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文章：马军：我们为什么盯住苹果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条件下，IT品牌企业作为规则的制定者，其话语权越来越大，它们制定的规则对中国污染的控制举足轻重。”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张冉燃

　　3月3日，苹果在美国为新产品——iPad2平板电脑召开特别发布会。苹果CEO乔布斯信誓旦旦地向媒体宣称，“2011年将是iPad2年。”

　　苹果靠iPhone甩掉了诺基亚，凭iPod超越了索尼，又试图用iPad向微软和英特尔发起冲击。乔布斯麾下的苹果股份有限公司，俨然在一夜之间成长为IT行业的巨人。

　　1月19日，苹果公布了其2011财年的首季报告。这份漂亮的季报显示，苹果当季实现净利润60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78%，创下历史新高，其旗下的明星产品销量惊人——iPhone达到1624万部，iPod达到1945万部，iPad达到733万台。

　　就在仰慕者、追随者、投资人、“果粉”们期待苹果再次发力时，2月15日，苹果发布《2011年供应商责任进展报告》(下称《报告》)，首度承认供应商胜华科技苏州工厂(即联建科技)137名工人“因暴露于正己烷环境，健康遭受不利影响”。

　　据知情人士介绍，正己烷的特点是容易挥发，能很快去除污渍且成本较低，故有供货商让员工用它替代酒精等清洗剂，去擦拭苹果的产品。由于正己烷中毒会导致四肢麻木，严重时会令四肢运动神经受损、肌肉萎缩等情况，国家明确将其列入限制使用的化学品序列。

　　“苹果骄人的销售业绩背后，是沿着其供应链上蔓延的污染和毒害。这是我们为什么盯住苹果的重要原因。”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向《瞭望》新闻周刊评论道。

　　著有《中国水危机》一书、开发出中国第一个水污染公益数据库的马军，是国际知名环保人士，他先后入选美国《时代》周刊“2006年全球最具影响的100人”、英国《卫报》“可以拯救地球的50人”，多次挑战在中国制造污染的跨国企业。

　　公众环境研究中心等30多家环保组织2010年就向苹果提出其供应商违规操作导致工人中毒、污染排放损害环境，以及侵犯劳工权益与尊严等相关问题，苹果一直避而不谈。

　　在“毒苹果”、“中毒门”等报道充斥媒体之后，有评论质疑道：施害的是联建科技，为什么苹果却成为众矢之的？

　　围绕这一事件的最新发展，马军回答了本刊记者的提问。

　　“这远远不是一份完整的报告”

　　《瞭望》：你认为苹果的《报告》是一份完整的报告吗？

　　马军：苹果在《报告》中终于承认联建科技是它的供应商，并且中毒的工人是在生产它的产品时受到毒害，应该讲这是苹果向前迈出了值得肯定的一步。

　　中毒事件其实发生在2009年，环保组织在去年8月跟苹果提出这个问题后，他们先是沉默了几个月，后来回了封信，说不能确认这家企业是它的供应商，要求环保组织提交更多证据。此后我们的合作伙伴给苹果去信，说有很多相关的公开证据，苹果的回信内容是其重复多次的话，‘我们长期以来的做法就是不披露供应商’。这之后苹果就没有任何回应了，包括我们在1月份发布《苹果的另一面》，更加详细地阐述联建科技发生中毒的情况，苹果都没有回应，等于是关上了交流的大门。

　　与其长期沉默、不回应、回避相比，《报告》无疑向前迈进了一步，但这份《报告》实际是苹果的一个年度报告，之前的几年也都有。去年的报告没有提及任何一家企业的名称，而今年的报告里提到了联建科技和富士康。

　　我们注意到，联建科技的问题与其在报告中陈述的情况还有很大差别。同时，我们和苹果提到的多起供应商环境污染问题，苹果至今没有作出任何直接的回应。

　　因此，这远远不是一份完整的报告，通篇读来，像是自说自话。你无法确认造成污染和劳工损害的都是谁，问题到底有没有在解决。苹果说他们都在解决，但这个说法是否能够得到公众的信任？苹果长期回避联建科技是其供应商，这实际是在规避社会监督，而在缺乏社会监督的情况下，我认为很多深层次问题难以有效解决。

　　《瞭望》：你认为苹果在这个事情中应承担什么责任？有人认为，苹果向联建科技采购，相当于消费者在超市购物，难道消费者要为厂家的污染负责？

　　马军：持此观点的人恐怕是对全球供应链发生的复杂变化不是非常了解。苹果实际上恰恰在利用这一点去规避其本该承担的责任。

　　一般而言，任何一个企业的大规模生产肯定都有一定的环境责任，苹果的情况比较特殊，它自己并不生产产品，而是完全交由供应商外包生产。一旦外包生产过程出现问题，苹果就把责任全部推到供应商，苹果曾说过‘苹果没有推卸原本就属于供应商的责任’。那么按照这个逻辑推论，因为苹果自己不生产任何产品，所以苹果就不会涉及任何生产过程的毒害和污染，这意味着苹果可以回避供应链上所有的环境保护和劳工保护等责任。它想做，那是它在尽额外的责任；它不想做，那它就什么责任都没有，这很难说得通啊。试想，现在很多品牌都在利用外包生产，如果真是按照这个逻辑去推论，那么这些企业就都可以逃避环境责任和社会责任，其结果必然是污染在全球的转移，这会对生产国造成严重的损害。

