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三十年来，与其像某地产商描述的那样说中国企业在“野蛮生长”，还不如说企业利益在野蛮生长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王健君尚前名邓华宁

　　“在这里我也想说一点对房地产商的话，我没有调查你们每一个房地产商的利润，但是我认为房地产商作为社会的一个成员，你们应该对社会尽到应有的责任。你们的身上也应该流着道德的血液。”2月27日，面对全国网民，温家宝总理一字一顿地向所有地产商给出了自己的“忠告”。

　　过去三年，每次两会前赶赴新华网与网民促膝相谈，温总理都会对社会最为关注的房价和房地产市场发表意见：2009年，他用了309个字对房地产健康发展寄予期待；2010年，他以自己对“蜗居”的亲身体会开场，用351个字暗示房价上涨过快的危害已愈演愈烈，影响到了社会稳定和广大群众的切实利益……

　　今年，他足足用了1229个字，以“决战”的口吻喊话，“我还有信心。如果我没有信心，不去努力，那就是失职，就是对人民的不负责。我不仅要做这样的表态，而且要付出实际行动……有人说我‘灰心’了，其实我没有‘灰心’。我相信，只要我们把群众放在心上，我们一定会实现调控目标。”这是总理履任8年来的第一次，专门针对一个行业、一个企业利益群体，公开批评。

　　地产商们反应相当快。第二天，全国工商联房地产商会执委会副主任王玉清在工商联两会提案通气会上说，房地产商们已经筹备建立200亿规模的公租房建设基金，占全国保障性住房建设项目总资金的2%，并强调“主要房地产企业想给社会作些贡献”。筹备小组成员包括全国工商联房地产商会会长聂梅生、华远地产董事长任志强、建银精瑞资产管理公司董事长李晓东、复地投资集团执行总裁张春华等多位地产界人士。

　　“当前，中国的社会利益团体已经越过了潜伏期，正在逐步走向前台。”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南开大学政治学教授朱光磊提出了自己的判断依据，“走到前台最主要的标志之一就是房地产商头面人物日渐活跃的各种“压力性社会活动”，他们作为这些企业利益代言人的特征已经很明显了。之所以说正在走向前台，而不是已经走上了前台，是因为现行体制内没给它们留这个位置。”

　　事实上，过去十年来，随着加入WTO，包括房地产利益集团在内的企业利益集团，尽管大多并没有完备的组织形态，也没有固定的组织架构，只是松散地、自发地、临时性地“结伙”，但其以协同行动表达其特定利益诉求的欲望很强烈。甚至不少已经以社团、协会、商会、委员会和基金会等形态广泛活动。一位研究人士为本刊记者举例某生态协会，“你以为一百多个企业家跑到沙漠里是为了种树？他们坐在一起讨论政治研究政策呢。”

　　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所长黄卫平接受本刊采访时梳理道，“目前，影响较大的特殊利益集团，主要是以地区、部门为依托，以行业利益为纽带，常常借助公共权力、行政性垄断手段等，来获取特殊利益的经济性利益集团。”在国资、外资和民资中都有表现，被某地产商生动描述为“野蛮生长”。

　　在黄卫平看来，一方面要认识到，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企业利益集团业已形成且客观存在；另一方面需要加快体制建设进行规范限制，清除企业利益集团因制度缺陷形成的不公正特权，“要防止利益集团的结盟，尤其是企业利益集团与政府内部特殊利益集团的结盟。”

　　企业的“阴阳世界”

　　2010年9月份，CCTV-2播放了十集纪录片《公司的力量》，被誉为“好评如潮”。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高德步看后感叹，“在我看来，公司制度就是可以‘撬动’整个地球的支点。”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萧国亮也倍受“感动”，这位改革开放后读完《福特传》的学者回忆，自己被亨利·福特把“公司员工最低日工资从2.34美元提高到5美元的行为所震撼”，“公司不仅具有创造财富的力量，而且还具有改变人与人之间关系和阶级与阶级之间关系的力量。”

　　这种力量，同样曾震撼了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2003年，房地产业推动促成“18号文”，调控信贷的央行“121号文”无疾而终，主持制定调控文件的央行货币政策司司长戴根有平调去职。随后，梅新育看到：

　　中国房地产业界“思想家”万通集团董事局主席冯仑以《市场的力量真酷》为题撰文称，“市场的显性力量这回顽强地借助媒体的公开管道和媒体外的私下渠道与政府的行业政策制订机构进行博弈，终于使‘121通知’变成一朵羞答答的玫瑰”，并断言，“市场的力量决定一切。所以说‘121通知’客观上划了一个时代，那就是市场思考不说话、不作为的时代过去了，代之而起的是一个自为的房地产时代。”

