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上八下”的GDP

　　特约撰稿/沈洪溥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2月27日在做客新华网、中国政府网时表示，“十二五”规划确定我国经济发展速度是7%，要把工作重点放在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上来。这一表态在3月5日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得到了确认。

　　众所周知，历经若干次“保八”，内、外部都已习惯我国政府对GDP增速8%的官方态度，因而这则GDP增速目标被调降的消息自然广受关注，其间掺杂的复杂情绪更难以尽述。如谓之“七上八下”，虽不中也不远矣。

　　从外部环境看，经历了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整个世界的经济秩序已经发生深刻改变。过去我们所倚赖的外部需求主体当中，美国、欧洲、日本都陷于巨大的危机漩涡之中，目前仅刚开始显现出程度不同的复苏迹象。而多数新兴经济体在危机后期更遭受了严峻的通胀冲击，暂时还无法替代发达国家，容纳我国庞大的外贸产能。从现状出发，发达国家的无就业增长情况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实体经济复苏的基础还不稳固，整个外部环境的紧缩态势一时还难以改变。这表明，我国外贸环境要在危机之后一两年内，即出现V型反转的几率非常有限。这就要求我们调低对外贸作为经济增长引擎的期待，适当地削减其对整体发展速度的贡献率。这样，传统的宏观经济增速水平绝对值肯定要受到一定影响。

　　从内部环境看，我国经济内需结构也面临转换和升级。长期以来，我国内部需求高度依赖投资规模的扩张，而非消费与投资的共同驱动。最近十年，为达“保八”目的，我们业已经历过两轮巨额投资催化——自上而下的投资拉动，是“铁公基”等基础设施建设；自下而上的投资推动，则是房地产领域的大兴土木。但是，投资的反复扩张也带来了明显副作用：一是经济增长结构日益依赖环境成本高昂的工业领域，钢铁、水泥、电解铝等与基建、房地产关联度较强的“两高”行业始终不能被有效淘汰；二是固定资产的投资需求吸附了大量货币投放，货币供给无法向服务业、向消费领域释放，当投资领域日益狭窄，即导致过量货币追逐房产等资产品，再通过乘数效应反复自我膨胀，最终更大量的货币推升了消费物价水平，使得社会经济环境不断恶化。适时调降经济增速，可以留出充分时间来调整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方式。

　　更重要的是，调降经济增速作为手段，不仅对应着外贸、投资两大经济引擎的降速操作，更暗喻着一部分经济资源的转移，应被视作是经济增长核心理念的深刻变化。过去，政策措施作为指挥棒，8%作为具有政治属性的政策目标，整个经济资源调配和使用的核心目的是推动增速快一点，更快一点……现在，经济增速目标下调到7%，意味着将经济增长的目的弱化，政策选项就可以更加从容，可能会将一部分经济资源用于改进民生，以便让社会公众共享改革的成果。这一方面是出于社会管理、维护稳定的总体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出于通过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来拉动消费力增长的需要。过去十多年间，我国消费率水平长期不振，在经济总量反复攀升的同时，消费倾向持续下滑，通过经济资源的重新分配，将可能纠正这种不正常的现象。

　　当然，“七上八下”虽看起来有如此多的必要，但未必能够当真迅即得到落实。现在，争议焦点在于调低增速是否可能导致失业增加。

　　笔者以为，当前城镇失业情况出现波动的本质是经济结构的问题所导致的，因此，不能颠倒逻辑因果，认为调低经济增速、调整产业结构就一定会带来新的失业。众所周知，第三产业，尤其是服务业的发展，是能够带来就业增加的。

　　如果解决了失业这个心结，那么接下来最重要的就是执行力。

　　必须承认，有时候，中央的决策思维已经冷静，但地方干部的热情却依然在高涨，最终导致某些关键政令只是在文件和会议中受重视而已。从媒体报道看，在各省市公布的“十二五”规划建议中，未来5年经济增长目标普遍高于7%，有的甚至高达13%。这需要中央出台有约束力的后续政策，既要明示弱化GDP增速的数量指标，又要细化新的考核体系。要么换理念，要么就换位子，才可能系统纠正已延续多年的“以GDP为纲”的错误思维。

　　至于面对“七上八下”，心里“七上八下”，是观众正常不过的心理反应。一个国家如果一味追求增长速度，罔顾人口、资源和环境瓶颈，不利于国内经济的可持续性，也让外人产生畏惧之心。中国经济总量如今已然是世界第二，调整正是时候。(作者为经济学博士)▲