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财经 首席评论：你的收入如何跟上GDP？

　　中国目前GDP已经超越了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在前不久之前，从利比亚大规模的“撤侨”行动也是进行得安全而有序，这种种现象都显示出中国日益的富强起来，有句话叫做国富民强，那么在这一段时期我们中国人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是不是也是蒸蒸日上了？我们的收入水平是不是也像GDP那样迅速的增长呢？本期《首席评论》关键词：“新一轮收入分配改革开启”、“你我的收入会否跟上GDP增速？”、“‘民富’的目标能否成为现实？”、“难点破局—垄断，”“灰色收入会否再成收入分配绊脚石？本期《首席评论》嘉宾：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和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以下是节目实录：

　　褚琳：各位好，欢迎收看《首席评论》。

　　我们知道两位都是这方面的专家，而且有过收入分配和收入增长方面的专著，之所以今天我们要特别提到这个话题，是因为目前的两会正在召开，“十二五”的规划当中又首次提出居民的收入增长要赶上GDP的增长速度，这意味着什么呢？我们首先来看看短片。

　　看到这个短片，特别提到“十二五”规划以及两会当中正在讨论的议题，迟院长您也是政协的委员，正在参加两会，所以您应该特别了解最新的信息，刚才短片里面说两个同步是一个目标，既然是目标的话就是现在没有实现，过往没有做到收入的增长和经济增长同质的原因是什么呢？

　　迟福林：两会参加讨论的委员大部分围绕着收入分配展开，你问的这个问题很对，过去我们GDP的增长速度很快，国家财政收入增长也很快，可是老百姓的收入，虽然“十一五”达到了9，达到了8，农村也将近9，但是离GDP还有一定的距离，那就说明什么呢？我们过去的增长方式是以做大经济总量为目标的，做大经济总量为目标的这种增长方式突出了国富优先的发展导向，国家的实际收入水平过于居民的消费能力，所以这种增长方式到了这一段，最大的问题内生增长不足，我们看GDP增长很快，但是居民消费力这些年下降比较明显，这正成为改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褚琳：我们这种增长方式是国富优先，刚才说到中国的GDP总量已经很大了，在世界上排名第二位，简单的分GDP可以分成政府的财政收入、企业收入和居民收入，如果现在我们想改变居民收入，要从GDP里面分的份额更多的话，势必政府和企业的收入会相应的减少一些，您觉得政府在这方面动力和魄力足够吗？

　　王小鲁：在我看来，这个问题可能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说，首先是居民收入的增长，恐怕还要细分一下，因为居民中间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收入增长是不同的，那么在过去很长时间，造成了高收入群体的增长快于低收入群体的增长，非劳动报酬的增长快于劳动报酬的增长，这样就造成了收入差距的扩大。

　　另一方面就是我们对公共服务，对转移支付这方面还存在很多做得不够的地方，在现行的财税体制下，同时政府的财政收入增长是很快的，但是居民收入没有保持相应的增长。所以在这些方面我觉得都要通过推进制度长的改革来解决。

　　褚琳：两位都提到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比居民增长稍微快一些，我们这里有一些统计数据，可以跟大家比较客观的展示一下。

　　苏雪姣：好的，我这里简单梳理一下“十一五”期间我国财政收入的情况，我们可以从图中看到，从2007年到2010年，这几年的财政收入是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其中2010年是超过了8万亿，比2005年增长了1.6倍，年均增长达到了21.3%。但是我们从“十一五”期间另外一个数据可以看到，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9.7和8.9%。

　　褚琳：这是国家公开的一些资料，我们从统计局得来一些数据，其实这个现象一直是比较明显的，一直都存在，为什么摆在大家面前的这个问题，随着刚才的数据来看，好象目前没有缩小，还有进一步扩大的态势？为什么那么长时间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呢？

　　迟福林：刚才王小鲁教授讲的很重要，我们两个方面来看这个问题，一方面我们传统增长方式在分担上有明显的缺陷，也就是我们现在的财税体制在做大经济总量上功不可没，但是在调节收入分配方面明显的不足，所以这蛋糕些的就少了，所以国家财政收入增长比较快。现在无论初次分配、再分配需要从这个蛋糕倾向于居民切一块。

