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建议

　　两会代表委员的“十二五”期盼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张伟  宋雪莲  胡雪琴  张璐晶|两会现场报道

　　中国未来五年的发展蓝图，将在今年两会确定。面对各种形式的变化，中国如何发展，举世瞩目。  

　　虽然过去五年中国发展成绩卓著，但经济社会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依然突出。

　　专家说：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约束强化，投资和消费关系失衡，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等制约发展的问题依然突出。

　　老百姓说：房子太贵了。上学太贵了。看病太贵了。大蒜太贵了……什么都太贵了。

　　下一个五年，中国将如何攻坚克难，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为13亿人民谋取更多福祉？

　　两会开幕，代表、委员聚首北京，为谋划崭新的“十二五”建言献策。

　　经济转型

　　全国政协委员、研祥高科技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陈志列：

　　用GNP考核地方政府

　　经济转型之际，如何更加客观有效地评价一个地区乃至整个国家的综合经济发展水平？我建议通过中央对地方政府以考核GNP(国民生产总值)取代考核GDP，把经济从增量发展型逐步过渡到优质发展型。GNP=GDP+来自国外和其他地区的要素收入净额。而GDP仅仅代表“国内(或本地区的)生产总值”，不一定都属于当地政府和百姓。现在在中国的外资企业已多达28万多家，资产总值超过2万亿美元。以GNP为考核指标，就是要侧重于提高本地区的实际国民收益。我们可以在局部地区试点，引入该指标进行考核计算，这样才能够体现地方经济对于中央的总体贡献度，也会从另一方面减缓单纯依靠土地资源和能源消耗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全国人大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

　　经济增长不能单靠房地产

　　应该改变整个经济结构、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房地产的局面。现在有一些城市，一些地方，GDP中有50%、60%是来自于房地产，这种对房地产的过度依赖是一种不好的经济结构，我们要改变这种过度依赖，就要培植新的增长极，比如大力发展战略新兴产业，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等等。经济增长不能靠房地产单一支撑，应该从单一支撑变为多元支撑，特别是新的增长点的培植，地方政府的财政更多来自于其他的新的增长点，才能改变这种过度依赖。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德州市市委书记吴翠云：

　　重点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基地

　　近年来，国家为加快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批准设立了许多能起示范引领作用的产业基地。但是，在建设过程中还存在诸多问题，极大地影响了基地建设和作用的发挥。由于用地指标受限，许多项目不能落地，且战略性新兴产业起点高、风险大、资金投入大、产业基础设施配套标准高，单靠地方投入难度很大。此外，国家对授予的“国家级产业示范基地”更侧重于品牌影响力，而与基地相配套的发展规划、扶持、考核等相关政策不明确。建议在土地供给上，国家可对进入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基地的企业项目用地实行“点供”或用地指标计划单列。建立专项资金对基地内创新能力基础设施建设进行大力扶持。在政策扶持上，允许基地内企业享受国家高新区有关税收、人才、科技开发等政策。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银行哈尔滨中心支行行长周逢民：

　　金融监管应选择统一综合模式

　　为更好地维护国家金融稳定与安全，适应金融业跨机构、跨市场、跨国界交叉经营的现实存在和未来趋势，实施统一、综合的监管模式将是必然选择。一是完善中国宏观审慎监管框架，赋予中央银行对具有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权。同时，加快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加快建立早期预警体系、金融稳定指标体系，在宏观审慎分析基础上进行压力测试。二是建立恰当的逆周期机制，防止金融失衡的扩大和系统性风险的不断增加。三是明确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权，抓紧制定跨行业跨市场的交叉性金融业务的标准和规范。要进一步提高金融市场的透明度。四是进一步完善人民银行与三家监管机构、财政部、发改委等各有关部门之间的协调机制。

　　全国政协常委、通威集团董事局主席刘汉元：

　　加大社保力度促消费

　　长期以来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健全、不完善，让老百姓不得不加大储蓄力度，依靠自身收入来应对失业、养老等各种社会保障问题，并不得不减少减缓消费，甚至不消费。国民收入、支出和储蓄之间一直难以寻求到一种动态平衡。“十二五”期间，国家有必要采取减税、退税等措施，推动制定国民收入常态增长计划，提高国民的可支配收入，企业和社会也要逐渐提高人力资源的消费成本。同时，强化对各种社会长效保障体系的投入、建设和完善，从而减轻乃至解除居民扩大消费的后顾之忧，为扩大消费提供基础和前提，从而促进消费观念转变和消费模式升级转型，让国民切实享受到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成果。