　　此外，生产企业破坏环境的目的是什么？无非是希望降低标准以便节约成本，去赢得超额利润，这个超额利润就是违法所得。我们看到，苹果和供应商在超额利润分成的安排中，苹果拿走了绝大部分，供应商只拿了非常小比例的部分。这意味着，苹果拿走了大部分的超额利润，而如果出现问题，责任就被推给了供应商。这种权利和义务的安排是严重不匹配的，我认为这不是一个公平的安排。

　　苹果非常清楚公众很难接受这种逻辑，所以它高调承诺，其产品无论在哪里生产，都将执行最高社会责任的标准，确保供应商达成环境保护、职业健康和劳工权益。而我们的研究结论是，苹果在这3个方面都严重违背自己的承诺。我想，公众完全有理由要求苹果对此负责，履行承诺。

　　更重要的是，苹果对供应商的管理，完全不同于消费者去超市买东西。消费者并没有介入商品的生产过程，苹果的情况则是，它非常深地介入到很多代工企业的生产过程，包括材料的使用、管理的要求等，以便确保苹果的质量标准。

　　有工人特别提到，苹果对无尘级别的要求高于其他品牌，而这些要求是苹果和供应商协商后决定的。比如，用很多塑料片将工作台包裹起来，从天花板垂到地板，这等于是一种隔离，以提高无尘水平，但这在多大程度上会妨害通风系统的工作，会不会因此导致对健康的损害更加严重，我觉得这些都需要认真研究。但现在苹果完全秘密地操作供应链，很难有一个独立的调查证据，我认为苹果有责任将这些问题公之于众，因为这些问题不解决，“无尘车间的怪病”就有可能重演。

　　如果真像工人说的，苹果在涉及化学品的使用、管理上的安排等方面都有相当的介入，恐怕它该承担的就不仅是道义上的责任，还会有直接的法律责任。

　　“所谓成功的治疗后，

　　很多工人被界定为职业伤残”

　　《瞭望》：你如何评价苹果等IT品牌企业在环境污染、劳工保护等方面的作用？

　　马军：非常负面。这些品牌企业在采购中，一旦确保质量能够达到要求，往往最关注的就是价格，其对环境和社会责任的要求是松懈的。一松一紧的情况下，供应商常常别无选择地通过逃避环保和社会责任的办法去降低成本，以便赢得订单。

　　我认为，这种采购规则不是一个好的规则，它诱导很多供应商铤而走险。供应商跟我们交流时也谈到这一点，他们说自己受制于这个规则，如果自身想改变，比如对重金属进行比较充分的治理和回收，对工人的健康完全关注的话，那么它们的成本就会提升，报价自然也会提高，但它们的客户企业并不看重这些好的表现，而只是看重报价，于是客户企业可能很快就会换到另一家供应商。在这种情况下，供应商即便想要改变，也常常是有心无力。

　　我们30多家环保组织选择跟29个大型IT品牌进行直接交流的目的，也是希望推动这些IT品牌企业改变它们的采购规则，把环境和社会责任的标准纳入采购标准，以便为供应商的转变提供必要的基础。

　　《瞭望》：你的言外之意是，IT品牌企业对供应商有巨大的影响力。但我注意到，苹果在发布《报告》后，仍有健康受损员工遭到供应商迫其离职的压力。会不会品牌企业对供应商的掌控能力没有想象的那么强？

　　马军：这反映的不是苹果对供应商的掌控权没那么大，而是苹果在管理中的一手硬一手软。也就是说，虽然苹果承认了员工遭到毒害，但这不意味着苹果会采取其像质量控制一样严厉的手段去面对这个问题。

　　苹果在《报告》中陈述说，他们在2010年才了解到有关情况，这非常令人惊讶，因为据我们了解，在其产品需求猛增的年份，苹果和供应商有过非常频密的接触，供应商也提到，他们在2009年就将正己烷中毒情况向客户进行了通报。

　　另外，苹果在《报告》中说工人都成功地治疗了，基本都回到了工作岗位，这与我们了解到的情况有很大出入。据我们所知，所谓成功的治疗后，很多工人被界定为职业伤残，其中一批还有症状，很多工人被医生警告不要回到生产线上以免诱发职业病，还有很多人在不离职、不签署相关协议就不能得到赔偿等压力下，不得不选择离职等。