　　“如果说企业的积极力量是一端，那么它的消极影响就是另一端。”采访中，中国社科院世界政治与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宇燕告诉《瞭望》新闻周刊，对于“公司的力量”，他不自觉地会想到美国著名政治经济学曼库尔·奥尔森在《国家的兴衰》一书中的论述，“国家兴衰或经济盛败的关键所在，是看一国内部既得利益集团是否足够强大、以至于为了自身狭隘利益而损害整个国家利益。”

　　张宇燕认为，任何组织创立、存在和发展的基本理由，在于它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在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置环境破坏和劳工福利保障于不顾，追求市场垄断地位、努力成为寡头企业以攫取非生产性租金，甚至不择手段假借政府之手实现上述目标，都是常见的企业行为。显然，企业、尤其是大企业的这类行为无疑会与社会利益相抵触。

　　最经典的案例就是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在告别演说中提醒国民，要警惕两个企业集团对美国国家利益的损害：军工综合体和科技综合体夸大苏联威胁，利用信息不对称最大限度地获取资金投入，并提升自身的影响力。刚刚过去的全球金融危机，在张宇燕看来，其主要爆发原因之一，便是美国巨型商业银行的败德行为，凭借“大而不倒”来从事高风险投资。

　　“由此可见，在颂扬公司正向力量的同时，我们还必须对其力量的负面或邪恶影响保持高度警觉，并坚决遏止或约束。”他向本刊记者提醒说。

　　“野蛮”博弈

　　“21世纪，中国进入利益集团博弈时代。”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杨帆对这个现实怀有深深的担忧，转型国家由于政治与法律秩序存在缺失或不足状态，由官员主导的转型过程，最容易产生特权性质的企业利益集团，且这种利益集团又由于缺乏有效的制衡力量而单方面影响社会经济政治过程，“对此，必须引起转型国家执政者的高度警惕。”其中，他认为表现最为活跃者有三类：

　　其一，垄断资本集团。按照其定义，专指国有企业改制的深化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国家垄断资本，主要得益于行政垄断。主管部门利用行政权力保护本部门企业高额利润，排斥或限制民营资本的准入。比如，铁路、邮政、水电、电信、航空和金融等企业。

　　一些垄断、准垄断行业，监管缺位或不到位，内部运行机制不健全，成本核算不清晰、不透明，行业内个人收入和福利远高于社会平均水平，成为社会分配不公和贫富悬殊的集中表现；各部门利益集团一直凭借部门管理权力实行垄断与扩张，中石油、中石化凭借政策优惠和石油开采炼制权垄断，获得巨大利益；2008年以来的“国进民退”，实质是央企带头，地方政府所属企业跟进，依靠垄断权力在市场中无限制扩张的问题……

　　其二，跨国资本集团。其独立利益是，争取优惠，垄断市场，控制行业，掌握标准，打击竞争对手。他们建立商会谋求共同利益。其典型案例包括近年来，集体上书全国人大要求延长在华税收优惠，影响《劳动合同法》。同时，在中国，通过培训、资助出国、共同研究等多种方式影响中国的理论界、学术界和各部门政策制定，通过各种基金会影响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

　　2005年1月12日，时任财政部长的金人庆公开表示：“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税率已经迫在眉睫，现在时机已经成熟，不能再拖了。”与此同时，跨国公司联名“上书”，希望新的企业所得税法能够就现有的优惠政策给予外商投资企业5～10年的过渡期，并且希望中国政府能够在新企业所得税法中给出一个“合理的、具有竞争力”的企业所得税率。同年两会，“两税合一”的议案没能付诸表决。一位财政部高官曾感慨，“现在为中资企业说话的人太少了，而为外资企业说话的人太多了。”

　　其三，民营资本集团。民营资本的先天不足，其代表人物有优秀的民族企业家，也有投机商人。民营资本作为企业利益集团，通过各级工商联、商会、基金会或企业家协会等组织，采取集体行动，争当各级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同时，也直接向各级政府部门或官员获得支持。

　　其中，杨帆认为，房地产企业利益集团组织了完全独立的协会，有自己的代表人物和思想理论，和某些地方政府、银行结盟抬高房价，抵制国家宏观调控，造成房地产泡沫和严重社会问题，“在2008年迫使中产阶级退出购房市场进入租房市场，将城市三代人积蓄和年轻人未来30年的收入套牢，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

　　梅新育告诉本刊记者，这个集团的核心力量是房地产行业和主管部门、地方一些主管官员，加上行业协会组织共同构成了该利益集团的中坚，一些媒体和学术机构则构成了这个利益集团的外围，“企业、政府、协会组织、媒体和学术机构和投机者之间通过利益交换、人员流动等途径联系起来，同一成员，今日在政府主管部门，明日下海到企业任职，房地产学者同时又是房地产炒家，这种现象并不鲜见。”

　　“两栖人”