　　调节收入分配

　　全国人大代表、杭州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

　　5000元以下不收个税

　　拉动内需，前提是扩大分配，提高国民收入，缩小收入差距。扩大分配，减税让利给老百姓是最直接有效的措施。长期以来，我国的财政收入增长幅度大大高于同期GDP增长，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高达近30%，这说明国家的税收制度本身就不合理，在初次分配中，国家收得太多了。相关部门要制定具体的政策措施，认真落实减税让利给企业、老百姓的精神，把扩大分配落到实处。建议把个税起征点提高到5000元，5000元以下的不收税，5000元以上的分级收税。另外，要转变政府职能，缩减政府开支与投资，为减税打好基础。

　　全国人大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

　　扩大中等收入阶层比重

　　我们的经济发展中，消费是个短板，消费上不来，一个重要原因是中等收入阶层比重太低。我们财富的结构应该是一个纺锤形的，穷人比较少，富人比较少，中间阶层的比重比较大，这样的财富结构才能持续稳定地推动消费结构的增长。要扩大中等收入阶层的比重，关键是要通过城镇化，把农民变为市民，是要通过大力发展中小企业活力，创业带动就业，让更多人创业，让更多人成为创富者。

　　破解“用工荒”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教授郭国庆：

　　企业可在农村建立帮扶机制

　　破解“用工荒”，需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结构调整。此外，政府应该采取措施加强外来务工人员的社会保障，解决他们在子女教育等方面的切实需求，使他们在情感上更愿意留下来工作。此外，一些有条件的企业，不妨与农民工比较集中的农村地区建立帮扶机制，在农村养老、儿童教育等方面帮助这些地区解决实际问题，甚至参与其新农村建设进程。只有与农村实现了良性的互动，劳动力短缺才能根本解决。

　　全国政协委员、河北省农林科学院副院长王海波：

　　“用工荒”说明企业“贱”

　　“用工荒”其实是经济发展、劳动力价值提升的一种体现，反映了劳动者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正逐渐“贵”起来；招不到工的现象，暴露出部分中小企业仍处在“贱”的状态，效益较差、留不住人、又无能力或舍不得花更高工钱雇人。这说明我国的产业体系中存在着较多低层次、低效益的企业。解决这个问题，企业自身要有适应结构调整、转变发展方式的战略眼光和自觉性，应积极地调整自己向高层次、高效益企业转变。我国是人力资源大国，劳动力并不匮乏，关键是要有个良好的企业生态。

　　房地产调控

　　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副省长张大卫：

　　谁的房价低，土地卖给谁

　　高房价带给中低收入家庭的“痛”感是最强烈的。政府应采取各种措施大力建设保障性住房，提供更多低价房源，抑制房价过快上涨，努力实现居民住有所居。除了积极争取中央资金补助，省市县积极筹措财政性资金予以保障外，还应积极发挥政府投资的引导作用，通过各种优惠政策，吸引企业包括房地产开发商和社会资金参与保障性住房建设。同时，政府可以考虑通过改善土地供应方法来降低住房成本，抑制高房价。比如在拍一块土地的时候，不单纯地以谁竞价高谁拿到这块土地，要同时考虑谁定的房价低。此外还应加强市场监管，严格控制炒买炒卖、囤积房源等行为，净化房地产市场环境。

　　全国政协委员、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

　　保障房也要考虑年轻白领

　　年轻人大学毕业后，谈婚论嫁的一个条件就是房子，这是中国的一个现实，但这实际上是不合理的。政府应该多建保障性住房中的廉租房和适租房，其中廉租房主要保障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适租房对象的收入层次可再高些，比如年轻白领、刚毕业的大学生、夹心层群体等。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城建控股集团总裁于炼：

　　保障房体系建设必须产业化

　　现在，保障房建设只是政府的一项任务，尽管实行问责制，而且层层立下“军令状”，但面临的困难和压力实在太大。比如资金从何而来？建成后如何管理？服务资源如何配套？今年国家将新增1000万套保障房，需要资金1.3万亿元，可看得见的资金来源为：中央财政拨款1300亿元；地方土地出让金净收益的10%，足额到位最多也就1350亿元；再加上动用有限的住房公积金增值净收益，其余大部分缺口需要依靠存在很大不定因素的金融及发债来完成。保障房建设不能仅仅当做一项任务，健康的保障性住房体系建设必须走产业化之路，用产业立法确立用地优先保障机制，同时使每个城市将交通、教育、就医等资源最为便利的用地，优先满足保障房建设，以解决资源配套投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