找不到钱。”武少源说，在这方面，韩国提供了很好的榜样——将国际会议的召开与促进本国旅游巧妙地结合起来。“韩国国际会议的申办都是有旅游局参与，后者为前者提供强大的资金后盾。”但在中国，却是另一幅场景。“你知道北京市旅游局每年的旅游发展基金多少钱吗？十一五期间5个亿，十二五10个亿，但十一五5个亿的时候，它拨给国际会议的经费仅仅是100万。”2009年，在费劲一番周折后，武少源有幸帮助解剖学会申办的2014年世界解剖大会拿到了5万块钱。“一个会就给5万，而且条件必须是千人以上的大型国际会议，必须要拿到国务院批件，有这两个条件，才具备申请资格。”

　　这显然是极不平衡的，在无谓浪费和真正需要之间，存在一个由资金和种种条文构成的鸿沟。“所以实际上是一个捋顺的过程，但是又没法捋顺，中国太大了，各个省各个市，你怎么捋啊，都是地方财政……”

　　在武少源看来，对于地方政府而言，一次国际会议的收益可能是多方面的，但最重要的还在于“形象工程”，“我们又开了什么什么会，是首届，史上规模最大、人数最多……写文章造舆论吸引眼球，这个就是最大的收益。”例如，每年都邀请10个诺贝尔奖得主来中国，出场费就不用说了，首先要坐头等舱，如果美国到中国，一个得6万，“请10个60万就出去了”。

　　而在一些二级城市举办的国际会议中，更是流传着一些不成规矩的规矩，例如“最好前头一排全是部长，或者全是省长，官越大越好，档次越做越高”。

　　每一个环节都可能产生腐败

　　“要严格控制会议的住宿档次，并按照国际惯例不配备生活用品，不发会议纪念品，不赠送礼品，不组织公款游览、参观等。”

　　会展行业中，会议礼品的存在是合理现象，但礼品的纪念意义应该高于其金钱意义。在武少源多次操办的国际科技会议中，常常是工作人员去北京金五星等批发市场买回一批京剧脸谱、剪纸等富有中国文化气息的礼品送给参会人员，“15块钱一个，他们还拿着当宝贝”。但是大多数官办国际会议则一味讲究礼品的价格，据知情人士透露，某些会议上，如数码相机、苹果手机甚至是手提电脑等数码产品，都会当作纪念品送出。“其实有的纯粹就是操办会议的人自己想买个电脑又不想花钱，或者一味讨好领导，索性借花献佛。”

　　而据知情人士透露，至于会议背后，则隐藏着更多秘密：首先是地方政府大多不可能独立完成一次国际会议的筹办，需要付费委托给民营的会议组织公司，问题便会出在这些公司身上，一是他们多有政府背景，背靠大树好盈利，公款落入私人的口袋，更严重的，可能甚至涉及通过办会以达到洗钱的目的。

　　还有一个容易产生腐败的环节在酒店。首先一些城市的酒店本身就带有政府背景，虽然它的建成成本极高，回本十分困难，但政府能享受酒店的超低优惠价。例如市场价1888元的客房，政府挂名，便能享受800元乃至更低的优惠，但在预算申请单上，酒店价格却仍填写原价，中间产生的差价最后落入谁的口袋，则成为另一个难解之谜……而至于会议组织过程中的赞助商招标等环节，都成了腐败生发的温床。

　　“请人家得给出场费吧，很多人以为请到就很不容易了，但其实有些人愿意来，愿意挣这个钱，要是再碰上那些看准中国钱好赚，专门来中国巡回淘金的，还真就一拍即合。”此话不假，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两次中国行备受追捧，先后赚走近百万；英国前首相布莱尔东莞演讲更是超越克林顿的出场费，创下新纪录；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全球第一CEO韦尔奇也分别从中国带走了上百万美元……

　　一路分析下来，几乎每个环节都足以为腐败留下机会，至于一些政府或者机构热衷于邀请国外政要或名人，转而成为政要或名人在华的代理人经纪人，从中收取佣金，则更是不足为奇了。 

　　管理不严催生会议乱相

　　——财政部专家详解“限会令”出台前后

　　【访谈对象】刘尚希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

　　【主持人】郭一娜 本报记者

　　“有些部门哪天想起来开(国际会议)就开，开到一半，钱不够，就向财政部打报告要钱”

　　背景：国际会议太多太乱

　　《国际先驱导报》：《关于严格控制在华举办国际会议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出台的背景是什么？