　　事实上，这也揭示出企业利益集团相关的另一个推动因素——“两栖人”现象。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社会成员价值观念的转变，社会成员政治参与的程度增强，私营企业主入党、企业家当选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等日益增多并逐渐被人们接受。”按照朱光磊的介绍，“两栖人”主要指在社会阶层分化中出现的身兼两职或多职的那部分人。在企业家中表现为既是“经济人”又是“政治人”的现象。在他看来，这多是在市场打拼积累了一定资本之后，“商而优则仕”。

　　比如，一些企业家通过正常政治参与当选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还有一些商人则干脆直接“入政”；一些地方政府为“招商引资”，完成上级任务，或明或暗招纳大型企业、公司的领导人在政府内兼职；在村民自治过程中，基层选举出来的“老板村长”、“老板书记”等逐渐增多，等等。

　　具体到房地产业，尤为明显。一方面，作为“经济人”，聚集的财富惊人。据2010年胡润百富榜统计数据，上榜的1363位企业家中，从事房地产行业的企业家人数依旧居各行业之首，达到20.1%。而10年前，这个数字甚至达到50%。其前50位的平均财富是排名第二位行业平均财富的2倍；另一方面，作为“政治人”，话语权越来越强。在2010年胡润房地产富豪榜中，2位担任全国政协常务委员，6位担任全国工商联副主席，12位担任全国人大代表或全国政协委员，具有国家政治身份的企业家为各行业之最。

　　朱光磊认为，对于那些企业家和商人来说，拥有“两栖人”身份，就可能在社会竞争中更加强势，就意味着可以拥有更多的资源和“权力”。中央党校教授林喆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认为，这种强势在房地产利益集团中得以集中体现。

　　首先，房地产利益集团与中央政府一直博弈不断，尤其是近两年来，严重影响到中央政府的权威。“因为不能产生暴利，且会拉低房价，造成中高档商品房滞销，因此中央政府近年来对开发经济适用房和中低价商品房的明确要求始终受到开发商的顽强抵抗。”她说。

　　同时，房地产利益集团的膨胀，造成贫富差距的急剧扩大，导致社会发展的不和谐。她认为，“在大部分房地产开发活动中，由于是一种低成本的付出、高利润的获取、近乎掠夺性的开发，于是带来了种种社会问题，近些年来因强制拆迁而上访的民众逐年增加就是明例。”

　　而且，房地产领域的暴利激发了大量的寻租活动，官商勾结导致了诸多干部的腐败犯罪。在她看来，正如建设部负责人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办的房地产专题新闻发布会上所指出的那样，在土地开发、房地产开发和房屋拆迁中间存在着“大量腐败问题”，“近年来，在整个房地产的炒作中，倒下的干部不在少数。”

　　“利益”结盟

　　由此也导致了另一个值得高度关注的现象——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结盟”。中国刑警学院客座教授吕文举为本刊记者讲述了重庆试验区成立后的地产故事——

　　2007年6月7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下发《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批准重庆市和成都市设立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通知》。重庆各种“房地产专刊”就连篇累牍地推出“试验区将刺激重庆房价上涨”、“重庆楼市迎来大涨拐点”等观点，并发布“重庆今年房价再涨10%也正常”等消息，不断向老百姓强化“房价必涨、涨价正常”的概念。在制造舆论之后，部分开发商开始提高房屋售价，并“捂盘惜售”，制造房子紧俏的表象，让购房者在恐慌中非理性地抢购，推动房价进一步上涨。

　　“近年来，围绕着房地产市场的宏观调控，不同利益群体的博弈非常激烈，而其中尤以地产商的力量最为强大。”据吕文举观察，这种膨胀的“利益集团”，具有强大的自我保护能力，而且善于消解国家宏观调控，“扭曲”国家政策“为我所用”。

　　其突出特点就是，在共同利益的纠结下，一些地产商、地方官员、专家学者和媒体专刊构成了一个特殊利益集团：以地产商赚取最大利润为核心，地方官员为房地产业推波助澜，从中获得GDP和政绩；学术精英引导公众预期，影响政府决策，获得地产商的“好处费”；媒体专刊为地产商制造舆论，从中获得广告回报。

　　黄卫平在研究中总结了这种利益结盟的社会危害：“其一，力量强大、资源充裕、组织良好，尤其是与政治权力结合起来的强势利益集团，有可能损害整个地区的公共利益和广大公众的利益，影响社会的正义和社会政治的稳定；其二，某些企业利益集团，可能因其具有雄厚的经济实力，无须施压或游说，即可让地方政府俯首听命，使地方政府决策的公正性和合理性受到影响。如一些地方出现的‘领导傍大款’现象；其三，某些政府官员则可能利用其权力资源，主动结盟企业利益，进行‘权力寻租’、‘钱权’交易或其他违法活动。这是目前‘集体腐败’或‘组织性腐败’的根源。”