　　如果苹果跟工人沟通一下，很快就会了解到这些情况，就不至于在这样一份严肃的报告里，出现不准确的陈述。可以想见，苹果选择去相信供应商单方的声音，而没有选择跟中毒工人作任何接触和沟通。

　　实际上，部分员工在今年1月1日就给苹果总裁写过信，直到几天前，苹果才通过一个中间人，向员工了解他们的陈述和想法。

　　我想，苹果听取一面的声音不一定能够真正了解情况。如果它连基本的情况都不了解，又如何推动供应商对工人作出适当、公平的补偿？

　　苹果在质量控制方面的要求能深深影响供应商，在社会责任、在解决工人受到毒害的问题上，是不是也能做到同样的程度，就要看其未来的行动了。

　　“推动IT品牌企业改变不好的规则”

　　《瞭望》：有人质疑环保组织不去追究肇事企业和监管部门的责任，却把矛头对准苹果，是因为苹果“脸皮薄”、“能骂得动”。

　　马军：很多人很早就有此疑问，说环保组织为什么不直接去找施害的工厂。

　　其实，我们并没有回避工厂是第一责任人的确认，以公众环境研究中心而言，我们第一个项目就是建立一个中国污染地图数据库，这里涉及到数万家企业的污染记录，它们就是第一责任人，我们最先做的工作就是公布它们的问题。这远远优先于我们推动IT品牌企业重视其供应商的环境表现和社会责任等。

　　我们也在推动相关监管部门加强监管和披露。比如，我们和一些机构合作，开展对环保重点城市环境监察信息披露的调研，这也是推动政府部门解决它们该解决的问题，我们并没有回避，也没有放弃对它们的推动。

　　与此同时，我们认识到，中国环境的问题需要社会各界的努力，特别是重要的利益方——供应商的客户，即IT品牌企业。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条件下，IT品牌企业作为规则的制定者，其话语权越来越大，它们制定的规则对中国污染的控制举足轻重。我们需要推动IT品牌企业改变不好的规则。

　　因此，我完全不能接受，如果生产企业的守法意识没有提升，如果相关监管部门的执法力度没有加强，如果法院没有积极介入环境问题的审理，那么，其他人就只需按照自己利益最大化的方式去行为，而不必承担任何责任。

　　我们的意见是，那些问题都需要解决，但谁的孩子必须谁抱走，如果这里涉及到品牌企业的责任，那品牌企业就必须要去承担。

　　现在，包括苹果在内的一些IT品牌企业，就是非常巧妙地利用IT产业依赖外包生产的局面，钻了很多地区环境和劳工保护等执法不严的空子，摆脱其自身的责任。

　　《瞭望》：目前看来，“毒苹果”是一个大新闻，但翻阅你们之前的调研报告，IT行业的重金属污染是比较普遍的。

　　马军：30多家环保组织在做这个项目时发现，IT行业不但存在比较普遍的环境污染，也存在比较普遍的职业健康危害。因为这个行业涉及比较精密的电子产品的加工生产，经常需要在无尘车间工作。无尘车间听起来非常干净，但它的通风系统往往会受到影响。由于成本的考虑，厂家不愿过多送入需要净化才能送入的空气，导致有危害的化学品在无尘车间聚集。正己烷只是其中之一，而且正己烷急性发作，症状明显，大家容易识别，而很多慢性的、长期的、潜伏的危害，也可能会对大量年轻工人造成损害。

　　20年前，西方也有品牌企业在外包过程中使用童工、使用苯等有害物质造成毒害的情况，西方的消费者对此作出强烈表达，他们掀起的拒买运动导致一些超级品牌陷入非常大的困难。这也推动大型品牌醒悟，不能仅仅通过外包来回避责任。应该说，这20年来，品牌企业推动供应商在环境和社会责任的延伸方面取得相当进展。

　　苹果的所作所为是违背这一潮流的，它高调声称长期的政策就是不披露。尤其是，苹果目前处于IT品牌特殊重要的位置，如果任何一家企业都可以用自己企业制定的规则去规避社会各界的质疑，哪怕在出现严重的问题后都不需要对此说清，陈述其解决方案，其他企业自然也都可以复制、效仿这一做法，那么，整个企业社会责任在过去20年所取得的进展就会遭受严重挫折。

　　因此，我们认为社会各界必须要在这个问题上向苹果作出更为清晰的表达。当然，由于供应链层层转包，苹果又秘密操作供应链，消费者很难获得信息作出选择。特别是，苹果最主要的消费群体，跟受到伤害的群体可能相隔万里，很多信息很难沟通。较之20年前，现在的难度肯定是更大了。中国多家环保组织所开展的IT产业污染调查项目，就是希望协助克服这个行业全球生产和采购带来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协助消费者作出绿色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