　　刘尚希：我认为，财政部、外交部两家来联手控制国际会议的召开是有必要的。近年来，在华召开的国际会议越开越多，越开越乱。很多会议并没有提前安排财政预算。一些部门哪一天想起来开就开。开到一半，钱不够，就向财政部打报告要钱。边开会边要钱，这种情况都有。

　　很多国际会议没有太多实质内容，只是打着一种招牌。或者说，纯粹说是出于某种需要，有点像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每年全国召开多少个国际会议？我们这里没有统计数字。但各地各部门召开的会议可谓此起彼伏。这样一来就对财政造成了压力。

　　Q：以前一些单位和部门召开的国际会议，很多没有列入预算经费？

　　A：有的会列入，有的没列入，有的部分列入。有的会议上报预算，但预算给的钱并不多。后来会越开越大，不得不再从财政出钱。因为国际会议邀请了很多外国人，涉及到政府的国际信誉和影响，那时政府不掏钱都不行了。

　　解读：严格控制政府埋单

　　Q：《通知》中有一条，凡涉及财政拨款的，需要事先会签财政部门同意。以前不用会签？

　　A：以前可能某个部门内部决定召开会议就开了，并没上报财政部。后来又要追加预算，这都要财政部出钱。这也鼓励了乱开会瞎开会。现在说要提前会签财政部，就等于要将会议支出先列入预算。没有这笔预算就不得开会。这也是提高预算的约束性。

　　Q：《通知》中指出，“要按照国际惯例不发会议纪念品，不赠送礼品，不组织公款游览、参观。”

　　A：这种支出，对方该掏钱的还是要掏钱。开国际会议邀请对方，其实也是为对方提供一个机会。你愿意来就来，不愿意来就算了。过去就是求着人家来，出钱请人家来，出场费低了有时人家还不来。有的资深人士，出场费并不便宜。当然，有些会议是民间召开、民间出钱，这无所谓。要是政府埋单，就要严格控制。

　　Q：《通知》中还提出百人以上的国际会议要慎办少办，为什么要限制人数规模？

　　A：很多大规模的会议不过是电视报道一下就完了，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作用。国际研讨会不能开得太乱，不能变成外国人到中国免费旅游的一种方式。外国人当然很乐意(来玩)，一个劲儿地给你唱赞歌，天天开都行。

　　建议：开会也要树立绩效观

　　Q：在召开国际会议时，出现这么多问题，到底根源在哪？

　　A：实际上还是管理不严。会议支出应该列入到政府的项目预算里。而一些项目预算制定得比较粗。比如一个部门仅上报财政部要召开一个国际会议，预计要支出多少费用。但是会议规模多大？标准多高？在哪里开？都没有上报精细的计划。

　　所以首先要在源头上控制，减少没有实质作用的会议。可开可不开的就不开。

　　Q：预计这个《通知》将会起到什么效果？

　　A：《通知》就是要告诉各个部门，举办国际会议就要自己负责。不能只打个报告，说“要开会”，但“怎么开，还没想好”。这样的会议今后就不能列入到预算中。一方面限制开会，另一方面要求主办方对会议预算进行细化。

　　在国外，政府很多活动都有严格的预算控制。出国开过会的人都知道，到了当地没有人来机场接。对方说你们这个团事先没有列入我们的预算经费，所以连车都派不了。国外管得很严、很细。我们这边就没这个习惯，只想着干事儿、开会，至于钱，事先没想那么多。

　　另外，国外召开国际会议，一般要提前做出严格的预算安排。这个会值不值得开？开多大规模？要达到怎样的效果？都要经过讨论和认证。尽可能在少花钱的情况下达到最大效果。这个绩效管理我们现在才刚刚开始。中国花钱开会，要开出效果。我们今后也要树立绩效理念。

　　韩国人是怎样开会的

　　承办国际会议已经成为韩国提升国际形象、宣传国家品牌、发展旅游观光业、实现经济创收的重要手段

　　《国际先驱导报》实习记者黄莹莹发自北京 并非只有中国人爱开会，去年刚刚承办了第五次G20峰会的韩国，也是举办国际会议的大国。

　　根据韩国观光公社的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全球共召开国际会议11503次，其中韩国国内召开的国际会议有347次，比2008年增长18.4%，居亚洲第三位，仅次于日本和新加坡，世界排名也从2008年的第12位上升为第11位。韩国媒体普遍认为，国际会议在韩国召开次数的增长，以及世界排名的上升，是韩国国际社会地位和国际竞争力提升的象征之一。而承办国际会议已经成为韩国提升国际形象、宣传国家品牌、发展旅游观光业、实现经济创收的重要手段。