　　最令黄卫平担心的是，“个别企业利益集团，可能凭借其拥有的组织资源、文化资源、尤其是盘根错节的关系性资源，通过控制地方政权或某一部门、机构，谋取本集团的非法利益。”如厦门远华走私集团、湛江海关走私集团，之所以能够长期地、大批量地、反复地从事非法走私贩卖活动，主要就在于此类走私集团，均与当地党政部门主要负责人、海关等执法机关负责人结成特殊利益集团，并编织了一张严密的“关系网”，使这些地方的政权机关实际上掌控在走私集团手中。

　　因此，他强调，要防止利益集团的结盟，尤其是企业利益集团与某些官员的结盟，“要慎重对待利益集团跨地区、跨行业的组织发展，防止出现与现行体制分庭抗礼带有全国性和政治色彩的利益集团。”

　　以制度倒逼“文明生长”

　　面对企业利益集团日益膨胀的社会现实，如何规制？朱光磊认为，首先要建立明确清晰的治理思路，“无论是企业利益，还是企业利益集团，是市场经济给社会生活带来的现实存在。其一，挡不住；其二，要坦然接受；其三，要有办法。不能只想接受市场经济带来的便利一面，而不想、不愿接受其负面的一面。应当通过制度建设，促其多发挥正面作用，限制和消解其负面作用。”

　　这个过程中，关键还在于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的制度安排。

　　“没有国家权力，公司什么都不是。它压根就不会存在。”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法学教授、罗德学者乔尔·巴肯在其《公司》一书中，深入研究了300多年公司制体制特点。

　　这位西方学者发现，当下公司力量或者说企业利益的无处不在和强大，源于经济全球化和解除管制削弱了国家保护公共利益的力量(比如劳动法、环境法和消费者保护法)，却强化了国家促进公司利益，便利它们完成追求利润的使命的力量(比如公司法、物权法、合同法、版权法、国家贸易法)，“从全局看，国家的力量并未减少，只是被重新分配，更多地与公司的利益和要求联系在一起，从而放弃了公共利益。”

　　现在，最需要做的就是要重新安排制度建设，纠正国家力量的分配过度倾向于企业利益。在这种思路下，朱光磊认为，制度安排应该重温刘少奇在新中国建立初期提出的经济政策思想——“劳资两利，四面八方”，“必须贯彻公私兼顾的政策”，“必须贯彻劳资两利的政策”。

　　为此，朱光磊提出了两个词，“容忍”和“限制”。他解释说，“容忍，就是坦然接受由此带来的各种问题，包括有些负面和麻烦的方面，并保持密切的关注、跟踪和研究。同时，要限制其副作用，特别是其对民主和法治建设的干扰。西方国家要限制，中国更要限制。限制就是通过制度安排引导其走和谐、文明的发展道路。”

　　按照朱光磊的理解，我们可以在一定限度内容忍一定的经济差别，包括区域差别和贫富差别。消除这些差别，将贯穿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需要很长时间。目前，为了加快发展，容忍一定程度的经济差别是理性的选择；限制主要指限制政治差别，也即绝不能让经济差别向政治领域蔓延。他说，“如果蔓延了就不叫社会主义，这是对党执政能力的最大考验。如果能把这个问题在制度层面解决好了，将是对人类的一大贡献。”

　　在这里，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的观点具有启发性。他接受本刊采访时，提出规范限制四原则：

　　其一，承认企业利益，而不是消除；其二，限制企业利益集团的特权，将其由“贵族”降为“平民”，从“经济人”与“政治人”的双重身份，变为纯粹的“经济人”，是企业家、银行家，而不是政治家；其三，规范企业利益集团的行为，重新建立商业游戏规则，迫使垄断行业从经济寻租、政治寻租，转变为依靠技术创新、高质量服务、良好信誉等，谋求利润最大化；其四，通过市场准入政策和产业组织政策，尽可能地引入有效的竞争机制，打破既得利益集团的垄断地位。□

　　《瞭望》文章：公司真相

　　在认识资本积极一面的同时，也要看到资本的贪婪与无畏，使企业具有超越一切约束、争取利润最大化的强烈动机

　　文/江涌

　　现代国家通常存在或潜在三大力量：政治力量(或曰权力)、社会力量(或曰民力)与市场力量(或曰钱力)。从世界经验来看，那些治理比较成功的国家——兼顾经济效率、社会正义、政治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三种力量相对处于均衡状态。

　　但是，在三大力量中，出于利润最大化的驱动，以企业为代表的市场或资本的力量，始终有超越政治与社会力量制约、成为垄断或独占一切的强烈倾向。甚至收买和腐蚀官员与媒体，成为不仅控制市场、控制经济，还要控制社会、控制政府乃至控制国家的“公司帝国”。

　　“公司帝国”