　　第二，即使给城乡居民切的这块不大，我们在这块，中低实际的收入水平又是比较低，这就造成我们现在居民消费力下降，消费倾向并不很好的一个最深层次的原因。

　　褚琳：其实两位更加都是关注分配这一块，总量做上去了如何分配的问题。那么现在是有人提出了，提高最低工资收入标准，王所长，你觉得这是一个有效的办法吗？

　　王小鲁：因为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工资增长的速度非常慢，在一定时期内适当提高工资标准我认为是有作用的，但是我们不能把解决收入分配的问题的希望都寄托在靠政府来提高工资标准上面。因为工资总的来看还是要由市场来决定的。

　　那么我们政府恐怕要解决的问题，我认为更重要的是怎么改善政府的公共服务，改善政府的职能，从追求GDP，从追求财政收入的扩张，转移到向全社会提供合理的公共服务，建立更完善的社会保障，转到这样一个轨道上来，我觉得这方面的任务恐怕是很重要的。

　　褚琳：这个是根本的更长远的解决办法。刚才也提到工资水平其实还是要由市场决定，但是很多企业来说他们肯定还是按照市场供需关系决定工资标准的，所以有人提出来个税的起征点可能要有一些变化，包括税率，这个可能会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更加有效一些。您认为呢？

　　迟福林：我们工资问题取决于市场分配，但是现在看工资确实太低了，全国最高深圳1300块钱，1300块钱在深圳生活可是难上加难，基本生活都难以维持，基本上最低工资很低的，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工资标准是对的。在另一方面我们调节个税的立足点在哪里呢？即使给城乡居民收入这一块不大，但是力度差距还是很明显的，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很大，中高收入和低收入的差距也很大，所以这就提出税收要改变，税收要有利于调节不同群体的收入的差距。

　　褚琳：但是有关个税这一块目前还在讨论当中，程序当中还没有完全决定怎么样调。

　　迟福林：是的，国务院在两会前已经正式讨论了，这个将经过国家的立法程序。但是我想它表明了一块，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随着收入分配改革的逐步推进，财税体制必须要改，而且要加快改，我们现在的财税体制不改，收入分配要突破是很困难的。

　　褚琳：刚才迟院长我们交流的时候也谈到，之前有关委员提出来的收入分配的趋向要跟政府的业绩挂钩，就是说收入分配是不是跟上GDP增长，要跟政绩考核挂钩起来，王所长您觉得这是一个有效的办法吗？

　　王小鲁：我认为政府的政绩考核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因为如果我们考核的这套制度不恰当的话，那他很可能会促成政府过分的追求GDP增长，过分的追求财政收入的扩大，而忽略了公共服务，忽视了全社会的协调发展。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恐怕我们政府的激励机制要转向的话，要转换政府职能的话，那对各级政府的考核指标当然也需要转换，当然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可能不是一个两个指标就能解决问题，可能需要有一系列的指标，还需要有比如怎么样来监督，怎么样来让全社会来监督政府是不是做到了必要的公共服务。

　　褚琳：特别是收入跟每个人相关，我们也是在网上做了一个调查，看看普通人对这个问题怎么看的？

　　苏雪姣：是这样，我们在网上专门做了一个民意调查，题目是关于收入分配改革，你最期待的改变是什么？我们在这里选取了其中几个网友的一个观点，其中一名名叫凯撒的网友说我期待规范收入分配的各个环节，使隐性收入变成显性收入，这是调节利益关系最起码的基础。另外一名叫莫斯林的网友说，我强烈要求同工同酬，在深圳同一所学校里，代课老师与正编老师收入差距至少是一倍。还有一位叫小虎的网友他的观点非常有意思，他说公务员的收入应该与他的服务质量挂钩，由民众来决定他的薪酬。

　　褚琳：这是大家把焦点更多放在同工同酬、隐性收入以及公务员的待遇上面，我们选了几个网友的声音，也代表了一种倾向，想问一下迟院长，您看到大家的反映，作为两会的代表，您怎么想？