　　巨大的经济效益

　　当全世界人民都在关注首尔G20峰会的议题和成果时，多数韩国人民关心的却是G20究竟给韩国带来了怎样的经济效益。而据韩国三星经济研究所对G20峰会可能带来的旅游收益、企业宣传效果、出口扩大效果等多项指标分析的结果显示，去年在首尔召开的G20峰会给韩国带来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收益达24兆韩元(约合200亿美元)。与此同时，韩国贸易协会国际贸易研究院则认为，G20峰会带来的经济收益达450兆韩元(约合3750亿美元)。

　　虽然不同的研究机构由于评估指标不同，导致各自提供的数据产生巨大的差异，但不可否认的是，G20峰会的举办的确给韩国经济带来了可观的收益。

　　而其中，旅游收益往往成为重中之重。另外一项统计结果显示，2007年5月在首尔召开的世界审美牙科学会学术大会，仅来自全球各地的与会者便达2500名，创下旅游收益900万美元。同年9月召开的世界肺癌学会学术大会则迎来共约5000名与会者，创造了将近1800万美元的旅游收益。据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提供的资料显示，参加国际会议的商务游客在韩国住宿、观光和购物的消费达到人均3592美元。

　　2010年韩国的商务游客达到30万人次，仅旅游收益一项便超过10亿美元。以此推算，即将在今年5月迎来18000名国际商务游客的世界皮肤科学会学术大会，将可能给韩国带来约6470万美元的旅游收益。

　　政府支援计划

　　由于意识到国际会议所能带来的巨大效益，韩国政府在1996年颁布了《国际会议产业发展的相关法律》，并于1998年推出《国际会议产业发展支援计划》，用以对国际会议的申办和举行提供各方面的支援。

　　根据该支援计划，国际会议的申办和举行的主管机关由文化体育观光部(以下简称观光部)来担任。在申办会议的必要性得到认证之后，观光部对会议的申办和举行进行财政和各项软硬件支援。

　　而为了防止一些滥竽充数的会议打着“国际会议”的名目申请政府财政支援，打击腐败，韩国政府于2005年颁布了《申办及举行国际活动的相关规定》，另于2008年颁布了《国际活动管理指针》，对举办国际会议的申请进行严格细致的管理。按照规定，国际会议申请国库支援金，10亿韩元(约合85万美金)是个界点。不足10亿韩元的，需通过主管机关和计划财政部的严格审议；超过10亿韩元的，则必须通过“国际活动审查委员会”的审议。而且所有的国际会议在审议结果出来之前，是不能进行任何申办和宣传活动的。其中国际活动审查委员会由包括韩国开发研究院在内的25个指定机构的专家组成，对国际会议的必要性和恰当性进行评估和审议，审查的标准包括会议的公益性、时宜性、规模的恰当性、经济性、社会舆论等方面。

　　此外，韩国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还指定国际活动专门研究机构对国际会议的结果，以及给国民经济带来的效果进行分析和评估。前文中所提到的三星经济研究所和韩国贸易协会国际贸易研究院，都在此列。

　　产业化操作

　　韩国对国际会议带来的经济效益方面非常重视。在韩国，国际会议俨然成为一项产业——能给国民经济带来积极影响的具有高附加价值的服务产业。

　　韩国会议展览产业研究院(ICEM)的李昌贤博士指出，国际会议产业之所以被认为是具有高附加值的服务产业，其最重要的原因是国际会议的举办产生的巨大的经济效果，以及由此带来的城市和国家形象的提升。以去年举办国际会议次数居世界第7位的城市首尔为例，从2010年起，首尔市仿效拉斯韦加斯的国际会议评价体系，开始对国际会议和展览对地区经济所带来的经济效果进行分析和评价，而不是仅仅以国际会议举办的次数为标准。这将有助于提高国际会议产业支援政策的效果性，也将给其他地区和城市提供一个很好的样板。

　　相对于中国的国际会议主要依靠政府财政拨款，韩国政府对国际会议的财政支援控制严格。致力于打造“国际会议最佳城市”品牌的首尔市，对大型国际会议的财政支援每次最多不超过1亿韩元(约合9万美元)，举办会议的资金主要还是来自企业和社会团体的赞助。对韩国政府来说，最少的投入和最大的回报才是他们所追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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