　　企业作为一种经济组织形式，不同阶段的企业所代表或凝聚的力量是不同的。在中国古代与欧洲近代，企业都是官办或政府特许，代表政府利益或直接为政府谋利。在古代中国，官营盐铁机构持续2000多年。在近代欧美，英国皇家的东印度公司、北美殖民地时期的弗吉尼亚公司、美国的国民银行等都是这类企业代表。这时的企业是一种完全意义上的政治性或公众机构。由于社会力量不断发育成长，民间要求分享企业经营权利的呼声不断高涨。如此，官督民办的企业越来越多，在中国近代洋务运动中就出现了一大批这样的企业。

　　在美国，随着“强盗贵族”(商业巨子的别号)的出现，资本对权力尤其是治权的腐蚀越来越大。“强盗贵族”利用联邦体制的漏洞，以及州政府之间的利益冲突，展开了向政府夺权的运动，通过在各州大耍“抢凳子”的游戏，争取并巩固对企业越来越多的利益，最终让国家法律甚至是宪法赋予企业和自然人一样的权益——“企业法人”。

　　从此，资本就完全“站起来了”，越来越多的企业被私有化，越来越多的私营企业出现。因此，现代企业是一种法律产物，一种政治产物，根本不存在与自然界的某种必然联系。“强盗贵族”与其资助的学者及其所操控的舆论，编织与宣传“自由企业制度”是一种可以自由经营而且是与生俱来的私人产业。

　　随着资本力量不断成长，企业在积累与兼并中不断成长壮大，逐渐异化成为与社会、政府抗衡的力量，甚至成为一个个富可敌国、强可役国、关键时刻还可以灭国的经济“尤物”，成为没有边界的“公司帝国”。“公司帝国”不仅有强大的组织力，强大的竞争力，还有强大的渗透力与强大的战斗力，对内实行集权统治，对外实行经济扩张。

　　现代西方民主设计实质就是“钱袋子”的较量，大企业、大资本通过股权交叉或经理人相互委派等，形成资本联姻或企业联盟，如此强强联合，使“公司帝国”势力无所不在，行动无所不能，攻坚无所不克，经由代理人与旋转门体制，最终俘虏了政府。

　　上世纪30年代，垄断资本与金融寡头的贪婪导致了世纪“大萧条”。罗斯福总统以此为契机，向大企业代表的垄断资本宣战，开启了影响久远的“罗斯福新政”，由此给美国带来了持续30年的繁荣。但是，资本突破权力的束缚一刻都没有停止。

　　由跨国企业积极推进的经济全球化，有一个明显伴生物，即腐败全球化。“公司帝国”钱力无边，用钱开道，以回扣、奖金、版税、出国旅游、学术资助等，俘获一些国家政府官员、学者，并培植为其利益服务的社会组织。

　　在“公司帝国”与“强盗贵族”的持续努力下，政府不断变小，企业则持续坐大。在美国有一个说法，“你不可能知道政府的界线在哪里结束，洛克希德(美国军工企业)的势力从哪里开始。”1876年，美国总统海斯曾这样批评当时的美国企业对美国政府的巨大影响：“这是一个企业有、企业治、企业享的政府。”

　　为善也在作恶

　　当今中国财富创造、就业增加、经济增长、社会繁荣都与企业发展密切相关。改革开放后，活跃于中国市场舞台的主要有三类企业——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三分天下。中国在关注企业积极面的同时，也应关注企业尤其是大企业的消极面，更应区分三类企业各自的消极面，使企业更好地为消费者、社会与国家服务。

　　损害消费者利益。

　　国有、民营和外资三类企业作为以赢利为目标的市场主体，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损害消费者的行为。长期以来，中国消费者饱受“假冒伪劣”之苦，这些产品与服务大都由民营中小企业提供。而某些大企业以保护知识产权为名，极大地约束了中小企业创新，使消费者的选择机会减少。大企业通过技术、产品差异化、市场份额的垄断，操纵产品与服务价格，劫掠消费者的钱包。近些年来，集中表现为毒奶粉、毒牙膏、毒食品等各类“毒品”层出不穷，“迷你债券”等金融欺诈屡屡发生，与国际接轨的油价只涨不跌、境外国际话费比国内话费还要便宜之怪象长期存在。

　　损害劳工利益。

　　一些资方明明出于增加利润、减少社会责任的私利，却以市场竞争激烈为借口，压低劳动者工资。在美国，1980年里根发动自由主义革命时，企业总裁的收入是一般劳工的43倍，到2005年则提高到411倍，与此同时，所得税的最高税率却不断降低，由原来的91%降至35%。在中国，市场经济发展使众多企业处于原始积累阶段，资本对劳工的盘剥比美国更加严重，长期将劳工强压在最低基本保障线。报道显示，珠江三角洲在经济繁荣的20多年间，打工者的工资基本未变。劳资矛盾(穷人与富人的矛盾)正日益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2010年“富士康事件”就是这一矛盾最清晰的折射。

