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文章：医疗暴力维权的背后

　　3月4日，在全国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医药卫生界的两场小组讨论中，委员们频频引述近年发生的多起医疗纠纷血案，强力谴责医疗维权走向暴力的现况，其热度甚至超过临近“中考”的新一轮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目下，患者医疗维权一般通过三种方式：其一是“私了”，即患者借助私人力量和医院达成解决协议；其二是“官了”，即在卫生行政部门的主导下，按照正常程序达成解决协议；第三则是“司了”，即通过司法的介入等达成解决协议。

　　全国政协委员林野告诉本刊记者，现在的情况是，患方往往不愿意走后两种途径，就是想通过“闹”达成“私了”，放眼全国，从闹事到停尸、从打人到杀人，医闹甚至已经成为一门职业，医患冲突日趋升级。

　　的确，在医闹兴风作浪的暴力事件中，救死扶伤的医生落得个非死即伤的下场，这不但令国内医疗界心绪难平，甚至引起“友邦惊诧”——2010年，国际知名医学刊物《柳叶刀》就曾发表述评文章“ChineseDoctorsAreUnderThreat”(《中国医生：威胁下的生存》)。

　　但倘若放下胸中彼此的成见，我们就不得不承认，在医疗纠纷暴力维权的背后，是机制患病的事实，也是社会染病的投射。

　　从患方角度看，其往往认为医生和医院对自己痛下“黑手”——“大处方”、“大检查”令医疗费用数额惊人，特别是在红包、回扣成为行业潜规则的情况下，他们会责备医生缺乏医德，以治病为名牟取不正当利益。特别是在自己花了大钱还没能治好病的情况下，他们就会感觉自己“被宰”、医生和医院“图财害命”，希望通过“闹”来避免“人财两失”。

　　而在医方看来，医学本就是一门充满局限性和风险性的学科，远未达到包治百病的程度，对大多数疾病来说，医生只能是缓解、拖延，而不能治愈。因此，他们认为患方要求治愈近乎苛刻。至于态度生硬冷漠，那是工作繁忙所致；红包回扣，则更是对这个岗位“高风险、低收入”的补偿。

　　医患各执一词，与中国公立医院的运行机制密不可分。目前，中国公立医院能够得到的政府投入非常微薄，其运营主要依靠药品收入和检查收入。于是，医院制定相关政策，把医生收入与病人缴纳的费用挂钩，医生也就被推上了“卖药、卖检查”的战车。

　　可以想见，在此种情况下，一旦患者及其家属对治疗发出质疑，特别是纠纷缺少可供信任的第三方去仲裁，医生就容易代体制和机制受过，成为无辜的牺牲者。

　　而缺乏信任，则是转型社会患病的症状之一。在这样的时刻，旧房已拆，新房待建，人们往往缺少安全感，也缺乏对他人的信任。这在医患纠纷的尖峰时刻表现得就更为明显。从这个意义上讲，冲破医疗维权的暴力化，无疑困难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