　　迟福林：我想这四个问题，正反映了我们现实收入分配当中一些突出的矛盾和问题，像第一，王教授做了很深的研究，灰色收入，我们现在很多的隐性收入是灰色收入，所以如何能够来使这种灰色收入变成显性收入，这个是我们当前收入分配当中一个很大的问题，灰色，有合法的，有不合法的，有合理的，有不合理的，甚至还有腐败的。

　　第二个问题就反映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制度不平等，同样两个人干着同样的活，但是由于他的户籍不同，身份不同，结果他的工资分配差距很大，就是我们现在讲农民工也变成这样一个问题，民办电视也有这样的问题。

　　褚琳：电视台也是在编不在编的员工薪酬和福利待遇相差也特别大。

　　迟福林：这是制度安排的问题。

　　第三个问题就是公务员，公务员的工资当然不可能由民众决定，但是大家反映了对公务员的期待，在收入分配上，公务员的待遇应当和社会保持一定的水平。

　　褚琳：普通民众觉得自己是占优势的，公务员自己又觉得自己是弱势群体，大家除了提出这些，我们知道有一些垄断的行业，他们的收入水平相对于全社会来说也是特别高。

　　苏雪姣：是这样的，我这里有两组数据，似乎可以说明一些问题，我们首先来看第一组数据是来自于国资委，我们从中可以看到石油、石化、通信、煤炭、交通运输和电力等12家企业员工的工资是达到了全国平均水平的三到四倍，另外我们从这份来自于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可以看到，电力电信、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和烟草等行业职工的平均收入更是达到了其他行业的五到十倍。而我们在这些高收入的行业中发现了一个特点就是他们大多数多是高企。

　　褚琳：对，大多数是高企，而且是央企，他们大多数的薪酬高出社会平均水平比较多。我们看到不仅公务员，包括这些央企和国企的收入的水平都是为大家所关注和特别置疑的，这使得收入分配的改革面临着很多具体操作上的问题，究竟该如何改呢？稍候回来继续讨论。

　　欢迎回到首席评论。刚才我们是看了一组数据，像国企和央企的收入水平明显高，包括福利，我还有一个数字就是国企高管的平均收入比社会的平均收入水平据说是高出了128倍，王所长您是这方面研究特别多的，面对这么多实际操作上的问题，收入分配的改革有多大？我们可以做到什么程度？

　　王小鲁：关于垄断行业的收入问题，我想这里面可能涉及到几个问题，比如说包括我们现在资源收入的分配是不是合理，我们是不是把资源收入足够地通过适当的采收纳入到公共财政收入中间来了。现在已经开始进行的资源税改革，我认为在我看来还是刚刚开始，它在力度上，包括在范围上，恐怕还是有限的。所以在这方面的改革，我认为是需要加快的。

　　另外，像国有企业的利润分红问题，特别是处在垄断行业的国有企业，他们的利润现在虽然有一部分上缴，但是上缴的幅度还很小，在我看来，这部分利润应该更大比例的上缴公共财政，用于公共服务，用于全社会。

　　另外当然还涉及到其他很多方面，因为既然是垄断行业，它可能有种种的天然的优惠，所以就需要有一套的制度管理这些垄断性的行业，使它的管理更透明，使它的分配更加透明，向全社会公开。

　　褚琳：您说到垄断行业也是大家特别关心的，因为经济的总量增长了，但是在分配的时候如果特别偏重于一些行业，一些集团团体的话，那么另一些群体相对来说肯定会受到削弱，这也是大家特别关注的。迟院长。

　　迟福林：在这方面就是我们收入分配当中最突出的一个问题，这件事情本来应该加快解决，第一，像国家初次分配比例太低，所以很多就变成企业内部的分配了，再加上资源税改革不到位。第二在企业内部差距也很大，所以我们国务院已经提出来了，他的工资总额和内部的工资差距要做出规定，所以这件事社会反应很强烈，去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来现在要采取行动解决这个问题。应该到时候了。

　　褚琳：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的分析。这期节目我们谈到收入分配改革的话题，这是一个很宏大也非常成系统的问题，也不是一两个政策的改变就能做到的，但是我们知道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了警戒线，贫富的差距的日益拉大对于社会的稳定肯定是不安的因素，现在我们特别是在“十二五”，在两会期间，国家已经在探讨这些问题，究竟能做到什么程度？该如何进展？《首席评论》会持续的关注。好，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