　　损害社会利益。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指出，“商界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只有一个，那就是提高自身利润水平。”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企业界引进西方会计准则，将经济效益放在第一位，而且更关注眼前的会计利润。如此，越来越多的国有企业出于“利润第一”的目的，与外资和民营企业短兵相接，甚至参与地产炒作与热衷房产开发，损害社会利益。企业寻求利润最大化，必然导致企业成本外部化，经济成本社会化，想方设法逃避或减轻社会责任。

　　在发达国家，企业要为社区建设发展承担越来越多的责任。家乐福、沃尔玛等巨型超市设点经营都必须远离社区，以保护随叫随到的便利店，保护社区文化。但在中国不少城市，政府往往将商业黄金地段让与家乐福、沃尔玛等巨型超市。研究显示，这些巨型超市每开设一个分店，其周围很快出现“三公里死亡地带”，而每增加1人就业会导致3人失业，给社区健康发展以毁灭性打击。

　　损害政府利益。

　　在中国，由于前些年某些地方政府为GDP政绩而持续不断向企业尤其是外资企业“献媚”，长期用廉价劳动力、廉价资源、廉价环境来吸引外资企业，而外资企业持续通过转移定价等手法转移利润，对政府税收的贡献增速不断下降。与此同时，政府因企业破坏环境、损害劳动者生命健康等方面的支出越来越大。更为严重的是，大企业借用钱力，收买官员，从而使政府部门的权力与职能发生异化。如此，从长期来看，必然侵蚀政府的权力基础，加剧政权安全风险。

　　损害国家利益。

　　某些外资企业利用垄断利润，或建立“胡士泰般”利益共同体，搜集中国商业机密，深挖中国经济墙脚；或发展“郭京毅们”作为代理，直接影响政府政策乃至国家立法的制定，使外资企业利益政策化、法律化，不止造成国家经济利益的流失，而且侵蚀和损害了国家主权。

　　“节制资本”

　　在当今中国，一直缺乏有效的力量来制衡资本的力量。有学者坦言：“当今，中国人不得不面对两个现实：官民矛盾和劳资矛盾。官民矛盾是权力没有得到制衡的结果，劳资矛盾是资本没有得到驾驭的结果。”而某些政府官员与企业的联姻，则导致权贵资本的出现，大众利益和党的执政基础遭到不断侵蚀。而长此以往，最终必然会损害企业的长远利益。也因此，国际国内有关节制资本的呼声越来越高。

　　所谓“节制资本”是指用政治力量、社会力量来节制不断扩张与日益嚣张的资本，节制资本与权力联姻。“节制资本”是个老话题，但是常说常新。作为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在中国是倡导“节制资本”的先行者。他一方面鼓励私人资本的发展；另一方面为了防止资本家操纵国计民生，又主张大力发展国家资本，由国家经营主要的工业部门。

　　孙中山认为，在欧美国家，资本为少数人所垄断，经济问题的解决，百十倍烦难于政治问题。“文明有善果，也有恶果。需要取那善果，避那恶果。欧美各国，善果被富人享尽，贫民反食果恶，总由少数人把持文明幸福，故成此不平等的世界”。民生主义之要义，即为“平均地权”与”节制资本”，实行“国家社会主义”，这样既能“防资本家垄断之弊”，又可“合全国之资力”以发展实业。

　　在全球化起伏跌宕、中国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高的今天，“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发展似乎越来越难以超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完善的过程中，中国应当积极主动利用外资，而不是被外资利用，努力“取那善果，避那恶果”。

　　为此，要节制跨国垄断资本，使外资企业成为中国经济的合作力量而不是侵蚀力量；要痛下决心摘除“权贵资本”这一经济社会政治的毒瘤，维护国家和大众利益，使国有企业保持经济“主力军”地位，同时努力帮扶民族资本，使其尽快成长、壮大，成为中国经济中守法律、讲道德、有社会责任的“生力军”。□(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瞭望》文章：资本话语权“潜规则”

　　没有一个公正的话语权，且不论维护自身利益，让公众进行正确的思考都做不到

　　文/张捷

　　中国经济发展现阶段，为了自身的利益，各利益集团对社会话语权的争夺，已经越来越明显。面对各种资本强势话语体系对中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冲击，为了保障国家和社会利益不被资本垄断势力干扰和侵害，中国需要加快建设有效的利益制衡体系，构建自己的评价和价值标准体系，在中国市场以法限制资本利益和话语权的膨胀。

　　VISA银联之争的秘密

　　就中国金融问题看，如果金融话语权被别人掌握，中国的金融政策就有可能被渔利。这一点在近期VISA与银联的争端中得到了集中体现。去年年中，VISA国际组织向全球会员银行发函要求，从8月1日起，凡在中国境外受理带VISA标志的双币种信用卡时，不论刷卡消费还是ATM取现，都不得走中国银联的清算通道，否则VISA将重罚收单银行。

　　国内不少学者认为，VISA此举的原因在于中国银行卡清算渠道并不开放，国外银行卡在国内刷只能走中国银联的渠道，对VISA而言没有什么利润空间，并且建议，中国的银行卡组织在海外积极扩张的同时，也应该适度地开放国内市场。

　　事实上，VISA占据世界60%市场份额，是更大的垄断者，VISA限制双币卡在境外的使用就是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何况使用哪个通道的权力掌握在消费者手中。现在，VISA反过来指责银联为垄断者。要知道，VISA收取2%的手续费，而银联只收取0.5%，VISA的垄断利益巨大。

　　那么，为什么国内舆论反而多是指责银联的声音呢？关键的原因在于，银联的存在使得银行卡可以跨行使用，打破了原来市场份额大的垄断银行利益。如果没有银联，可能没有人会愿意使用网点很少的中小银行的银行卡；如果没有银联，国内大型银行的银行卡不但可能充分独享市场，而且可以从VISA分得比银联高得多的佣金。

　　可以说，银联打破垄断的行为，反而“激怒”国内占有垄断地位和控制金融话语权的大型银行，而舆论导向的偏转就有了利益根源。尽管VISA封堵银联，相当程度上是对人民币海外发展和人民币结算权、清算权的封堵，涉及中国金融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

　　“口水”电信的后面

　　同样的故事也发生在中国的电信业，中国受到广泛攻击的电信基础设施建设与收费合理性问题，实际上也是话语权被操纵的结果。

　　首先，数网竞争问题。各种专家和舆论一直要求中国电信业在3G上建设多张网，以满足所谓的充分竞争。但是，对于原本中国市场一张3G网络就足够的情况下，三个网络再怎样竞争，效率能够是原来的三倍吗？而且，这样的建设成本最后还得由消费者埋单。但是电信设备制造商们肯定希望建设的网络越多越好，电信公司也希望有自己独立的网络，更何况建设网络后面可能的巨大灰色利益。因此，最佳方案没有出现。

　　中国的3G就应当只建设拥有中国自己标准的网络，这个网络由国家投资建设而且还可以兼容军事用途。就如美国当年互联网建设一样，让所有的电信公司在这个网络上成为虚拟运营商。中国有世界最好的2G网络，由于2G的成功导致3G晚建，就应当尽量简化建设，把规划做到4G网络建设上去，这才是最经济的方案。

　　其次，电信收费问题。虽然中国人力成本低而电信员工工资高，但是电信业是资本密集型的行业，设备占据主要成本，而中国的设备大量需要进口，加上税收等费用，远高于外国同行成本。这决定了中国电信的收费不会低于西方。西方所谓的电信收费低，是相对于西方人的收入水平和不同收费模式下部分项目的低廉。要知道，美国也有月租费，五六十美元左右，并曾达到一百多美元。

　　如果中国也收取这样的月租费价格，中国大部分普通老百姓就用不起电话。所以，中国的包月费很低，而用价格较高的长途话费进行弥补，这也是保障低端人群基本通话需求的收费方案。这样的方案让那些在中国做业务的西方企业承担了高话费，产生了西方补贴中国低收入人群的效果。因此，这样的收费方式也被“妖魔化”。

　　垄断油价的真含义

　　最耐人寻味的是，社会舆论对中国石油垄断和中美油价高低的质疑。事实上，西方石油公司从来都是垄断性质的大公司，产油国更是完全将石油公司国有化。中国的石油产业不做大规模，如何与世界其他国家和石油巨头竞争？而这一点甚少被西方话语体系所提及。

　　至于中美价格的差异，就不能不提美国控制着世界石油资源而中国没有的现实。按照现在美国每加仑2美元的汽油价格计算，参照目前汇价，美国汽油价格的确比中国的汽油价格便宜近一半。

　　但如果按照当前世界市场每桶90美元左右的原油价格计算，世界原油每加仑价格已经达到2美元多。而美国汽油价格还包括30%的燃油税，以及运输成本、炼油成本、损耗、批发零售利润等等，2美元的汽油价格连成本都不够。这只能说明一点，长期以来，美国大公司一直以远远低于世界公开市场的价格，获取源源不断的原油。

　　反过来，中国所需石油60%左右需要进口。按照目前中国的石油价格，以每桶158升计算，就可以得出国际市场原油价格已经接近每升4元人民币，加上1元燃油税以及运输成本、炼油成本、损耗、批发零售利润等等，很容易计算出中国汽油价格。

　　有观点认为，中国不是有成本低的自产原油吗？这的确也是事实，但这其中有相当部分，因为中国当年还处在“石油换汇”时期，或因为获取外国低息和无息贷款，而签署长期石油出口协议，不得不赔本出口。而且，即使按照国际价格，中国需求大多属于新增配额，必须向欧佩克支付额外代价，最后实际的购买价格可能高于国际价格。

　　所以，对于中国的石油垄断和油价问题，实际上还是西方操控话语权“洗脑”中国社会舆论的结果，“妖魔化”中国的石油政策的背后，很可能源于西方石油公司要进入中国石油市场的需要。

　　深藏的铁矿石利益链条

　　回顾中国铁矿石谈判的历史，基本上以中方“力不从心”的失败告终。虽然2010年度中方与三大矿商谈判一度僵持，但“曲未终人已散”，仍以中方默认三大矿商的季度定价要求收场。2011年，谈判形势的严峻较往年有过之而无不及。为什么中国的铁矿石谈判总是失败呢？这里必须要提到的就是，铁矿石利益链条。

　　首先，中国钢铁行业对于刚性成本上涨，很容易向下游转嫁，而本行业内没有人愿意铁矿石降价。对于矿山企业而言，无论国内、国外，都愿意看到价格上涨；对于铁矿石贸易商而言，涨价就是其库存的增值；对于钢铁生产企业而言，今年的钢材由去年的铁矿石炼制而成，涨价就是利润的增加……如此利益背景下，怎么能够谈判成功？

　　对于国际矿山企业，最好的办法就是搞反垄断，征收特别反垄断税。其实，全球铁矿石储量和产量潜力巨大。只要通过高税收打击垄断巨头，培育和繁荣世界上其他更多的中小矿山企业，基本能够摆脱目前中国的窘境。但是，这样的方案，不可能由钢铁产业链上的利益方提出来。

　　而且，中国的《反垄断法》与世界差别很大，完全不“给力”。相关的垄断惩罚规定，不是没有就是很低。针对垄断行为，所谓的50万元最高额罚款，对垄断者而言完全就是“毛毛雨”。这就是舆论话语权被操控后的恶果。

　　现在，许多钢铁产业利益方一致要求减少所谓的铁矿石进口资质。这样的结果就是：对3家国际矿山巨头而言，20家进口商仍然不能摆脱势单力薄的困境；对国内用户而言，却是进口商垄断力量的进一步强化。可能的结果就是，有资质和话语权的钢铁企业可以渔利全行业。这种资质集中的所谓对抗政策，就由对外寻租变成了对内寻租。

　　原因简单，钢铁涨价的最终埋单者是中国钢铁行业之外的广大用户，是中国经济为钢铁利益集团埋单。有估算显示，2010年，中国经济为铁矿石的涨价就多支出达1600多亿元。

　　为什么妖魔化“铁公基”

　　目前，被西方舆论攻击最多的可能要属中国的“铁公基”建设。

　　中国工业化时间不到西方的十分之一。要在短时期内实现现代化，必然决定其增长强度数倍于西方国家，否则中国肯定难以实现快速工业化。而西方国家舆论渲染“铁公基”的风险和危害，要求中国在基础建设方面减速和降低产业比重，与其遏制中国崛起的企图是分不开的。要知道，过去30年来，正是中国在基础设施上取得的巨大成就，成为中国经济崛起的坚强后盾，和其他国家追赶中国难以逾越的巨大障碍。

　　而且，中国的基础建设活动全部都在国内，建设的产业链也在国内，并且积累大量资源，是西方资本最难以插手和渔利的产业。因此，这个产业就被西方国家一连串的经济学者所诋毁。事实上，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真正的门槛，就是物质财富的社会积累问题。而这个积累，首先就表现在基础设施方面。中国很多地方由于当年基础设施建设不足，不得不翻建，造成巨大的成本损失。这与西方舆论掌握话语权干扰我们决策判断分不开。

　　评价体系“易手”的危险

　　这里，中国话语权的易手还表现在中国评价体系的错位。

　　目前，中国学者要取得职称，须以论文数量为主要指标，论文数量又以西方权威杂志为最重。然而，要在西方权威杂志发表文章，作者首先要与杂志的价值立场接轨。而国内大部分影响较大的学术杂志，其经费或多或少受到西方大企业或基金会资助。掌握国内学术评价话语权的学者，会频繁受到这些企业和基金会的邀请，进行出国考察、实地调研等等活动。

　　这种背景下，一个研究者，特别是社会科学研究者，在某些领域，如果在立场和判断上不符合国际或国内资本利益，很难在其学术圈子内得到认可，其研究成果更难接近政府决策环节。尽管被资本利益集团完全控制的专家队伍目前还局限在个别学术领域范围，但这种评价体系的资本俘获现象，有逐渐扩大的趋势。

　　长此以往，利益渗透对中国评价体系的侵蚀，不但会影响政府决策的准确性，而且有可能误导中国国内普通民众的价值判断，聚集到一定程度甚至可能影响中国社会的稳定和执政基础。近期，发生在中东北非地区的安全局势动荡，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该地区民意和舆论被西方资本利益长期演化而最终被操纵的结果。□

　　(作者为北京立天律师事务所合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